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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回忆父亲聂荣臻-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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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核潜艇绝不是‘核动力加常规艇型’,而应该是‘好马配金鞍’,搞‘核动力水滴线型’!” 
  多年后,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来看望父亲。黄旭华回忆说:“聂帅的这个决策,意义非常深远。别看是简单几句话,使我们受到极大鼓舞。小木屋是房子,摩天大厦也是房子,但摩天大厦决不等于小木屋的相加,也不等于是小木屋的放大。核潜艇决不等于常规潜艇加一个核电站就可以成功。” 
  1982年,美国“核潜艇之父”里科弗上将在参观我国“长征一号”水滴型核潜艇后,颇为惊奇。中国六十年代能研制成功核动力水滴型潜艇使他感叹不已。他伸出大拇指称赞说:“这完全可以与同时代先进国家的核潜艇媲美!” 
  在要不要建造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问题上,也曾有几种不同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建造1比1核动力模式堆装置“花钱太多,不值得”。 
  以钱三强、彭士禄、赵仁恺代表的专家们则认为,我们没有反应堆设计和核动力装置试验运行经验,为验证设计、摸索可控核裂变的规律,考验材料设备、培训艇员,这不是任何单项模拟装置能够代替的。美、英、法等国都曾经建有核潜艇陆上模式堆,不是没有科学道理的。我们这样做,不是盲目照搬外国的做法,而是按科学规律办事。试想,造架飞机,造辆汽车都需要制作一个真实的样品,何况制造核潜艇呢! 
  父亲和国防科委领导在认真分析两种不同观点的争鸣后,决定采纳二机部建造陆上模式堆的方案。会后,研制部门根据父亲指示,又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向中央专委和中央军委正式报告,仅用6天时间就得到批准。1965年8月中央专委第11次会议决定,将于1970年建成陆上模式堆。   
  中央军委“特别公函”(1)   
  核潜艇工程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复杂程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它最起码涉及27个省市和上千个科研、生产单位,任何一个环节上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个研制的进度。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很多参与核潜艇工程的单位受到冲击,部分工厂停工,许多研制项目经有关部门进行协调仍然无法落实。 
  情况反映到父亲那里,父亲坐不住了。他决定在北京召开有几百人参加的工程协调会议,并明确规定接到通知的同志都要到会,即使正在被批斗的也要来。为保证与会代表顺利到京,父亲还要求在会议通知上注明,凡是接到通知的厂长、书记,不论是否在接受批判和审查,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阻挡。 
  在那个时候召开这样的会议,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搞不好就要惹怒中央“文革”那帮人。尤其是那个时候,父亲的政治处境已经十分困难,身体也很虚弱,但他还是下决心要开这个会,不然,核潜艇的建造,就会变得遥遥无期。 
  1967年6月25日,有关核潜艇的秘密会议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希望中央领导能到会作指示,给大家鼓鼓劲。6月28日下午,父亲一身戎装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他说: “工程工作量很大,协作面很广,一环套一环,紧紧相扣,每个部分的工作都要从大局出发,只能提前,不要拖后,不要因为自己的部分,影响整个进程。困难是很多的,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克服解决。” 
  最后,他又说:“一定要按时完成任务,为加强我国的国防做出新的贡献!” 
  父亲出席这次会议的情况深深地印在了一些与会代表的脑子里,许多年后,他们还能回忆起很多的细节。 
  会上,有人反映,造反派对核潜艇研制工作横加干涉和阻挠。父亲忍不住发火了,大声说:“不要理他们!抓国防建设,何罪之有?就是戴手铐,这个工程我也抓定了!” 
  协调会后,大多数单位的研制工作开展起来了,但也有少数单位,任务迟迟落实不下去,甚至连协调会的精神也无法传达。 
  刘华清回忆说:“‘文革’中,由于工厂、科研单位陷于混乱,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面临中断的危险。有的厂、所领导就来北京要求工程办公室派人去解难。开始还能派人去,以后多了,也应付不过来。有的同志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专门文件,但有的同志怕这样被误解为‘以生产压革命’。我和大家反复研究后,决定向聂帅提出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关于核潜艇工程特别公函,强调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对国防建设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生产研究现场,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1967年8月,中央军委发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特别公函’。当时各有关部、院主管核潜艇工程的同志以‘特别公函’为依据,确实排除了不少干扰,保证了科研任务不致中断。” 
  父亲是1967年8月30日那天,签发那份史无前例的“特别公函”的。早晨一上班,刘华清怀揣着打印好的一份材料,来到父亲在国防部的办公室。刘华清说了没几句,父亲全明白了,他戴上老花镜,仔细地看完“特别公函”,沉默了片刻,拿起笔来,庄重地签上了“聂荣臻”三个大字。 
  不经军委常委会研究,不经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点头,当时已经卷进了“二月逆流”的父亲,签发这样一份面向全国的文件,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大胆,父亲想了想说:“豁出去了。” 
  当天,刘华清把父亲签发的那份“特别公函”带到了核潜艇工程协调办公室,人们的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刘华清认为,在这件事情上,父亲有着“大无畏的精神”。 
  后来的事实证明,“特别公函” 是动乱年代里的一柄“尚方宝剑”。各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带人到生产厂、制造车间、试验室、研究所传达“特别公函” :“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尖端国防工程。任何单位,任何人,均不得以任何借口和理由冲击车间,更不能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 
  “尚方宝剑”一亮出,与核潜艇有关的单位,生产科研秩序纷纷恢复了。 
  后来,总设计师彭士禄、黄旭华,以及陈佑铭这些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元老,感慨地说:我们能在动乱的岁月里,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按中央预定的日期将核潜艇研制成功,如果没有“特别公函”,没有毛主席、周总理、聂帅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直接领导,没有全国工人阶级、科技人员的大力协作,我们不可能创造奇迹。 
