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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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选择江泽民任总书记的时候。但这位地位至高无上的领导人想要隐退并不易如果他退得太快，江可能会应付不下来。在此后的3年内，他仍然经常要依靠邓小平的出面，有时还需要邓行干预。
　　　　达成一致意见的最后一个步骤，是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主要的元老参加，于6月19日至21日举行了3天。在6月23日、24日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召开正式会议，这就是十三届四中全会。毫不令人吃惊的是，赵紫阳被正式罢免职务。他被指控犯有“非常严重的错误”，“分裂了党。而从未想到过这一刻的江泽民，经过选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我深感担子很重，”江对与会者发表了讲话，“我感谢同志们的信任，决心同大家一道，刻苦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尽心尽力做好工作。”
　　　　1989年6月24日，江泽民作为新的总书记被介绍给全国。《纽约时报》报道称他“看起来有点闷闷不乐，眉头微微皱着”，并补充道，“他可能正在思考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他所就任的职位危如累卵”。
　　　　全世界的中国问题观察家都大一惊。许多人得出结论，他的任期将会很短。香港的一位消息人士评论说，他的基础是“他的声望，但这在中国算不了什么。他没有像军队或国家安全部门这样的机构支持他”。一位西方外交官说：“这是一个临时性的继任政府，我不认为有人预料它会生存很久。”
　　　　其他人则看到了这一选择的优点。“这个决定给人民带来希望，”一位外国外交官指出，“至少，他可以和外国领导人握手。”一位中国问题学者做了一个有预见性的分析，他谈到了前进所必须进行的妥协。“从平衡角度考虑，”他说，“他看起来是个很好的选择——他是对外开放的象征，同时又和党的元老们合拍。”
　　　　其他称江为“非常机智、非常温和的令人喜欢的人”。一名曾在一次贸易展览会上见过江的咨询顾问热情洋溢地说：“我不认为在美国有哪位政客会有这种才干，”她说，“他走了进来，就像是君临现场。”
　　　　在北京，对的反应更为和缓。江被认为是“上海人”，这不是一个表示亲近的称谓。这标志着一个具有讽刺意的逆转。4年前，当江来到上海成为该市的新市长时，上海人给他贴上了“北京人”的标签。就像他在以前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一样，江必须要证明自己。这一次，是对整个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江宣布“严惩那些煽起了动乱和叛乱的阴谋家、组织者和幕后指挥者”。“对他们，”他说，“不能给予丝毫宽恕。”与此同时，他亲近知识分子，鼓励他们继续说心里话。
　　　　有人说江接管《导报》是非理性事件的发端。真相似乎要乏味得多：江只是在尽可能地做好他的工作。从他的天性和成长道路来看，江是一个文化传统主义者，同时也是个经济革家。他忠于党，并对邓小平充满崇敬。
　　　　对江的大家庭来说，听到江高升的消息让他们松了口气。从5月下旬，他们就注意到江不再公开露面，担心有最坏的事发生。“对上海市委书记来说，消失这么久是很少有的，”江泽慧回忆道，“特别是在有学生抗议和政治争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忧心忡忡的亲戚打来电话，王冶坪只能说“我们平安无事”，并神秘地补充说，“没有发生坏事”。6月24日，消息宣布了，江的家庭成员西方学者一样不知所措。
　　　　“如果三哥，就像他自己说那样，毫无准备，”江泽慧说，“我们就更没有准备了！真的让我们大吃一惊。我的第一反应是历史的重担已落在他的肩上。”
　　　　“我们并未感到极度快乐，”她吐露说，“我们当然也没有庆祝。他的任命不值得祝。这是在‘六。四’后不久，国家将向什么方向前进尚不清楚。这是段非常困难的时期。”
　　　　江泽慧一直与江的妻子保持联系。江的妻子看起来是以一种听天由命而不是兴高采烈的态度对待命运的安排。“她十分忧虑，担心她的丈夫和他们的将来，”江泽慧说，“她没说她很担忧，她也没有抱怨什么，但是我对她有这么长时间的了解，我能感觉出来。”
