炼狱-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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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荒谬的说法，我整整听了三年，内心里的反抗不只来过一次。今天再一次地感受到了它的压抑和污辱。我几乎要爆炸了。我强力抑制自己的情绪。而他把我的沉默当成了默认，继续问：
“过去想当作家诗人吧？”
“不敢。”
“这么说作家诗人很高贵了？”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很清楚，是说自己没那分本领。但我不能再说了。我已摸清了他的思路。他是那种头脑简单、思想僵硬、还很蛮横愚蠢的人。他们没有思索能力，只会接受时代流行的观念，并把它们当作天经地义的真理。为了表现对时代的忠心，显示自己是这个时代最出色的分子，他们还会把最简陋的“真理”绝对化，弄到极端紧张、荒谬的地步。时代宣布知识分子有架子、不驯服，他们就把打掉知识分子的自信心当作职责；时代认定作家“利用小说反党”，他们就咬牙切齿、以敌对情绪给他加上种种恶谥。和他们，你不能争辩，他们会从你的每一语言缝隙里找到靶子，随后打击你、给你扣上帽子。因此与其接他的话头、被他绕到陷井里，不如佯作什么都不懂为好，让他的虚荣得到一次满足。
果不然，他自作聪明地批判起作家来：
“作家嘛，没什么了不起。没有工农，就得饿死。还写小说反党，简直是蚍蜉撼树。这才是王八不叫王八，叫‘佐鳖’。你是工农兵自己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可别走这条路呵。”
我无言。他把我的无言看成是洗耳恭听的表现，在得意之中给了我一点友好的灿烂的笑容。
不过这并不是结束。他对大学生的生活似乎既怀抱着某种敌意，又很感兴趣。他让我从他的身上体味到了一种酸葡萄情结。因为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很酸，而其实他很想吃到葡萄。
“文化大革命前你们分配不错吧？”
“不好说。”领教了他的刁难，我尽量把话说的模糊些，既可往左拉，也可往右拉。。
“那有什么不好说的？过去出大学门就进机关门，不是当编辑、记者，就是当大学老师，政治可靠的，还要当干部。现在面向边疆，面向农村，相差悬殊呵！”他很有点卖弄的样子，好像对我说，他虽没进过大学的门，可大学的事，他什么都知道，他不是一般人。
“好不好不在干什么，而在为谁干。”这类话在农场天天说，拿过来不费力气。
“不错，”他马上给与肯定——我暗自庆幸，多亏没迎合他——“还有认识。好吧，为了让你得到最好的锻炼，组织决定你到三连。三连在山沟里，住帐蓬，吃高粱米籽儿，天天伐木，准备盖营房。昨天来一个学通讯的，据说有十二指肠溃疡。但他的思想境界不高，要求照顾。为了锻炼他的坚强意志，我请示领导，把他放到了五连。五连地处反修岭，天天爬山。过去住高楼大厦，现在吃点苦吧。怎么样，有困难吗？”
“没有。”
“那好。我们以后会常见面。愿你好好锻炼。我这人有啥说啥，说完拉倒，别忌讳。等有时间，再到连队了解你们情况。今天你先到团招待所住一晚，明天连队来人接你。”
我恨不能立即离开这个依势凌人的小人，所以他的话一落地，我马上起来跟他告辞。
顺着他指点的方向，我跨过来时的铁路，穿过一条横街，迈过一条小沟，不一会儿就立在了团招待所的门前。所谓的团招待所原不过是一个地方的小旅店，要不是有两根远远高出两旁木栅的直杆和连结它们用以挂幌的横杆，你根本就无法猜测它是什么地方。推开角门走进去，往左边一拐，有一座南北走向、三间大小的草房，这就是我的留宿处。茅屋的一间用作接待室，对面两间用薄木板和草席隔成四个小屋。小屋两两相对，中间是一条过道，宽不足一米。每间小屋放着两张床。我被指定在左侧里面的小屋下榻。屋里很冷，但旅途的劳顿和紧张回答后的疲乏麻痹了其他一切感觉。我往床上一躺，便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觉得周身发冷，朦胧中听到隔壁有人谈话。其中一个是山东口音，另一个我熟悉，是接待我的王道明的声调。我醒转来，只听那个干事说：
