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爷小说网 > 传记电子书 > 梁晓声小说集 >

第83节

梁晓声小说集-第83节

小说: 梁晓声小说集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热闹,目睹仿佛电影里的情形,
   那时便暗暗想,给我一次这样的机会,我死也甘心了!
  全市中学生红卫兵组织联合代表大会召开,也去看热闹。一位中学女红卫兵领袖,站在台上,面对数千人,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安娜一样,一擎臂,群情激昂的数千人顿时鸦雀无声,而后以铿锵的语调大声演讲:“埋葬全世界的帝修反,是我们红卫兵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光复莫斯科!解放华盛顿!踏平巴黎!占领伦敦。。”于是台下嚣起一阵阵口号的狂涛:“光复莫斯!解放华盛顿!。。”我在台下暗想,哪怕我是为那中学女红卫兵领袖摆弄扩音器的人,也值得自豪自豪啊!
  下乡后,渐渐地对一切轰轰烈烈都厌倦了,但是更爱出风头。开个什么庆祝会,总要胡写几行歪诗当众朗诵朗诵。若有人奉承:“诗写的不错呀!”便足可得意几天。后来也终于觉得不过瘾,也厌倦。期待着我人生路上有更辉煌的机会到来,出更辉煌的风头。
  二十五岁,二十五岁,这真是年轻人最最渴望出风头的年龄!研究起来,年轻人的爱出风头,大抵是因为姑娘们的存在。正如不见雌孔雀,也未受什么鲜艳色彩的刺激,雄孔雀是懒得开屏的。只有小伙子们在一起的情况下,连最爱出风头的小伙子,也没多大兴致出风头。反之,只有姑娘们在一起的情况下,连最爱打扮的姑娘,也没多大兴致打扮自己。出风头实在是小伙子们为姑娘们“打扮”自己的特殊方式。
  我将代表专业新生发言,看成是在全系师生面前的一次公开“亮相”。在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中,在名牌大学的教授、讲师面前进行一次精彩的发言,我以为这风头是大大值得一出的。是一次够辉煌的机会。
  预先写好了发言稿,但对同学和老师说尚未写好。发言稿揣在兜里,走出学校,在校园后围墙下来回徜徉,将发言稿背了下来。
  我要达到在发言时出口成章的效果。
  我要在发言后引起掌声和窃窃私议。
  我要在散会时听到学生、教授和讲师们互相询问:“他叫什么名字?”
  “哪个专业的?几年级?”
  还要听到这样的称赞:“发言太有水平了!”
  “简直出口成章!”
  “从容不迫!”
  “有演说家气质!”
  还要引起男学生们的嫉妒。
  还要从此无论在什么场合下都吸引女学生们的目光。
  还要从此为自己在专业,在系里奠定一种优上的地位。。
  在学校“肝炎隔离室”和传染病医院里孤孤寂寂地度过了整整一学期,想出一次风头的愿望几乎都成了精神上的需要。
  开会那天,我穿了一件新的铁灰色的卡中山装。出院后买的。上海那时流行衬领,便新买了一条洁白的衬领,使铁灰色内露出一圈洁白。单帽早已不戴。头发早已长出。往宿舍的窗子上照照自己,半清半楚地映出一个斯文了点的“马立本”,觉得自己还颇有发言代表的风度,挺自信的。系总支书记、工宣队长的讲话,扰乱了我背熟的发言。我觉得他说的太荒唐。无论是什么人,说了我不赞同的话,无论什么场面下,我也会起而反驳。全然不计后果。这是我本性中的另一面。与我的爱出风头,相得益彰,互为衬映,显现出一个我来。他的话刚结束,我便站了起来。我说:“我不同意您的话!