　　　　她的忧虑是可以解的。在此之前，毛泽东和邓小平指定的接班人结果都不怎么好。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屈辱，直到被迫害致死。林彪出逃，死在半路胡耀邦无奈辞职。赵紫阳被撤职。华国锋也只不过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结局而已。（然而，空出的职务并不乏觊觎者，最高权力总是在诱惑人。）
　　　　这个消息对家庭中的其他员也是一个负担。当时，江的长子，37岁的江绵恒，正在费城的德雷克塞尔大学电气和计算机工程系读研究生。尽管学业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他还是从上海著名的复旦大学毕业，并获得放射能化学学士学位。在通过国家考试之后，他在中国科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并于1986年进入德雷克塞尔大学攻读博士。
　　　　绵恒在1985年就被录取了，但一直付不起学费。他父亲的老同学王军孙（音译）移民美国，已是德雷克塞尔大学的教授，第二年给绵恒弄到了一份助教的差事，他才得以就读。绵恒、他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一月只有800美元的生活费，住在一栋整洁的联排房屋的三层楼。他工作勤奋，从不招摇。“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你根本猜不出来。”他的导师之一科文。斯科尔斯说。在老师们的记忆中，他是个“极为聪明的研究人员”。
　　　　在“六。四”事件之前的这段时间里，绵恒一直专注于学习，避开校园内的集会。在“六。四”之后，他几乎完全隐居。他不知道在中国他父亲发生了什么事，但他知道他跟江泽民的父子关系在德雷克塞尔大学已尽人皆知，尤其是对那些中国学生来说。他们拦住他，对他当面吓唬，或是给他打怀有敌意的电话。绵恒知道他父亲在北京，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跟家庭的电话联系，平时是很有限的（因为当时线路有限，费用昂贵），这时已断绝数周。也许，绵恒也在猜想（正如他后来告诉朋友的）他父亲可能会得到提升，也许是担任政治局常委，甚至是总理。但是，政局动荡不定，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6月24日，绵恒收到了系主任布鲁斯。艾森斯坦的紧急信息，后者是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后来成为电力电子学院的院长。他让绵恒马上去他的办公室。
　　　　“你听说了北京的消息吗？”艾森斯坦教授问。
　　　　绵恒摇了摇头：他还没听说。他的心急速跳动起来：有事发生了。
　　　　“你父亲是新任的共产党总书记。”
　　　　“总书记？”绵说，他的脸涨红了。跟许多中国人一样，他也许以为自然的提升步骤是从总理提升为总书记，在“六。四”以后看来尤其是这样。
　　　　“我有两件事要告诉你，”艾森斯坦教授说，“首先，邦调查局和地方警察局已和我们联系过，他们愿意24小时保护你。我们不需要他们——我们会保护你。其次，我们会继续把你当一个普通学生对待。”
　　　　“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绵恒说。他的态度“赢得了所有同事的尊敬”。在他回到自己窄小的公寓的时候，电话已经在了。一个来自美联社的记者想要知道绵恒对他父亲的任命、他父亲的政策和“天安门事件的反应。绵恒措手不及，作出了一个有名的机智回答：”我父亲是我父亲，我是我。“
　　　　绵恒希望他的“美国式”答复会结束新闻界的刨根问底，保证他的默默无闻。他的答复既体现了个人独立，又机智而模棱两可。但他接受了有关美国媒体行为方式的初次教训：几家大报抓住他的话，编出了无数不朽的故事。他突然成了一个公众人物，这让他感到十分恼火。绵恒更决心保护他自己的隐私。他礼貌地拒绝其他采访。正如他对一个记者解释的那样：“我不想在公众前出名。”当对方强要他发表意见时，他补充说：“我真的不想谈论我自己、我的亲和我的家庭，所以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处境。”
　　　　更糟的是，绵恒的一些同学继续寻找他。他们主要是为“六。四”事件激怒的中国学生。他收到令人不快的信件。
