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狱-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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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双和他曾在一个学生连，很佩服他无为而治的生存哲学。现在得到他的鼓励，更想一吐为快：
“他妈的，我一来连里就让我站哨。我到连部大声问谁给我排的？开始没人敢吱声，后来指导员发话了，说他安排的。我说你凭什么给安排？我是干部，不是兵。我不是来服兵役的，是来熟悉连队生活的。你们要坚持让我站哨，先请拿上级的文件来。指导员气得脸上的肌肉直哆嗦。但他们再没敢提站哨的事。”
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表示不能站。站不站哨是个小问题，关键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力。一些连队干部岐视我们，我们要坚决顶住。
“对。”中国人民大学的张竹林说：“我遇到的情况和李双一样。但我没像李双那样大吵大闹。我平静地跟连长指导员说，把我的名字从站哨的名单上抹去。安徽老粗、指导员有点按捺不住，斥责我搞特殊。我怒视着指导员，冷气逼人地问他：‘你跟谁说话哪？’他大概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张着嘴巴不知说什么。我随后告诉他：‘你看看，咱俩的上衣都是四个兜，还都是草绿色的，布做的。你明白吗？我跟你一样，是干部！不是兵！’我又问他：‘你那个连队的花名册上有我没有？’他张口结舌。我又告诉他：‘记住，我不是你的兵。是我搞特殊化，还是你搞特殊化了？’我跟他叫号：‘你站不站？你要站，我就跟着站。你不站，我就不能站。你跟谁学的想拿知识分子不识数？’他气的铁青着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我扬场而去。”
张竹林是个冷面杀星。他在二连，与我离的不远。我常到他那里找他聊天。每去，都见他把两手放在腿上，静坐在大铺上。他还剃了光头。那时我们对佛学还一知半解。但他表示一定要炼成参禅入定的功夫。他说，他曾跟我一样有过急不可耐的焦躁。但现在终于想明白了，我们是失去桨的船，只有跟着时间的河流静静地漂，否则受情绪的波动，牵出一股大浪，说不上什么时候会做出越格的事情，把我们自己淹没了。他恪守一条：对于时代可以不说什么，对于连队一定要不卑不亢，决不允许势力小人们随便骑在我们的脖颈上拉屎。我们的尊严几乎被扒光，这是最后的防线。张竹林说到做到，他跟连队的关系一直处在紧张状态。他自己清楚这一点。由此我十分佩服他自我化解心底波涛的能力。
张竹林的话落地有声。但也引出了我们的困惑。聪明、机敏的李双点亮了问题的灯盏：
“妈的，怎么这么怪？从军队农场到正规部队，指导员怎么普遍歧视知识分子？”
“他们是连队的一把手。一把手最能体现时代的意志。”纪成思接过话头，不紧不慢地说。
纪成思长得像个大男孩，硕大的脑袋装满了智慧，大家送给他的雅号是“老夫子”。
老夫子同样出身于高干家庭。但其父并非政治人物，亦非绿林起家，纯系一介书生。早年受世界风潮影响，投身于革命。可是经历了四二年的抢救运动，他成了批判这场运动的先觉者。当许许多多记吃不记打的人们继续弄潮的时候，他便在反思中激流勇退了。建国后，他不计冷清，抱病在家，成为革命队伍中的真正散人。正是受父亲的影响，纪成思专爱进行独立思考。在农场锻炼初期，我和他同在三连一班。那时有频繁的讨论、座谈、早请示、晚汇报、斗私批修。我作为班长，特别肩负着汇报的任务，所以精心倾听每个人的发言。当时我们惟一的思想方式就是骂自己、羞辱自己。大连水产专科学校的王志国、一个土头土脑的楞头青骂自己骂得最狠。他说自己一次看场院，忽然听到一声响动，吓的像兔子一样钻到窝棚里。不知从哪个渠道传到指导员的耳朵里。