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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回忆父亲聂荣臻-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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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筹建工作要交给你们基地管。我回北京后,让总参发个文件,各个台站的工程建设由各大军区组织实施,站址勘选、设备安装、业务工作都由你们负责。你们要抽出技术骨干,到各个台站负责技术工艺性建设和设备安装。科学院的“七零一工程处”现在已无法正常运转,也要交给你们。你们可以先作些准备工作。 
  听父亲说完,李福泽不禁面露难色,他老老实实地说出了基地的难处:“聂老总,这方面的工作,难度非常大,科学院的‘七零一工程处’又属于地方单位,任务协调、人员管理比较复杂,让基地来接管是很困难的。” 
  钱学森着急了,说:“科学院的人现在正忙于搞‘文化大革命’运动,北京没法安安静静地搞,照目前这个样子,卫星的事,恐怕一年半载都难以走上正轨。” 
  父亲对李福泽说:“你们先吃后吐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先接收过来再慢慢消化吧。不管现在遇到了多大的困难,我们的人造卫星发射试验一定要如期实施。现在再不抓紧卫星观测台站的建设,就赶不上了。” 
  1967年2月至10月,东风基地副参谋长乔平率领由基地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工业设计院、北京邮电设计院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的勘察组,先后在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勘察,确定了各卫星地面观测站的站址,并确定将陕西渭南作为基地卫星测量部(即第六试验部)所在地。 
  1967年6月23日,东风导弹试验基地成立了卫星测量部,统一负责全国卫星测量台、站的规划、建设及建后的使用管理。 
  此后,东风导弹试验基地正式接管了中国科学院的“七零一工程处”,并编入基地设在陕西渭南的第六试验部。至此,从事卫星测控研究和从事火箭、导弹靶场测控工作的两支队伍汇集在了一起,在混乱的年代里,开始了卫星测量控制网的建设。 
  这还不够,为了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对国防尖端科研项目的冲击,1967年3月,父亲建议将各国防科研院所,以及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科研任务的研究机构,由国防科委实行军事接管。 
  这个重要建议得到毛主席批准。 
  事实上,正是这个决定,使中国的卫星研制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下来了。 
  随后,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1967年5月,父亲听取钱学森等关于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问题的汇报时指出:“科研机构要精干,工作要紧张,不要人浮于事。电子技术,是各军兵种、研究院都需要的,都要各自做些研究工作。” 
  1968年2月,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由钱学森兼任院长,这使得卫星研制工作得以在“文革”动乱中继续进行。而这时候,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已经含冤非正常死亡。 
  做完这几件事情,父亲就被卷进了“二月逆流”里,连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了。也使他渐渐被迫离开了他所钟爱的国防尖端事业,这时的他,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关于卫星,当时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华清回忆说—— 
  七十年代第一个春天,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叫“东方红一号”。这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体现,但却被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正是“文化大革命”,给“东方红一号”带来许多不应有的困扰和麻烦。 
  我不懂卫星,也不管这项工作。到了1968年,“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遇到了问题,各分系统文齐武不齐,不协调不配套。为了保证1970年发射,空间技术研究院领导和设计人员在原方案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修改,但这一修改方案却找不到拍板的人。五院总体主任设计师孙家栋拿着方案找到我,孙家栋说话很直率:你懂也得管,不懂也得管。你们定了,拍个板,我们就可以往前走。   
  这颗卫星,本来可以早一点上天的(3)   
  听了他们的汇报,问了有关情况,我心想,这事不能拖,总得有人承担责任。便对他说:“技术上你负责,其他问题我负责,我拍板。” 
  这个时期,七机部也没有什么人管事了。关于“东方红”卫星的事,后来我又听过一次机关汇报,也到现场看了看。卫星方案的若干修改和简化我就拍板定了。我当时强调,最后总体决策还要向党中央、周总理和聂帅报告。我把卫星方案修改和简化情况报告了聂帅,聂帅也批准了。卫星计划才得以进行下去。回想起来,当时这么干,除了有一种强烈责任感外,也有一点儿傻大胆的味道。 
  1970年4月24日,重达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乐曲响彻神州大地,中国万民欢腾。此时的父亲,刚从邯郸下放回来不久,赋闲在家,心情郁闷。但当他从广播上得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时,他仍然是欣慰不已,紧皱的额头一下子舒展开了。 
  记得第一颗卫星发射成功的那一天,我正下放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喜讯传来,我们连夜敲锣打鼓到农村向贫下中农报喜。老乡从睡梦中醒来,问:“这么热闹,啥事啊?”我们说:“我国的人造卫星上天了。”他们说:“天上有那么多星星了,还造什么地球卫星?”现在想起来,这似乎有点可笑;再一想,又让人笑不起来。那时候,科学离我们的人民群众太远了。 
  当年回到北京后,有一天晚上,天气出奇的好。父亲在院子里散步,不经意间,我们抬头,看到了从北京上空划过的东方红一号。父亲久久地望着它,望着它的轨迹,喃喃地说:“这颗卫星,本来可以早一点上天的……” 
  中国是世界上第5个发射卫星的国家。 
  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飞天梦想,终于一步步变成现实。从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以来,截止到2006年9月,已有9种长征系列型号的火箭进行了数十次卫星发射。在激烈的竞争中,中国航天走向世界,成功地发射了亚星、澳星、铱星,在国际航天领域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山高水长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一份秘密报告,催生第一代中国核潜艇   
