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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节

梁晓声小说集-第8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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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又怎么了呀?不过就是向他请教一个文艺理论问题嘛!”
  小莫说:“文艺理论在中国只有一个——‘三突出’创作原则,请教我吧!”
  我问:“他不愿回答也罢了,干嘛那么惊惶呀?”
  小莫同情地望着他走远的背影,说:“因为他是个‘坏人’啊!”
  我更加大惑不解。
  小莫便告诉我:据说他原是徐景贤的同学。徐氏还没在政治上成气候时,两人碰在一起开过一次什么会。徐氏爱听鬼故事。他也善讲鬼故事。讲罢回自己房间睡觉,半夜徐氏敲门,只穿着裤衩跨进他的房间,言道怕鬼,不敢独眠。房间里正好空一张床,徐氏便天天与他睡在同一房间。徐氏是怕鬼,又迷鬼。每晚都纠缠他讲鬼。后来徐氏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反对徐的一派组织就派人到复旦来找这位研究文艺理论的讲师,想从他口中获得“炮轰”材料。讲师本是书呆子,不愿卷入政治旋涡,被纠缠烦了,无法摆脱,便拍拍衣兜说:“材料都在这里。时候不到。时候一到,材料抛出,十个徐景贤也打倒了。”说的实在是气话。
  徐氏的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当稳了,就下令将他抓了起来,被隔离审查半年有余,逼他老实交待,到底掌握哪些徐的“黑材料”?审来讯去,他
   也只能交待出一条——徐景贤怕鬼。终于定不成什么罪名,不得不放了。放是放了,徐氏对他耿耿于怀。堂堂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怕鬼,总归是有点令人哂笑的事。而且容易使人产生疑问:真唯物主义者还是假唯物主义者?徐氏便下了一道口喻:“这个人是个坏人。要控制使用,永不得带学生。”
  于是未盖棺而定论,这讲师便成了复旦园内罪名抽象的“坏人”。以后我每次再见到他,心中尤为充满同情。试想这“坏人”的罪名,对于好人来说,是作践到家了。它太容易使人猜测到道德败坏,腐化堕落,以及与女人乱搞关系一类事情上去。而且又是自己无法向别人释冤的。述说一次自己成为“坏人”的经过,便等于又散布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怕鬼的言论,岂非坏上加坏,罪上加罪么?别人也是无法替他释冤的。就只有那样令人莫测地和一个“坏”字连着了。在我看来,他那半秃的头顶,那列宁式的智慧型的前额,那不修边幅的样子,完完全全是个只会做学问的人。可能做学问做的还有点“迂”。呜呼!悲夫!至今想来,黑色幽默之戏剧之文学,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蕴含着大量大量的素材与启示,却怎么在外国异军突起了呢?不是中国作家和戏剧家们的一大遗憾么?
  讲师成了坏人,学生原来是“试验品”。
  同学中有名女生小樊,上海川沙县人,农村姑娘。矮、胖、圆脸。像目前电视中正在播放的儿童动画片中的“小咪呣”。挺厉害,谁说她一句不*玫幕耙膊恍小?M 嫘λ。。*当真。动不动就这样抢白你:“昨啦,瞧不起阿拉贫下中农女儿哇?”心眼却很好,富有同情感。在十六名同学中,三年不说一句违心话,不做一件违心事的,我认为只有她一个人。
  “批邓”时,每个同学都至少贴过一张表态性质的大字报。唯独她例外,不写。很干脆地说:“阿拉写不来嘛!”若是别的同学,起码属于路线斗争的立场问题。对她,没人敢这么上纲上线。谁也奈何不得她。
  她确是“写不来”。
  老师将我和她编在一组,交给我帮助她提高“写作水平”的任务。
  我第一次看她写的东西,是学期个人总结。连标点符号也不会用,一“逗”到底,最后一个实心大句号。而那字,像稻田里插的秧苗,一律倾斜地“长”在格子里,仿佛字字是从下往上挑着写的。通篇有四分之一的字似是而非,缺胳膊短腿。语法就更谈不到了。我想替她重标一下标点,力不从心。一“逗”到底,还看得明白。若重新断句,则没有一句话意思是完整的。
  我十分惊诧,问:“你上过几年学呀?”
  答曰:“初一。”
  又问:“为什么初中都没念完?”