   复旦大学谁是虎豹豺狼?既有之,指出给我们看!当然不会是我们工农兵学员吧?那么难道是这些教授?副教授?讲师们不成?我看他们没那么可怕!在上、管、改中,工农兵学员不是与革命的教师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吗?虎豹豺狼一词,不是明明在分裂我们吗?。。”
  工人若在工厂里做工,我是很尊敬他们的。若在大学里气指颐使,那再令人讨厌不过了。我是有意当众表示出我对这位工宣队队长的蔑视。下乡前,军宣队也当众顶撞过,顶撞也就顶撞了。在兵团,一般连队的知青,几年后已普通形成了对权力的蔑视。有一次,一位兵团总部副政委到木材加工厂视察,进入我们男知青宿舍,大家躺着的照样躺着,歪着的照样歪着,光着脊梁洗脸的照样水花四溅地大洗特洗,没一个拿正眼瞧一下那副政委的。他说:“同志们好”,也没人应声。
  我初入复旦,不知深浅。不知工宣队在复旦的一统天下的权力,更不知“藏龙卧虎之地,虎豹豺狼之窝”这句话是张春桥说的。
  所以我的话,使全体鸦雀无声。许多老师和许多学生是都知道张春桥说过那句话的。如果我也知道,绝不会当众反驳工宣队长的。我以为反驳他一下,不过就像在兵团时反驳团长政委一下,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其实大不一样。
  我的话所造成的静场效果,使我爱出风头的心理受到了怂恿和鼓励。于是我借题发挥,侃侃而谈。好像还说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从书架上走下来,与老教授们坐在一起,同样引起我的敬意一类的话。总之,接下来我说的尽是一些花哨浮丽、卖弄唇舌的话。大大地哗众取宠了一番。工宣队队长脸色阴沉严峻。
  “住口!”有人打断我的话,是评论专业三年级一名上海男同学,他激昂慷慨地批判我。他刚坐下,第二个立刻站起,一场批判会自发开始。我是那么不堪一击。没有机会站起来反驳。有机会站起来也失去了反驳的勇气和能力。得意之色一扫而光。坐在那里无地自容。
  批判我的,差不多全是上海同学。这应该被解释为复旦的一种政治现象。同全国所有文理科大学一样,中文系也是复旦的“神经”。是工宣队控制最严的系。如果说其他理科各系的学生还可以也能够将政治视为“副科”,中文系的学生则不得不将政治当成本科。在那个历史时期,复旦中文系实应改为“复旦中国政治系”。复旦小舞台上的政治戏与中国大舞台上的政治戏,是按照同一脚本演出的。主演是工宣队。导演也是他们。在一切运动中,中文系带动哲学系、新闻系、历史系,然后带动起全校。
  徐景贤曾对复旦工宣队指示:“北有北大,南有复旦。这是我们的两座桥头堡。复旦应该成为斯莫尔尼那样的大学。”斯莫尔尼,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苏维埃夺取政权培训武装力量的革命大学。“四人帮”希望将复旦的学生培训成既能为他们夺取政权效力的工具,也能像保卫冬宫一样有朝一日保卫他们的“中国士官生”。
  工宣队在中文系培训的骨干,以上海学生为主。指出这一点,也许会伤某些上海“工农兵学员”的自尊心,但这是事实。有许多充分的证据足以证明这一点,张春桥曾对复旦作过指示:“要多输送上海学生进京”。
  但另一个事实是,并非所有的上海学生,都愿意成为“骨干”。像C那样的外地学生而积极靠拢工宣队的,有之,不多。每一个怀有政治目的之人,都希图在告别复旦时,得到复旦慷慨的政治馈赠。失掉了些什么,他们不在
   乎。像今天某些人对钱的观念很实在一样,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七年,某些人对政治的观念也是很实在的。这也就是“四人帮”粉碎以后,许多应该“说清楚”的人,为什么只谈政治,不谈灵魂,说来说去总也说不清楚的缘故。
  我的风头出得很划不来。但因此出了点名。许多学生从此都知道中文系有个梁晓声。在女学生们眼中,我不过是个哗众取宠的家伙而已。但我并不认为这不公正。很公正。与其说那是对一个工农兵学员的观点的“围剿”,不如说是对一个爱出风头的家伙的公开声讨。
  在五角场买香烟,碰到了专业的一位老师。
  他问:“气色怎么这么不好?病了?”
  我说:“没病。”
  他说:“你刚出院不久,肝病容易复发,要注意身体啊!”我说:“谢谢。”
  他说:“感到压力了?”