“请客吧，老弟。你升任指导员了”。
“别逗了，王股长。”山东口音道。
“瞎说，你给我提的呀！”
“早早晚晚股长不是你的？”
“别溜须。就说请不请客？”
“请，请。就是……”
“就是什么？不信还是想脚底抹油——遛了？”
“哪里，哪里，感谢还来不及呢！”
“小子，明白就行。”
“敢问……何时下令？”一句颤颤微微地问话。
“下了。你一回去，教导员就宣布。”
“这回多去指导吧！”
“当然去，你是三连一号了。”
“几时去，我好准备准备。”
“过些天，顺便到你们连了解一个人。”
“谁，耿‘大炮’？”
“他用不着。年末‘吐故’就解决了。一个放到你们连的大学生。”
“干什么？”
“紧张了？不会抢你饭碗的。锻炼的。”
“来了吗？”
“那屋。”
“嘘，在屋里吗？”
“不要紧。方才我推门看他睡着了。”
“那，将来要留在部队吗？”
“看把你吓的，小心眼。”
“咱们不容易，摸爬滚打，费多大劲才才熬到这个地步。人家有优势，一来就是干部，咱干不过人家。”
“说熊话了？别担心……”他把“心”字拉长了声，“权不是在咱们手上吗？还有，他们现在成了社会的包袱，被甩到这里改造的。好了，留下；不好……”沉吟一下。
“不好怎么样？”对方急急追问。
“一脚踢出去。”语气坚决，毫不留情。
一股寒流袭上我的全身。
“你说的，还是上边的意思？”
“傻瓜。上边多咱会说背后的话？可锻炼从来就包含两层意思。要是准定可用，还锻炼个啥？再说，咱们说了不算吗？说他合格他就合格，说他不合格他就不合格。”
“开脑筋、开脑筋。我怎么想不到这儿。”
“你小子眼皮就往上撩，不紧儿不离儿也得往下看看。”
“王股长，我向来敬重你。没你的美言，那有我今天的进步？”
“好了，好了，别抬着我溜了。”
“那我走了，七点了，火车要进站了。家乡穷，回去也没带来什么好东西，这几包虾仁、蟹子，还有卤虾酱算是给您垫垫嘴。”
“要啥，物以稀为贵。走，我送送你。”
他们走后，我坐起身来。无名的夜火串上我的心头。我压抑，我愤懑，我无法容忍他们对我的歧视和险恶用心。我无法想像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能够经受住折磨。我更害怕那不合格的结论将取消原定分配方案，长期把我留在这里锻炼。那样不但回不到瑞珊的身边、和她长相厮守，还可能雁分南北，苦啜黄酒。我想到师干部科反映他们的谈话，并要求换个地方。可是冷静一想，我又退回了这个念头。我汇报有何用？谁能相信我？即使相信我，又能把这两个人怎么样？他们要是知道我的汇报，不是更得报复我吗？再往深一步想，知识分子的命运，其实早已注定，走到哪里都是一个样。他们俩的谈话只不过是时代的留声机，即使他们不说，也改变不了事实的真相。决策者的背后打算很可能比他们说的还要阴毒。现在惟一的办法就是咬紧牙关，争取锻炼合格。这样才能回到省城，回到心爱人的身边。小不忍则乱大谋。想到此，我平息了内心的愤怒，给瑞姗写了封报平安的信。
写完信，我忽然觉得从来没有这么空虚。好像这个世界什么也不存在，我自身也不存在，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在木然中我昏昏睡去……。我想借着睡梦抛弃这个世界还有我自己。
三、走好第一步
人进入异境大概都玄晕。我几乎是迷迷糊糊地跟着两个战士走出车箱，又迷迷糊糊地穿过一个高大的土坡，走向三连的驻地。恍忽间，觉出这好像是在博克图以西十几里处，一个荒凉、空旷，见不着人烟的地方。站在土坡上极目四望，层峦迭障、绵延不绝。远处雾霭蒙蒙，近处积雪闪着白光。走到沟底环顾，陡峭倾斜的石壁包围着你，威压着你。头顶上巴掌大的青天总像在游移晃动。置身其中，就如掉在巨大而深邃的木桶里，不由得感到自我的渺小、孤独和绝望。而山风呼啸，如野兽怒吼，蒿草和着林涛起伏，有如海浪奔腾，给这荒凉空旷的山谷增添了无限神秘、恐怖的气氛。难以想像，只身来到这里，还敢否深进一步。