  父亲在全力领导组织“两弹”研制的同时,十分关注我国核潜艇的研制。 
  我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开始运转后,1958年6月18日,父亲召集罗舜初、刘杰、张连奎、万毅、安东等开会,讨论研制核潜艇问题。 
  6月27日,父亲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写了关于研制导弹核潜艇的报告。报告说——我国的原子能反应堆已开始运转,这就提出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原子能动力利用于国防的问题。关于和平利用方面,国家科委曾开过几次会进行研究,已有布置。在国防利用方面,我认为也应早作安排。为此,曾邀集有关同志进行了研究,根据现有的力量,考虑到国防的需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先设计试制××××吨的原子潜艇,接着再设计××××吨的,前者争取在1961年10月1日前下水。……拟以罗舜初、刘杰、张连奎、王诤等4同志组成一个小组,并指定罗舜初同志任组长,张连奎同志为副组长,筹划和组织领导这一工作。 
  报告还就海军、一机部、二机部、五院的研制分工、核潜艇生产工厂的建设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这个报告一送上去,当即就得到了批准。1958年6月28日,报告送审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对报告作了如下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央常委批准,退聂办。”次日,邓小平总书记仔细审阅报告后批示道:“拟同意。请主席、彭总阅后退聂。”毛主席和彭德怀也随即圈阅了这个报告。就这样,一项关系到海军建设大局、关系到国防现代化建设大局的重要尖端技术工程确定了,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正式启动。 
  1958年9月,二机部组建了反应堆研究室,负责核动力研究;海军和一机部共同组建了核潜艇总体研究室,负责总体设计、研制和任务的安排落实。 
  在核潜艇研制工作开展不久,1959年9月,赫鲁晓夫来华,周总理和我父亲在同他的谈话中,提出核潜艇的技术援助问题。可是赫鲁晓夫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 
  对此,毛泽东十分坚定地表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这是一个响当当的誓言,是一个不可摧毁的信念。它代表了父亲那一代人的雄心壮志,那就是,无论如何,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潜艇。 
  从此,中国走上了独立研制核武器的道路,其中就包括核潜艇。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指示以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为主,开始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开发研究工作。当时,核科学人才奇缺,除了少数几个人懂得核科学之外,大多数人对核的了解还是比较肤浅的。世界上也只有美国、苏联两国拥有核潜艇,为了不至于使新中国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它们都对中国进行了核技术封锁。在开始核动力潜艇研究时,科学家手中所掌握的“资料”,仅仅只有两张外国杂志上发表的并不完全的核潜艇外形照片。就这样,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凭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开始了核潜艇的研制工作。 
  3年经济困难时期,再加上苏联撤走专家,使我国没有力量同时支撑原子弹、导弹与核潜艇这3个攻关摊子。中央专委决定集中力量先搞两弹,让核潜艇研制工作暂停。 
  此前,曾有一种意见,完全停止这项工作。 
  父亲知道,完全停止研制核潜艇,尤其是人才流失后,将来再组织力量就难了,必须想办法坚持下去。这时候,国防部第七研究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七院,该院是核潜艇研制的主要单位)院长刘华清、政治委员戴润生也向父亲建议:核潜艇工作不宜全部下马,否则,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技术队伍也将散失,以后再重新上马,困难更多。 
  父亲同意他们的意见,最终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决定在国民经济困难情况下,仍然保留一个由50多人组成的核动力研究室,按照少花钱、少用人的原则,把重点放在一些关键技术的攻关研究上,保持研制工作不断线。 
  彭湃烈士的儿子彭士禄是我国核潜艇的总设计师,就常来我家做客。彭士禄回忆说:“由于经济困难,核潜艇1962年下马,目的是为确保‘两弹’成功。这时,聂帅留下50余人,在原子能研究所核动力研究室,继续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我当时正好调到这个研究室当副主任,主持这项研究工作。当聂帅知道我在核动力研究所当副总工程师并且抓这项工作时,非常高兴,嘱咐我核潜艇这项工作极为重要,希望你们努力搞好。” 
  1964年,我国先后成功发射中近程地地导弹、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1965年3月,中央专委批准核潜艇工程重新全面展开研制。 
  核潜艇总体方案论证一开始,设计上就面临着“常规艇型加核动力”与“水滴线型加核动力”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 
  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因经济困难,科学技术、工业基础还较落后,应采用“常规艇型加核动力”。其根据是,人家先进国家都是遵从这样的路子:普通线型核动力—常规水滴型—核动力水滴型。认为现在不能再犯五十年代后期那种“冒进”的错误,在自身实力不强的情况下,将人家的“三步”化为“一步”走。 
  黄旭华总工程师等人坚决主张搞“核动力水滴线型”方案,认为我们不能因为五十年代的“冒进”而裹足不前。“核动力水滴线型”方案是经过几年调查研究和在一定的实验基础上提出的。它的特点是:圆形截 面,流线性好,水下操作性好,阻力小,机动灵活,生命力强,可以大大提高航速,是目前世界上先进国家都在研制的目标。只要我们解 放思想,群策群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三步”并作“一步”不是没有可能的。 
  12月5日,父亲专门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就核潜艇的艇型、鱼雷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研制程序和研制实施等重要问题,进行研究。 
  父亲听得很认真,不时地插话询问情况,并当场与有关方面负责人商量探讨。最后,父亲做结论说: 
  “总体不要用常规潜艇的艇型,要重新设计,不然搞得两不像,又不像常规潜艇,又不像核潜艇。” 
  “中国的核潜艇绝不是‘核动力加常规艇型’,而应该是‘好马配金鞍’,搞‘核动力水滴线型’!” 
  多年后,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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