  1970年12月26日,科研人员和建设者们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推向海洋。   
  中央军委“特别公函”(2)   
  1971年8月,第一艘核潜艇经过半年的反应堆安装和调试,开始下水试航。 
  1974年8月, 88岁高龄的朱德元帅登上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的指挥舰,在碧波荡漾的大海上检阅了中国自己研制的核潜艇。 
  这年的12月4日下午,父亲听取海军领导汇报我军核潜艇和新型导弹驱逐舰的研制情况,并观看了这两型舰艇的纪录片。父亲高兴地称赞说:这两年海军装备的研制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 
  中国是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核潜艇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成功,使中国人在海洋上有了一个战略制高点,它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中国核潜艇制造者们在完成第一代核潜艇后,不久又将中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推下了水。1988年9月,中国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这是我国弹道导弹核潜艇在世界上的首次亮相。 
  1990年,又一艘核潜艇下水,新任军委主席江泽民到场剪彩,我当时就站在江泽民和其他军委领导同志身边,一股强烈的自豪感令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与核潜艇有关研制人员合影 
  七十年代初,我调到海军“船办”、国务院、中央军委“09、718”工程办公室,开始参与海军装备研制的组织管理工作,有机会到第七研究院的一些研究所,深深地感受到了广大科技人员和工人为核潜艇的研制、为海军新装备研制的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也到过核潜艇总装厂,接触过军队搞核潜艇工程的许多同志,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搞核潜艇不容易,搞核潜艇光荣!都感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策英明。核潜艇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成功,使我国的海军战斗威力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目前,我国第一代核潜艇仍在有效地服役,更可喜的是我国的核潜艇装备技术又有了新的发展。我想,父亲对此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的。     
  山高水长 坎坷岁月不了情   
  让你牵挂让你忧(1)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父亲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兼党组书记、国防科委主任兼党委书记等职务。自从1956年他主动请缨,率领知识分子努力攀登科技领域里的“珠穆朗玛峰”以来,一晃10年过去了。这10年里,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领导科技工作上。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不平凡的10年。众所周知,科技战线捷报频传,“两弹”的横空出世,让中国步入了大国行列;科技工作的全面发展,前景喜人。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中国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美好愿望,已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骤然降临了。 
  父亲联想到五七年的“反右”风暴,他意识到,在这场政治风浪中,自己应该尽力保护好科技界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没有他们,新中国将一事无成。 
  1966年6月22日,也就是“五·一六通知”下发后的一个多月后,父亲与有关方面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几个政策界限》的初稿,其中指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左派、中派,应予团结保护。对科研机构的要害部门要严加保卫,如有人抢档案、武器、爆炸物、毒品或泄露国家机密、破坏仪器设备等,一律以反革命论处。 
  这算是父亲在“文革”初期发出的第一个声音:他要保护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科研机构。 
  但是,这个文件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强烈反对,勉强在少数科研部门试行了一段时间,很快就夭折了。 
  6月23日,父亲与李富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汇报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情况时,又重申了保护知识分子、保护科研设备的观点。 
  而这时候,造反派已经开始点名批判他了。不久,北京街头出现了更多的“炮轰聂荣臻”的大标语。我记得有一天我外出,看到一座大烟囱上垂下来一幅巨型标语,上书:“万炮齐轰聂荣臻”。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听人讲,北京火车站的一幅批判聂荣臻的标语最为“壮观”——一辆解放牌卡车横过来,竟然遮不住其中的一个字。 
  父亲的处境已经很不妙了。可是,此时父亲所想的,并不是保持自己,而仍然是保护知识分子和科研设备,保持科研工作的秩序,一有机会,他就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建议,要保护像钱学森、华罗庚这样的著名科学家,这些人是“国宝”,你不能连“国宝”都不要啊! 
  7月12日,父亲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打电话,说:“我历来主张,对老一代的自然科学家,只要他们爱国,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就应该充分利用他们的所长。至于世界观的改造,慢慢地通过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斗争,逐步加以改造。这样做,对我们的事业有利。” 
  8月上旬,父亲出席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就是有名的“十六条”。 
  父亲当上政治局委员,我没见他有丝毫的高兴。倒是知道,这次会议上,经过他的努力,把保护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这一条写进了“十六条”中,该文件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虽然只有一句话,但父亲对此感到欣慰。 
  然而,他担心的事情仍然是接二连三地出现。一天,他收到一封山东大学造反派组织的来信,说他们的校长成仿吾是牛鬼蛇神,要求打倒,请他给予支持。父亲一看就火了,当即回信说,成仿吾参加过长征,在晋察冀边区敌后艰苦的条件下创办大学,很有成绩,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不存在反党问题。据说,因为这封信,成仿吾暂时过了关。 
  又有一天,父亲收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建人的来信,信上说,浙江大学的副校长、著名教授陈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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