走进沟口，可以看见在前方不远的西山脚下支着两座帐蓬。在巍峨的山峰的映衬下，它们显得那样小。如果不细细辩认，还以为是两块黑石头蹲伏在丛莽之间。
就要靠近帐蓬的时候，从旁边的灌木丛里涌出一支不甚整齐的队伍，大约四、五十人。他们穿着破旧的工作服，一个个那样年青，不少人还透露着满脸的稚气，简直就是孩子。我不免惊讶，我要接受的就是他们的再教育？他们见到我，先是愕然地打量，继而交头接耳，随后迅速钻进帐蓬，打水洗漱，准备吃午饭。
我被带进连部——南面的小帐蓬里。两个干部撂下纸笔，从桌旁站起来给我让座。其中一个二十八、九 ，中等身材，紫色脸膛，眼睛细小，鼻大口阔，说话时嘴角聚着白唾沫，他就是昨天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的指导员隋彪。另一个，宽脸庞，大眼睛，身形魁伟，说话时声如洪钟，人称“大炮”的连长耿桥。
寒暄一番是这类场合的必修课。随后指导员向我介绍了连队的情况。说到部队是林彪亲自批准组建的，为的是防范苏修从此入侵，他满脸的兴奋点和自豪感，年纪虽然不老，但笑容已把眼角堆起了皱纹。当然他是不会忘记说明，来这里的干部和战士都是从老部队抽调的骨干的，这和师里团里的说法一模一样。我知道，他所说的都是铺垫，都要成为我锻炼的背景。一激起我的光荣感，二明示我好好拜师学习。并且这个话头很快就成了主题。他不厌其烦，竟然没听到我肚子里咕咕叫。“要和大家打成一片”、“要脱胎换骨”，所有时代对知识分子耳提面命的语言又在他的嘴边做了一次跑马。要不是连长打断他的话头，把一碗热气腾腾的高粱米饭、一碗土豆熬白菜送到我面前，不知道他还要把话继续到什么时候。我真的感谢连长，三年的听训使我对时代的经文经常露出心不在焉乃至不耐烦的表情，我怕指导员再讲下去会引出我的反驳，连长的饭菜给我卸去了千斤重负。
“吃吧，没什么好吃的。你今天的命不错，算是赶上了。以后就知道了，能熬过去，就是胜利。”
连长的话很随便，既没有崇高豪壮的风格，也没有教师爷的姿态。我不免惊异。在农场耳濡目染“伟光正”风格的表演，我甚至不习惯连长的民间语言了：革命大学校里还有不说神界话的？如此没有光采的话能被容忍？但不久我便知道，就因此，他成了全团的灰色人物。不过，他说的全是实话。今天的白菜土豆算是改善生活，平常净喝海带汤。加上山泉水矿物质多，战士们消化不良，各种炎症经常发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轮流住院，只有三分之二的人坚持营建。
午饭过后，队伍稍事休息，便又集合上山。连长要我留下，打开行李休息休息。我坚决要求参加劳动。记得来前朋友的瞩咐：要踢好头三脚。他引用培根的话开启我说：伟大的事业起于一个不平凡的开头。我不用作更多的思索，就懂得西方哲人的话对我特别合适。能不能干活是当今社会评价一个知识分子的主要标尺，不顾一切地干活已成为时代最高尚的美德。放下背包就劳动、战胜疾病去劳动，尤其是能在劳动中累死，是所有英雄模范人物的光辉品格。国家的宣传机器早已把它捧为做人的典范模式。不管我心里怎样厌恶、怎样鄙视，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要取得活下去的资格，要赢得一个稍稍安稳的处境，就不能不抓住来到我身边的机会，开始就给他们造成一个好印象，以减少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成见，最终从他们的手里领到一张做人的合格证书。
连长见我的态度坚决，同意了我的要求，叫通讯员给我发一套工作服——污渍斑斑的军衣军裤。在农场我穿了三年，天天盼着脱掉。可是刚刚扒去一个月，现在重又箍到身上。这是命运的戏谑，也是我存在的象征。我内心里狂躁但外表上无奈，还要装出欢天喜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