　　　　为了逃脱对他死缠的新闻界，和对他咄咄逼人的同学，绵恒到他父亲的老师、　著名的老教授顾毓琇家避难，当时顾已年近90。顾教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出色，此时已退休，生活在费城。尽管顾教授和他的子当时住在一套窄小的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里。在绵恒父亲晋升之后开头的那些困难日子里，他们还是高兴地接受绵恒他们家合住。艾森斯坦教授信守承诺，在大学保护了绵恒，使年轻的绵恒经受住了暴风雨，写完了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
　　　　在北京，江泽民面临着他自己的困境。就在“六。四”之后，经济改革基本止步政治改革则已销声匿迹。大多数新的政策、项目或合资企业又要按以前那种混乱的方式，分成“社会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属前者的就得到批准，后者则遭到拒绝。外国投资几乎干涸。
　　　　在他的晋升公布了四五天后，江泽民给沈永言打了电话。
　　　　江泽民给沈永言打电话，并不只是像过去经常做的那样和他聊天放松，这次他心里还有别的事情，一件仍然使他牵肠肚的事情。
　　　　“永言，”他说，“你得接着搞那本书啊。”他指的他的俄罗斯恩师有关电力方面早已过时的专著的翻译，这个工作已拖了数十年之久了。当他希望要成为一名教授时，他又重新着手做这件事了。
　　　　“泽民，你已经总书记了，”沈以怀疑的口吻回答说，“你还需要这本旧书做什么？”
　　　　“我们必须善始善终，”江回答，“虽然这位苏联老先生已经去世了，我却必须履行我的诺言。”
　　　　从那以后，江会时不时地打电话给老朋友询问那本书的进展情况。在出版商将书送给他之前，都没有放松过。他在书的“前言”里概括了内容，并对沈永言和其他人的帮助表示了感谢。它的写作日期是“1989年11月”。就在这个月，发生了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团结了江的领导层。显然，他白天在搞政治活动，晚上在写作。
　　　　书最终在1990年出版了。它的出版花了30年，但江遵守了诺言。它在技术上已过时，只有古董的价值，但江还是为这本书感到骄傲。第二年，他首次作为总书记出访苏联。他的恩师已经去世，但江专门送了一本给他的家人。江把有限的稿费捐赠给了上海儿童基金会；他还购买了一些书作为礼物送给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老同事。
　　　　沈永言记得江在刚刚被提升的那段日子里经常在深夜给他打电话。“我们谈了许多事情，没什么大事，经常谈论他如何适应其新生活中日常事务的形式与挫折。他处于来自方方面面的重压之下，有时晚饭之后，他就会感到寂寞。他是同我们一样的人。他的家人还在上海。”江独自住在中南海，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及国务院的总部所在地。
　　　　当时，尽管江泽民表面已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导人，但有些事仍然使他感到非常烦心。中国处在“天安门事件”后的萧条时期，被国际社会排斥在外。全国上下充满了怨气和相互指责之声，腐败猖獗，经济停滞不前，外国投资也已中止。实际上，江所有的同事在中央政府的经验都比他丰富。此外，他当时是在一个临时性的住所里工作和生活，这是一栋朴素的小宅子，前面是办公室，后面是卧室。由于从没有在中南海停留过多长时间，他还需要弄明白哪栋楼是什楼，谁住在哪里。
　　　　江泽民是独自一人，而且并不是真的高高在上。他在高层没有支持他的关系网，在北京也没有个人班底。他和军队没有任何关系。他知道，实际上每一个人，从北京的内部圈子国外研究中国的学者，都认为他是个过渡领导人，一个临时看管职位的人。江后来评论说：“我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即使是向来对外交事务具有很好的判断力的理查德·尼克松，当初也不看好江泽民。
第11章　1989年7月－12月“人非圣贤”
　　　　江泽民向焦虑不安的香港与澳门代表再次重申了“一国两制”的理念让他们安心。“我搞我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江告诉他们说，“‘井水不犯河水’。”同时，他也告诫他们要尊重共产党的政策。“我不会在港澳和台湾搞社会主义，”他说，“你也不要把资本主义的一套搬到内地来。”
　　　　在对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松懈提出批评的同时，江也强调了与非社会主义世界的交流。“我们应大胆地从中国古代教育与外国教育中汲取所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