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9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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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之荣辱，而为国家命脉，人民生死之所系。弟个人亦无丝毫成见与得失之心，如能迅消兵革，召致祥和，惮得早卸仔肩，还我初服，固所时刻馨香祷祝者，掬诚布捆，希卓裁见复为幸。
弟
李宗仁子感京秘印
在此同时，我又特派甘介侯以我私人代表资格，去上海联络当地一批有声望的社会贤达，如颜惠庆、章士钊等人。希望他们也能以私人资格去北平，作为政府和中共之间的调人。一月三十一日，我又亲率邵力子去沪，一一登门拜访。
我另外又邀请陈光甫也加入此行列，偕同飞平，但为陈氏所婉拒。光甫与我为老友，是沪上有名的银行家。一九二八年当蒋先生主持南京中央时，曾一度邀请陈氏入阁，陈氏婉却之下，我曾劝他接受。陈氏当时微笑向我说：”等到有一天您荣任国家元首时，如有差遣，我一定不辞犬马！“此次在上海我重提前约，加以邀请。陈说现在时移势异，今非昔比，他实在难践前诺了。
我自沪还京不久，前派”人民代表团“在与共方领袖协谈之后，亦自平返京。刘仲华告我，共方领袖有意与我合作，但有先决条件。第一、他们要我与美国完全断绝关系；第二，要帮同中共解决蒋帮的残军余党。中共此项要求是显然在离间我和蒋的关系。至于我和美国的关系，我那时并未收到一分美援。纵使美国政府对我政府提出经援，此项美援亦与往日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性质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绝不为接受美援而丧权辱国。我固针对共方建议也提出五条对策，嘱刘携往上海，俾由第二批飞平洽谈的代表携平面致共方诸领袖。我所拟的五条要义如下：
一、政府同意以政治方法解决国内一切问题；
二、双方立即组织正式代表团恢复和谈；
三、和谈期间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四、今后国家建设应遵循下列原则：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军队国家化，人民生活自由。
五、今后外交方针应遵守平等互惠之原则。
我的第二个代表团终于二月十四日专机飞平。在此前后，共方由于正在消化其上次战役所获之战果，长江下游的军事几乎完全停顿。同时我方海军舰只，亦在大江上下巡逻，防止共军渡江，因此京沪两地的紧张局势，顿见和缓。人心日趋安定，市面亦恢复繁荣，人民正日盼来自北平的好消息。殊不知即在此时，孙科主持下的行政院突然自南京撤往广州。孙氏此举的目的，是显然与我故意为难。
（二）
原来在我主政之初，我就想一反蒋氏当初的独裁作风，好让行政院按宪法总搅政务。而不幸的是那时的行政院长，却是我竞选副总统时期的政敌孙科。孙氏原于上年十二月中句继翁文灏为行政院长。
孙科与我本有多年友谊，不幸在我竞选副总统期间，我的几位助选人——尤其是黄绍竑——曾把宣传工作搞得有点过火，对孙氏作了人身攻击。那时绍竑以笔名在报刊上写了一系列攻击孙科的文章，揭发其所谓”敝眷蓝尼“事件。
蓝尼原是上海一位颇有姿色的交际花，一度也曾作过孙科的外室，并替孙科生了两个女孩子。但是战时蓝尼仍留居上海，并由不明途径取得了大量私产。因此在战后政府没收汉奸财产时，蓝尼财产亦在被没收之列。蓝尼不得已乃乞援于时任立法院长的孙科。孙氏乃出面为其缓颊，因而在孙氏为此事向战后上海当局所写的信件中，曾提出”敝眷蓝尼“如何如何。这就是”敝眷蓝尼“事件的发端。蓝尼既是沪上交际名花，照片和新闻屡见报端，因而这”敝眷蓝尼“的新闻一经传出乃不胫而走，成为一时的花边新闻。所以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副总统竞选的白热化状态之下，孙氏以蒋氏的”黑马“身分一跃而出，那本有相当文学天才的黄绍竑便搬出这些老故事，写出新新闻，一时哄传，孙科为之尴尬不堪，也因之痛恨入骨，对我当然更不谅解。他对后来的竞选失败，本可淡然处之，唯独对此蓝尼事件，则永难冰释。所以在我接任代总统之后，他就乘机报其一箭之仇了。
