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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节

李宗仁回忆录-第9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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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都感到这一残局无法收拾。然既已肩此重任,也只有拿死马当活马医,走一步算一步了。
  当天下午张群打电话给我,说总裁有一个文告,要我过目后发表,希望能与我一晤。为客气起见,我特地乘车往张群住宅晤谈。张即将蒋先生所留交的“文告”给我看,其全文如下: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自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现民主、匡济民生为职志,同时即认定必须确保和平,而后一切政治、经济之改进,始有巩固之基础。故先后二十余年,只有对日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虽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往事斑斑,世所共见。假定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祷以求者也。
  我坐下细看全文,觉其中颇有不妥之处。第一,我发现这文告中并无“引退”、“辞职”等字样,如是则一月二十一日以后的蒋先生究系何种身份?所以我坚持在“于本月二十一日起”一句之前,加“决身先引退”五字。第二,蒋先生在离职前一再要我“继任”,绝未提到“代行”二字。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上半段,“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所谓“缺位”,当系指死亡和自动引退而言。而蒋先生所引则为该条下半段:“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所谓“因故不能视事”,当系指被暴力劫持而言。今蒋总统不是“因故不能视事”,他是“辞职不再视事”,则副总统便不是“代行”,而是如蒋先生亲口所说的“继任”。所以我主张将“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一句,改写为“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
  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我绝不是还斤斤于名位,只是我深知蒋先生的个性,他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把我作为他的挡箭牌,而他在幕后事事操纵,必要时又东山再起。我顶起这局面,如名不正,言不顺,则无法执行总统职权,不论为和为战,皆无法贯彻主张。与其顶一块空招牌,倒不如蒋先生自己干的好。为此,我们又把吴忠信、张治中和王宠惠找来。王是我国法界老前辈,时任司法院院长。他对宪法程序的解释,应该是具有权威性的。王宠惠看过文告后也说:“蒋总统此一下野文告应该有’身先引退‘等字样,否则与宪法程序不合。”后来CC分子为使“代总统”的“代”字合法化,曾故意在外捏造王宠惠的谈话,说代总统是因为总统辞职,尚未经国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的继任,也未得国民大会追认,所以只好“代”云云。其实,宪法上根本未规定总统辞职要国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继任要国民大会追认。王宠惠也根本未说过这话。所以根据王院长对宪法程序的解释,我认为总统退职文告,如不经修正,不可发表。
  张群见我意志坚决,乃和我商量打电话给蒋先生请示。是时蒋先生住在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内。电话接通之后,张群便把我的意思报告蒋先生。蒋先生竟在电话内满口承诺,说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文告,直至李副总统满意为止。当晚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将文告依我的意思加以修正,然后交中央社发表。孰知次日早晨,各报所登蒋先生的文告和我自己的文告竟然还是修改前的旧稿。这时我从报上才看到蒋先生替我代拟文告的内容。全文如后: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任,曷胜惶恐。唯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唯有黾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
  细读此两项文告,以及蒋先生已允修改而中央社仍照原稿发表之各项安排,我觉得蒋先生之为人,至此危急存亡之关头仍不忘权诈,一意要把我作木偶任他玩弄。最令人气愤的是一月二十一日晚间,吴忠信竟以国民政府秘书长的名义,照上两项文告的原义,通令全国各级军、政和民意机关知照。此项通令盖有总统的大印,而我这位总统竟一无所知。
  我看到该通令后,便立即把吴忠信叫来,气愤地说:“礼卿兄(吴忠信),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
  吴忠信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
  我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
  吴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
  我说:“礼卿兄,你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
  事情发展至此,我才了解,一切都己由蒋先生安排好了。前晚的电话挂掉之后,他可能又另外打电话给张群和吴忠信,自食前言,从新安排,做到木已成舟再说。他知道我为人忠厚,不愿为此事闹伤大体。他对我显然是“欺以其方”,谅我必会为大局而让步的。