他在全连大会上表扬王志国，说他能刺刀见红、狠斗灵魂一闪念，是知识分子自觉改造的典范。对于这种出卖自己和知识分子的行为，我在心里蔑视至极。但我最欣赏北大才子纪成思的发言。他对那些左的东西从来不是一下子就表示认同，相反总是反弹出一种不解、困惑。他虽然不得不批判自己，但他在话语缝隙间传出了怀疑的线头。正是这些让我感受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和它在未来大幅度伸长的可能性。我像找到了知音，屡屡树他。他也心照不宣地支持我的每一次引导。两个人暗自品味偷得的愉悦，以至达到无话不说的地步。这一次我相信他又会发出警世格言。
果不然。他稍事停顿之后，一板一眼地说：
“指导员是一个族类。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葆有特殊的兴趣，特殊的凶狠。要探究其中的秘密，还得细细梳理。作为一个族类，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原初的身份低、文化浅。他们中的多数是农民，少量是城市高中生、初中生。他们的素质普遍比较低。即使是初、高中学生出身，虽然相对好一些，但也都是没有升学希望的末流。我们高中参军的同学大抵全是这个样子。这一特征决定他们最容易接受简单、粗野的东西。”
“不错。”我想起考大学前班级三个参军的同学。他们都是当年的体育棒子，有的是蛮力气，但回回考试需要打小抄才能过关。
“另一重要特征是……”纪成思清了清嗓子。他的嗓音有些沙哑，颇像八十年代的歌星景岗山。不过他的咬字非常清楚，所以像景岗山一样吸引人：“他们皆有对时代感恩戴德的心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文明为前提的。没有文化很难成为社会的上层。像他们这一群人，如果社会按照正常方式发展，多半要在底层受苦受穷。现在的发展方式和传统的发展方式相逆而行，一个‘出身穷苦高贵论’把他们从地上抬到了天上。他们不但永远结束了‘风吹雨打日头晒’的苦日子，而且荫蔽子孙。所以他们和那些纯朴的农民不一样，属于真正融进了统治者机体的一部分。他们从心底拥护时代的统治术。没有这个时代，不会有他们的现在。时代的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时代的血液就是他们的血液。愚昧者原始欲望的满足可以使他们产生最原始的偶像崇拜。他们能为这种崇拜献出一切，包括生命。这就是教徒为什么会比文明人蛮勇的原因。”
“对！对！”李双高叫。
付军也点头称赞：“还是这小子厉害。”
“再有一层原因是本能的忌妒。这一群人拥有强劲的体能。但是在文明社会里体能的创造力远远不如智能。即使在他们处于优势的社会里，智能对他们依然充满威胁。不管社会怎样为他们正名，可在实际使用上，有知识总比没知识升的快。十四团一个六二年入伍的大学生升为正营职，成为他们挺长时间的话题。那里有羡慕，更多的是忌妒。对于文化所产生的威胁，他们本能的反应是清除。上面有一分戒备和惩罚，他们得有两分。他们特别希望你倒霉，身边好减少一个竞争对手。”
“我还不明白，这帮小子整起知识分子怎么都像行家里手？”李双问。
“你还不明白专职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含义。整人是他们的专修课。他们实际是政治特工、思想特工。其主要任务就是巡查人们在政治上思想上与时代不合谐的东西，随时清队。这一群体的出现是古田会议对军事结构和未来社会结构的创造。和指导员相应的工作者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组织者。整人的训练天天进行，整人术处处相通。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整治，从主要问题的所在到具体的改造办法已成全社会耳熟能详的经典。再笨的人都能背出几条来，何论经常整人者？在农场他们是少数插到我们多数堆里，一碰到异议他们就收敛些。现在是我们单个人进入他们的地界，收拾我们很容易。我看咱们还是小心点。”