孙科之外，我还有一个待解决的问题，那便是cc系对我的反对。该系领袖们从未体会到我之出任代总统实为政府图存之必需；他们只觉得蒋去李来，却是”桂系“在中央夺权运动中取得了最后胜利。为此不论在任何情况之下，他们对我都要杯葛一番。因此在蒋氏幕后示意之下，cc系乃联合孙科一帮，对我进行打击。打击我的第一着便是把政府南迁。
在此紧急关头，如政府突然搬家，不特替中共制造借口，拒绝和谈；同时也会动摇军心民气。但是不管我如何反对，在蒋先生下野之后，孙科还是把行政院搬到广州去了。未几立法院亦随之摒挡而去，南京顿成半空状态。所幸那时尚有大批颇识大体的立法委员，仍愿留在南京，与我同其甘苦。
我们的政府既然形成宁穗分立，两方甚至公开对骂，我真为之伤透脑筋，因此我在把政府中急务稍清之后，并在等待共方回信时期，乃以南巡为名，于二月二十二日亲飞广州。抵广州机场时，孙科和陈立夫二人皆在机场接机。当晚我便和孙氏作竟夕之谈。我用温和而坚定的口吻，要孙科把政院各机关立刻迁回南京。最初孙氏还说：”在敌人的炮声隆隆之下，我们怎能办公呢了“
”哲生兄，“我说，”抗战八年，哪一天我们不在敌人炮声隆隆之下办公呢！？“
孙科终为我的诚恳而坚定的态度所折服，答应把行政院迁回南京。二月廿五日我乃绕道桂林、汉口还都。孙科亦于二十八日迁返，这样才结束了一场小小的府院之争。只是那时仍由CC系掌握的”中央党部“则仍留广州，拒绝北返。
（三）
孙科在和我闹那点小蹩扭期间，他显然是错估了当时国内政局的客观形势。他的不顾大局的行动，当时颇为一般立法委员所不满。孙氏固为立法院之前任院长，但是这时竟有立委鼓躁要投孙氏不信任票。孙氏为此颇感尴尬，乃向我递辞呈。我把辞呈送回，并劝他和我和衷合作共济时艰。但是三月七日他再度坚辞。那时既然大部立委也认为孙科非济乱之才，我也就只好让他辞职了。
但是遴选一位孙氏继任人亦殊属不易。几经考虑之后我决定邀请何应钦将军担任斯职。何氏原任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那时刚自纽约卸任归来。我要白崇禧和吴忠信二人专程前去劝请，然为何氏拒绝。三月九日我又亲自赴沪登门邀请，但是何氏坚拒如故。可是我以我们二十二年前，当蒋先生于一九二七年八月第一次下野时，我二人在南京共撑危局的旧事说动他。
”敬之兄，“我说得极为诚恳，”历史现在正在重演。蒋先生二度下野，南京又已危如累卵。你能忍心看你以前的老同事今日独撑危局而无动于衷吗？“
何应钦似乎颇为我的诚挚言辞所感动，他答应帮忙，但在蒋先生点头之前，则不敢妄动。我乃立刻叫吴忠信打电话到溪口蒋家请示。蒋说：”请德邻兄自己安排罢。我是位退休之人，何能代作主张呢？“
何氏闻言，更加不敢遽出，请我收回成命。我乃派吴忠信到溪口请求蒋给何说几句话。蒋先生给何打电话，相当冷淡地说：”既然德邻想让你担任那个职务，接受下来吧。“何应钦亲往溪口向那位”退休之人“再为请示一番，最后何氏才接受了我的任命。
何应钦虽然终于衔命出山，但是我二人为组新阁，还是伤透脑筋。新阁员——尤其是财政部长——如何遴选呢？前财长徐堪请辞，不愿复任。我们希望报请陈光甫或张公权这两位沪上金融巨子，能出任财长，但是他二人都婉拒了。我们再请他二人推荐，最后他们才提出刘攻芸。刘氏时任中央银行总裁，颇为蒋氏所信任。我未识其人，亦未闻其名，但他倒是何之旧交，他总算是接受任命了。
可是我自沪回京之后，却又发生了另一个辞职事件，此辞呈来自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为补吴氏遗缺，我想请翁文灏出任。但我又有点迟疑，因翁曾任行政院长。按中国官场惯例，以相国之尊来屈就秘书长，似与体制不合；但我还是决定一试。谁知出我意料，翁氏竟然一口答应了。文灏说：”只要还能替国家做点事，我决不迟疑。国家今日已残破到如此地步，我还能谈到什么个人委屈与否呢？“
我对刘、翁二人之毅然出任，真具由衷之敬意，因为在那个时期，大家抽身之不暇，谁还想投身政海呢？他二人之不计个人利害，毅然而来，真是全凭一腔爱国热忱。谁知翁氏接篆未几，蒋氏便密派私人予以面斥并出语下流。此人说翁氏一辈子安富尊荣，都为蒋氏之所赐，如今旧主刚才退休，翁氏便卖主求荣，投靠桂系，实为无耻之尤云云。翁氏为之气愤不已。其后翁氏卒于一九五一年投奔中共，可能便是受蒋氏这种狭隘心肠所刺激的结果。