  但是我当时认为他欺人太甚,遂声称,名不正,便不就职。吴忠信不得已,竟威胁我说:“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我愿以老朋友的资格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在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你知道在这种局面下,任何事皆可发生,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障。”吴的话也是实情,不过我并未被他吓倒。我仍然坚持不就职的老态度。下午,我又把吴忠信、张治中、邱昌渭找来。我把这事的原委向张、邱二人重述一遍。他二人也认为蒋先生这样做太过分了。张治中本以为蒋先生下野,和局有望,至此也强调说,可惜“美中不足”,能否请礼卿兄设法稍为更正一下。邱昌渭亦竭力附和。不意吴忠信竟大发雷霆,把张、邱二人臭骂一顿,说国事至此,你们还幸灾乐祸,说什么“美中不足”。张文白也不甘示弱,闹得不可开交,我反而做起和事佬来,才把他们调处开了。
  这件事很快地就传了出去。许多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都为我不平,他们纷纷到我住宅来请愿,要我“速正大位”,不要作“代理”总统。入夜,白崇禧也打长途电话来询问经过。我把详情告诉了他之后,白崇禧就说出刘邦告诉韩信的老话来:“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
  当时民营各报尤为我不平,群情激昂,议论纷纷。张群、吴忠信等不得已,又打电话给蒋先生;蒋先生又满口承诺,“修改”,“更正”。但正在大家愈闹愈激烈之时,我本人反而泄气了。我想国家都没有了,还闹什么“代”不“代”呢?闹得太凶了,人民是不能谅解我们的。我如能聊补时艰,拯人民出水火于万一,私愿已足。吴忠信又乘机来苦劝。于是,我反而劝为我抱不平的国代、立委等顾全大局。大家见我如此,也只有叹息而退。
  蒋先生退休之日是星期五,这一个周末,我虽尚未就职,而军国大事已纷纷压到我身上。我从一位闲散的副总统于一夕之间变成“日理万机”的国家元首。
  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一,国府举行总理纪念周。由居正担任监誓,我便在纪念周上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就任代总统。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六十六章:收拾不了的烂摊子
  (一)
  在就任代总统之后,我立刻面临三大要务,急待处理:第一、我要与中共谋和,结束内战;第二、我要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并阻止共军渡江,求取光荣和平,第三、我要争取美援,制止比共军威胁更大的通货膨胀。
  所以在蒋氏离京之后,我就立刻致电孙夫人(宋庆龄)、李济深以及民主同盟和一些小党派的领袖们,如张澜、章伯钧、张东荪等人。这些民主人士原先都有反共的历史;但在战后都转而亲共。他们的转变,一方面固然由于中共统战策略运用之灵活;同时也是蒋氏一帮为渊驱鱼的结果。不过这批人一向对我都十分友善,毫无芥蒂存在。所以他们如果能转而支持我的话,我就可以推动第三方面人士,对中共增加压力,庶几使中共不致毫无顾忌,而将此毫无意义的内战进行到底。可是我这一想法,未几便证明完全破产。这时中共之胜利,几乎已成定局。这些民主人士也就无心再来烧国民党的冷灶了。不特此也,中共这时的统战反较前更为活跃。李济深在亲共的左右包围之下,已离港赴平,参加中共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去了。
  为试探中共对我谋和的反应,我又策动京沪一带的教育界领袖和社会贤达,组成一“人民代表团”专机飞平。此时的“华中剿总”参议刘仲容①'①原稿是刘仲容据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救国日报》在报道“人民代表团”专机飞平时说:“随机同往者,有代总统私人代表黄启汉、刘仲华,可见,此处似为刘仲华而非刘仲客。—编者注',立委黄启汉也要求随机前往,我也特准了。后来的新闻报道说他二人是我的私人代表,实是误传。
  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我乃正式致电毛泽东,提出和平方案。原电全文如下:
  润之先生勋鉴:
  自政协破裂,继八年对外抗战之后,内战达三年有余。国家元气大伤,人民痛苦万状,弥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弟于二十二日所发出之声明,及所致任潮、衡山、伯钧、东荪诸先生之电,计均已早邀亮察。国家今日残破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田园城市之摧毁,无辜人民之死伤,不可胜计,而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复随处皆是。此悉由于战争所招致。以往国共两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曾共同致力中国革命,不幸现因政见分歧,阋墙斗起,致使国家人民遭此惨祸,抚今追昔,能不痛心?吾人果认为革命之目的在于增进人民与国家之利益,革命之动机基于大多数人民之意旨,则无论国共两党所持之主张与政见如何不同,在今日之情势下,决无继续诉诸武力,互相砍杀,以加重人民与国家痛苦之理由。现除遵循全国民意,弭战谋和,从事政治解决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可循。否则吾人之罪诚将百身莫赎。先生以往曾一再宣示愿意寻求和平解决。现政府方面已从言论与行动上表明和平之诚意,所有以往全国各方人士所要求者,如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保障人民自由等,均在逐步实施,事实俱在,何得谓虚?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战争能早一日停止,即保存万千之国民生命,减少万千之孤儿寡妇。果能共体时艰,开诚相见,一切当可获得解决。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讨尚未开始之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行执行某项条件,则何能谓之为和谈?以往恩怨是非倘如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之罪人矣!抑尤有进者,贵方广播屡谓政府此次倡导和平,为政府与某国勾结之阴谋,此种观点显系基于某种成见而来。弟自抗战迄今,对外政策夙主亲仁善邻,无所轩轻,凡有助于我国之和平建设,均应与之密切合作。今后亦唯有循此原则,以确保东亚和平与我国家之独立自主。先生明达,当引为然。总之,今日之事,非一党一人之荣辱,而为国家命脉,人民生死之所系。弟个人亦无丝毫成见与得失之心,如能迅消兵革,召致祥和,惮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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