“高见！高见！一篇精采的政治社会学论文，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我情不自禁地出来捧场。
“不，不。传世之作还得由你来写。”
“我已写败，在大家面前自愧不如。”
在大家的追问下，我把怎么站哨、怎么被指导员套住，一一说了。
“你太投入，太参与。应当做散人，争取自由状态。也别往前冲，越想表现好越增长他们的权力，越受他们的控制。只要不出大事，挨到锻炼结束，就是成功。”纪成思补充道。
纪成思说的有理。但从另一方面看怎么都是难，除非他们不找你别扭，要找怎么都找得找。李双、张竹林就给团里留下了很坏的印象。其他连队或许是因为干部不多事，因而显得天下太平。
而不管怎么说，经过纪成思的开脑，大家普遍升起势单力孤的恐惧感。跳高了是问题，跳低了也是问题。思路于是又回到锻炼时间，我们所能期待的只有“快”了。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周伟一直没有发言。这时他拿出一封信叫我们看，那是一张小纸条，是他女朋友写来的。上面说周伟从上大学答应到大学毕业结婚，从大学毕业答应到农场锻炼结束，现在又答应到下连队结束，时间九年过去，至今遥遥无期。一个二十九岁漂亮的女人因为长期不结婚已遭尽了污辱。她不再相信他的欺骗，决定跟他断绝关系。她随信寄来两根火柴，叫他看后把信烧掉——以此结束过去的一切。
看后我们觉得无限压抑，有的建议周伟找团里师里。可他告诉我们全都找过了。答复是一样的：既然黄了就没有必要回去了；革命军人要以革命利益为重，现在应安心扎根连队锻炼。
压抑让我们透不过气来。我们所能发出的声音只有李双那句“*他妈的！”
时间已经不早，该吃中午饭了，吃完中午饭还要洗洗澡，每个人还要办点私事，于是大家踅回招待所。
晚饭后，剩下的十几个人聚到了一个屋里。大家最担心、最恐惧的仍然是怕锻炼时间延长。突然从大铺里边发出一声喊：
“施展，你那卦书带来没有？”不用看就知是李双。
“没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还敢带那玩艺儿？”我说。
“什么书？”许多人问。
“诸葛孔明巧连术。”我答道，并向他们概略地介绍一下它的玩法。
“准吗？”大家问。
“根据我个人经验说话，准。”
“都给谁算过？”
“给政治要人算过。”
“说说，说说，没事。”都催促。
“关于毛泽东，书上说‘蜻蜓飞舞，蝴蝶穿花，青草池塘处处蛙’。”
“什么意思？”齐声问。
“我猜想，是描述了天地合一、气度恢宏的帝王相。”
林彪的是“一轮明月高悬中天，半途而废，可叹可怜。”江青的是“螟腾茅贼，陡生四野。恶之不尽，去之不得。”但我没敢说，也没等我说，王新民悄悄走过来把我叫了出去。
王新民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毕业生，说话一贯神秘兮兮的，带有某种精神病特征。其父曾是南方某省的秘书长，副省级待遇。在高干子弟如林的军工，他的身份使他领不着多少风骚。不过他还是经常被表达欲所激动。尤其他的父亲解放得较早，他的消息来源较多，他更愿意享受这种优越性。只是由于他的诡秘，他的小家子气，军工学生大都不认他。他很孤独。
他和我认识也是偶然。在农场接受再教育的学生，除了一大批“可教育好的子女”（所
谓黑五类及走资派的子女），就是全国分到本省、但暂时不能安排的人。只有我和另一个同班同学内定分到省革委会核心办、后来又转到省军区，据说给政委和司令员当秘书。因为“可靠”，所以在连队呆不长时间便被抽到场部办《再教育》简报了。做了“上层人物”，结识的人多了，所受尊敬也多了。王新民和我结识，是因为我采用了他两篇稿。他很有一种知识分子普遍贬值、自我却增值的感觉，不时找我交谈，送来点新消息。我虽然不喜欢他神秘兮兮的样子，但觉得他本质不坏，其消息也还有根儿。一来二去他总把新消息准时送给我。我知道，他这次又会让我欣喜、让他自己流露点优越感了。
可是王新民的耳语，在我的周身撒下了厚厚的冰霜，我几乎能感到皮肤冻僵后的冰冷。他说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