为参加此新阁，刘攻芸后来亦备受磨折。五十年代之初，刘氏退休于香港，想向台北外交部申请出国护照，外交部以刘为要人，不敢轻发，乃将此事上报。据我听到的可靠消息，当蒋先生看到刘之申请书时，曾拍桌大怒，说：”刘攻芸是投靠桂系的反动派！“因此刘的护照也就拿不到了。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我们终于组成新阁，并将新阁名单咨请立法院认可。立法院乃以二百零九票对三十票的绝对多数，正式通过。
新阁阁员名单如下表：
行政院长：何应钦
秘书长：黄少谷
内政部长：李汉魂
外交部长：叶公超（代）
财政部长：刘攻芸
国防部长：何应钦（兼）
总参谋长：顾祝同
教育部长：杭立武
审计部长：林云陔
新阁成立之后，立刻便有两大急务待理：第一、组织正式代表团与中共和谈；第二、谋求内部安定团结，以便从事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释放政治犯，制止通货膨胀并加强江防。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在我方由颜惠庆率领的第二个代表团抵平以后，共方亦指派林彪、董必武、叶剑英为代表和他们谈判；中共广播亦明白表示愿意与政府和谈，所以在二月二十五日我自广州飞回南京以后，乃立刻召集留京各同志商讨对策。我们在会中决定了对共和谈三项原则如下：
（一）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共方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迫我接受屈辱条件。
（二）有鉴于铁幕内各国之惨痛遭遇，政府断不应接受由中共作为执政党之联合政府。政府为此应向共方提议划疆而治。
（三）中共所提八条要求，政府决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之下，以其为谈判基础。
当然我也完全知道，除非我们能守住长江，使共方在谈判之外，别无选择的情况之下，他们是不会根据此三项原则来和我们谈判的。至于长江是否能守住，那当然又是另一问题。
在新阁成立之后，我便授权行政院长，根据此三原则与共方交涉。何应钦在和蒋氏通过电话之后，乃指派张治中为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团员包括黄绍竑、邵力子、章士钊和李蒸。当何氏将此名单呈交总统府时，我在名单上又加一刘斐。张治中随即去溪口向蒋先生请示，并将全部名单电告对方。三月二十六日，共方亦在北平指派周恩来、林祖涵、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等组织一正式代表团与政府代表和谈。并提出四月一日为和谈正式开始日期，和谈地点便是北平。
在我方代表团启程前夕，我又召集居正、阎锡山、白崇禧和张治中等人聚会，并提议组织一小组委员会来指导和谈。此一小组委员会成员除我之外，有委员十人。十人名单是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吴铁城、孙科、吴忠信、朱家骅、徐永昌和童冠贤。孙科这时已不在南京，但是我们还是选了他。四月六日，何应钦又专机飞往广州，将这一小组委员会名单交国民党中常会止式认可，以示执政党与政府之间绝对一致的和衷合作。
（四）
当何应钦新阁正在安排和谈之时，我在外交方面也在加强联系。我就任代总统之后，便立刻召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问他苏联政府能否帮助中国政府停止内战。以前我就听说蒋先生在一九四四和一九四五年间亦尝作此努力。据说一九四五年底蒋曾遣其长子经国去莫斯科晋见斯大林。斯大林为此曾提出先决条件，要中国与苏联订一中立条约；并由中国方面组织联合政府，如此则苏联自当支持中国政府云。这两项条件据说为蒋氏所拒绝。
但是在一九四六年蒋又向苏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