  答曰:“母亲死了,家中缺劳力,帮父亲挣工分。”
  再问:“教你的语文老师没给你讲过如何运用标点符号吗?”
  答曰:“谁有耐心认真学那些?”
  “为什么?”
  “不学那些就嫁不了人啦?”
  我怔怔地瞧着她,许久不知说什么。
  她说崇明对面是台湾。我告诉她不是。她就跟我争执不休。争得我只好说是是是。
  后来我才知道,张春桥对复旦中文系有过什么“指示”,要招收一个文化很低的,根本不知“文学”为何物的学生,将其培养造就成为作家。以打
   破“文学神秘论”、“作家天才论”。她就是按照这样的指示,招入复旦的“试验品”。
  知道了这个底细后,我常常替她感到悲哀。后来同学们差不多都知道了,却没有一个人告诉过她。她自己不知,也就从不悲哀。每月十七元伍角的助学金,吃饭很节省,竟能省下近半数的钱。不买书。买衣服。对我说:“两个月添一件衣服,三年三十六个月,我至少能添十几件衣服是不是?将来结婚的时候,就不必自己再添衣服了。”
  我问:“你有对象了?”
  她诚实地点点头,说:“还没定。”
  问:“为什么还没定?”
  答:“要是我分在上海了,就把他甩了!定了,将来就甩不掉了。”
  问:“他很爱你?”
  答:“当然,我们全公社,这几年就出了我这么一个大学生。”
  她对我比对别的同学信任,肯讲实话。
  我在北大荒当过小学教师,就从怎样运用标点符号起帮她提高“写作水平”。三年来,我觉得我对她是尽了一个同学的义务的,不乏耐心。毕业时,除了逗号和句号,她还会运用冒号,引号,感叹号了。字写得依然如故,不见进步。残字在她的文化废墟上,依然可以组成一个“独立王国”。
  有年端午节她从川沙返校,给我带回十几个肉粽子。我说:“别都给我,也分给其他同学呀。”
  她说:“哼,给他们个屁!”
  她觉得所有的同学都瞧不起她这个“贫下中农的女儿”。其实更多的同学并非瞧不起她,是可怜她。她似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怜的。三年来与同学们“划清界线”。
  作集体毕业鉴定时,十六个同学中,对十五个同学她一言不发。只对我一个人发了言,提了三条优点。过后,她单独找到我,说:“我算报答你了吧?”一句话,竟感动得我几乎落泪。
  三年,三条优点。还有那些肉粽子。。她是个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姑娘。而且自尊心特强。
  三年来我对她的一些所谓帮助,实在不值一报。对于提高她的“写作水平”,也并不起什么作用。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本欲告诉她,她为什么会被招入复旦。却终于没有告诉她。我想她知道了,准会大哭一场。何必要让她三年后怀着一颗深深受伤害的心灵离开复旦呢?
  她离校时,除了我,没有第二个同学去送她。因为她不向同学们告别。
  我一直将她送到公共汽车站。她对我竟有些依依不舍。忽然她哭了,说:“其实我早就知道我能入复旦是怎么回事了,把我当成‘试验品’,所以我偏不努力学,让他们扫兴。。”“他们”——当然不是指的老师们。老师们对她都很关心,她对此也不无感激。张春桥的任何一条“指示”都是复旦的法令。老师们没有抗拒的力量。她自己,三年来不过是以一种消极的心理,嘲弄政治对她的命运的摆布。
  政治摆布人,如同猫摆布老鼠。
  她还不是“工农兵学员”中最值得同情的一个。最值得同情的是评论专业的一个藏族女生。文化水平不比小樊高多少,两个孩子的妈妈。入校后
   有压力,也想孩子,对文学评论不感兴趣,如同盲人对看电影不感兴趣。数次要求退学,工宣队不同意,党委不批。她是农奴的女儿,认为退了她,是“阶级感情”问题。
  有天我端着脸盆到水房洗衣服,见她呆呆地站立在三楼走廊的一个窗口出神。一件衣服还未洗完,就听“刷啦”一响,是什么从楼上掉下去砸到树的声音。我觉着那声音不祥,满手肥皂沫冲出了水房——走廊窗口已不见了她的身影。俯窗一看,楼底下卧着她的躯体。
  她摔死了。。
  这些人,这些事,渐渐使我意识到,复旦是不能满足我强烈的求知欲的。它可以给予我的只能是另外一类东西:入党,理想的分配去向,政治垫脚石。想要多少块?它可以给你多少块!但需用等量的“实际行动”去换取。在给了工宣队一个不良的最初印象后,对我来说,换取到那些东西,得“摇身一变”,往自己脸上多涂几道反差油彩。
  我没有足够的信心和足够的勇气。出卖自己也总需要点勇气。彻底出卖自己则需要大的勇气。
  我唯愿自己能无风无波地在复旦度过三年。
  我想,我得本分一点才好。
  然而“本分”要成为一个人的愿望和原则时,还需获得客观的恩典。客观不发“允许证”,主观就像一个被无赖纠缠的姑娘。。
  一天,吃午饭时,中文系留学生窗口贴了一张大白纸,上面工工正正的毛笔字写的是:我们不要留学生特殊化,我们要与中国学生同吃同住。暑名——申·沃克。
  也许是这个名字在留学生中具有某种潜在的号召力,也许是他提出的要求符合留学生们的普遍愿望,留学生窗口一个留学生也没有,他们皆分散地和我们中国学生排在一起了。
  我平素对留学生都没太注意过,更没接触过,问同学小莫:“哪一个是申·沃克?”