  我说:“有点。”
  他说:“工宣队是很恼火,还要继续动员学生对你进行推判。我替你多次辩解过了。你是新生,刚入校,对复旦的情况缺乏了解,发表了错误的观点也情有可原。”我没作声。
  他又说:“其实我和你的观点一样,工农兵学员应该同革命教师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大学又不是动物园,哪有什么虎豹豺狼?耸人听闻嘛!即令有,也不是我们。你的观点并不错,只是太哗众取宠了。如果不是这样,肯定会有不少同学支持你的观点。哗众取宠,你就使自己正确的观点也变成孤立的观点了。在个性、气质、风度和其他一切方面,受人尊重的是质朴无华。你要记住这一点。今后要多观察,多分析,多思考啊!复旦值得思考的事情太多了。我们教师的责任之一,就是尽量保护自己的学生。”
  老师的话使我非常受感动。
  因为那次发言,以及“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刚刚传到复旦,我第一个闯入校党委抗议不许我们走出校园游行庆祝,我的毕业鉴定上多了对我十分有利而又十分重要的一条——“与‘四人帮’进行过斗争”。
  十六名同学中,只有我的鉴定中有这样一条评语。被粉碎了的“四人帮”是死老虎。
  踢死老虎一脚也算勇气么?
  细想想,真惭愧!政治对人的嘉奖也真大方啊!政治,政治,我从此对它有了悟性。
  如今已经三十六岁。爱出风头的年龄早已过去了。与多情的年龄一块儿过去了。从个人的教训中,从别的爱出风头者们的庸俗中,体会到了这种庸俗实实在在是对一个人自己的莫大损害。也就学会了一点自尊。人既从自己的教训中发现自己的劣点,也是从别人的庸俗中总结出自己应当如何作人的原则的。不惑之年仍大惑不悟,好比女人的更年期无限延长。那是怪不幸的。
  我在复旦见识到了不少在别的地方不太容易见识到的人和事。
  中文系总支副书记中,有一个身高一米五左右的侏儒,男性,三十余岁。不知是留校生还是工宣队。样子很猥琐。我从未见其笑过,永远那么猥琐地严肃着。仿佛权力又极大,与系工宣队队长平起平坐。背影莫测。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过一篇所谓杂文《赞“山羊角”精神》,据说很得张春桥好评。自那以后,似乎更身价百倍,使人觉得你不招他不惹他,他也时刻想猝
   然顶你一头。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他在系里拍着桌子训斥一位副教授,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架势。而且他还没有脖子。在校园里看见他,矮矮地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地移动过来,猥琐而严肃地瞪着你,够令人不舒服的。我经常是退避三舍,绕条路走。无路可绕,便低下头去。倒不是怕他到这般地步,是看见他也会破坏你一时的好心境。按说他应到某电影制片厂去作特型演员,却狂傲之极地在堂堂复旦大学内招摇过往。“四人帮”纳“贤”到了宠丑的地步,使人常常替中国替复旦深感羞耻和悲哀。
  有一位工宣队员,某天中午还在复旦食堂用钢精勺敲着铁饭碗,一边哼唱样板戏一边排队买饭,第二天便在《人民日报》上扬名显姓,成了中央候补委员。他自己还不知道。别人将报纸拿给他看,指着他的名字问:“是你吧?”他回答:“我他妈的哪有当中央候补委员的造化!”后来证明果真是他,喜滋滋乐悠悠地又对人说:“洪文对我真够意思!”原来他是王洪文造反起家时的小兄弟。王氏还真够讲交情的。鸡犬升天寻常事。难怪那年头许多人都认为政治是个一本万利的赌盘。抹下脸皮往上抛赌注。
  “四大帮”粉碎以后,有次我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了一个不寻常人——*虾T。。旒。。*时的一位小说作者。到我们专业去座谈过,故而认得。我问他日子好过否?他倒对我说了几句实话:“日子不好过哇。其实我们这些人呢,对文学并不感兴趣。我们是要通过文学走向政治。我们崇拜的是张姚道路。哎,前途如烟了呀!。。”
  心灰意懒之人,往往能吐真言。
  有一位研究文艺理论的老师,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在系图书馆偶然翻到一本他的小册子,“文革”前出的,便拿着向他请教某一文艺理论问题。
  不料他连连摆手,有些惊惶地说:“不是我写的。不是我写的。”
  我说:“别人告诉我就是您写的呀!”
  他更加惊惶:“同名同姓,同名同姓!”说罢匆匆而去。同学小莫恰巧看见了这情形,对我说:“你别再给自己找麻烦,也别给他找麻烦!”
  我说:“我又怎么了呀?不过就是向他请教一个文艺理论问题嘛!”
  小莫说:“文艺理论在中国只有一个——‘三突出’创作原则,请教我吧!”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1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