  小莫朝前撅撅下巴:“喏,瑞典王子。”
  站在三四个人前边的一名留学生转过身来,对我们点头微笑,态度友好。他身材很高,一米八以上,却并不魁梧。因为身材高,还显得有些瘦。但举止矜持,风度优雅。我们也友好地对他点头微笑。仅仅是出于礼貌。中文系与新闻系的同学合住四号楼。一幢楼一分为二,一半三楼划给了留学生。走廊被门隔开。门上挂着一把拳大的锁。镶的是鸟玻璃。某个中国学生若与留学生们接触过多,准会被“留学生办”找去谈话。接触过多是与无来无往相对而言。谈话的实质却意味着提醒、批评、警告。我当时是一个“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时时处于某些同学的监视之下,稍有不慎,便有“小报告”打将上去。所以我避免与留学生们发生接触,讨厌给自己找来什么麻烦。
  逢年过年,什么纪念日,欢迎新同学或欢送毕业生,系里照例是要举行联欢会的,留学生们照例是要被组织起来参加的。他们有时也准备个小节目,一般照例是唱主席诗词歌。
  《沁园春·雪》、《咏梅》、《蝶恋花》是留学生们很喜欢唱的。只有在这些联欢会上,中外学生之间才显示出一点交往气氛来。也只限于气氛而已,并不能深入到感情层去。像我和小莫回报沃克的微笑,谈不上友好,只能算礼貌。《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两首诗词公开发表并被谱曲后,我却没
   听到任何一位留学生唱过。我们中国学生是很快就会唱了的。
  广播室天天以最高音量反复播放。“不须放屁”之词,早、午、晚响彻校园。听也听会了。
  何况每人还发了油印的铅印的歌篇,学生会还集体教唱了好几次。也巧,那天食堂还就是做了“土豆烧牛肉”。许多中国学生和留学生都买了。不知是哪位大师傅烧的,土豆成了羹,牛肉却不烂。食堂里一片抱怨之声。食堂外响而亮之地播放着《鸟儿问答》。
  我和小莫买好饭后,端着碗用目光四处寻找座位。沃克刚刚在一条长凳上坐定。他看到我俩,又朝我俩点头微笑。所有的桌子凳子全被占据了,我俩找不到个可以坐下的地方。沃克欠身往他坐的那条长凳的一端挪了挪,只坐了个角,招之以手,示意我们和他坐在一起。
  不过去坐下连礼貌也失掉了。我和小莫对视一眼,走了过去,与他“三位一体”。条凳只有二尺长,三个人坐上,两边两个人的屁股就缺少支点。这么坐着吃饭并不比站着吃饭强多少。我和小莫实实在在是出于礼貌。
  其实饭厅里有五张桌子没人就座。都是“留学生专桌”。留学生们响应了沃克,谁也不去坐“专桌”,端着碗往中国学生的饭桌上挤。没座位的中国学生们宁端碗站着吃,或端回宿舍去吃,也不愿坐到“留学生专桌”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要特殊化”,在留学生们提出来,是增进友好的愿望。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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