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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李宗仁回忆录-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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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速成学校即告结束,并把校里的一切设备,移交给新开办的“将校讲习所”应用,因陆荣廷自民国元年继任广西都督(民国三年改称将军)以后,深感广西旧军有整顿的必要。而旧军将校大半是行伍出身,或者也同他本人一样是绿林出身的。这些将校,积习极深。平时扰民有余,而对现代化的军事训练则完全是门外汉。所以陆氏要办一个“将校讲习所”,把旧军中各级将领分期调到所里来施以短期的现代化的军事教育。所长即由前速成学校监督林秉彝充任。所内的低级军官则由速成学校毕业的优秀学生中选任。这样我就获选为将校讲习所的准尉见习官。
  将校讲习所设在南宁东门外大较场(又名标营)。南宁是广西的新省会。广西省会的迁治,早在宣统年间即有人提起。因为桂林偏处广西东北部,对全省省政的处理,不若南宁的适中和方便;加以陆氏的家乡又近南宁,所以力促其实现,乃于民国元年秋正式自桂林迁往南宁。我们速成学校毕业生,被派往将校讲习所的,自然也随省治南迁。我们一行数十人,由校方雇大号民船十余艘,满载器械装备,由桂林顺桂江下至梧州。在梧州另雇数艘小汽轮拖曳,溯浔江而上,直达南宁。
  在这筹备迁移期间,我们仍住在速成学校内。这时校内有马数十匹。我性喜驰骋,闲来无事,便以练习骑马为乐。我们在速成学校肄业期间,本有马术一科,我因身体健壮,胆大敏捷,所以在同学中,我的马术实首屈一指。我能够当马疾驰时,据鞍跃下跃上,往复十余次而不倦。这一项马术,全凭身体灵活,臂力过人,才能胜任。当我作这种表演时,师友均叹为观止,我亦颇以此自豪。
  这时速成学校内有好马数十匹,而其中有一匹“马头”,高大雄壮,确是名驹,但一向没有人敢骑。所谓“马头”,也是一桩很有趣的故事。我们南方的军用马,多购自内、外蒙古或西北各省。在这成群买来的数百匹乃至一千匹里,经常有两三匹马头随行。马头事实上就是群马的领袖。它生得特别高大雄壮,遍体乃至腿的下部,生满长毛。这种马头,力可敌虎。它有管理马群的天赋能力。当草原上万马奔腾时,如有少数马匹偶然落伍或离群,这马头会疾驰而去,把它们赶回队伍里来。因而每次当政府在蒙古购买大批的马时,总少不了有马头随之俱来。那时养在我们校内的便有这样一匹马头。这马头除专门饲养它的词养兵外,别人亲近不得,更不要说骑了。走近了,它就乱踢乱咬,而它又力大无比,无人可以制服。它原为前混成协所有,因它不服驾驭,才交我校饲养。
  一日,我为好奇心所驭使,要求管它的饲养头目,替它扎起马鞍子来,让我试骑一下。最初,他们都有难色,说。“老爷(马佚叫学生为老爷),马头是骑不得的!”然而我一再地要求,并且他们也知道我的马术超人一等,所以答应让我试试。次日,他们在马栏内慢慢设法把鞍子扎好,由三个饲养兵牵了出来。我隐蔽在操场正面学校办公厅后走廊边的大往子之后,居高临下,等他们把马头拉近大柱旁边时,我纵身跃上马背,提过缰绳,准备它跳跃。谁知它一动也不动,若无其事地向前走数十公尺。我正有点诧异时,它突然把头和身子向操场左边一摆一窜,势如疾风暴雨,那三个牵着它的饲养兵,未及叫喊便被摔倒在地,它再纵身一跳,三个人便被拖成一团,全都撒了手。这时,马头便疯狂地跳跃起来,我用尽平生之力也勒它不住。它最后一跃跃上走廊,当它两前足踏到走廊边缘长方石块上时,这石块被压翻了下去,因此它虽冲上走廊,却失去了重心,也随之倒下。我见情势危急,连忙把右腿提上马背,跟它倒下,被摔在一边。这时马又跃起,冲向一小门,门狭马大,用力过猛,竟将新的皮马鞍撞毁脱落。它然后逃回马房里去了。这时旁观的群众都捏着把汗围拢来看我,发现我并未受重伤,只是擦破了手背,而地上则鲜血淋漓,原来马头撞掉了一颗牙齿,还落在地上。大家不免埋怨我不该冒此大险,并赞叹我马术好,福气大。因为这马如不把石块踏翻跌倒,把我摔开,我一定在门上撞死。如果马跌倒时,我未能沉着应付,或动作稍欠敏捷,我的右腿一定被马身压断。又如果我两脚夹着马身不够紧,或未将身子贴在马背上,我一定被摔在墙根上,弄得脑浆迸裂。我那时真是生死间不容发,不特旁观的同学夫役等怪我鲁莽轻生,我现在想来也觉那时太年轻气盛,视生命如儿戏了。这也是我五年军事教育结束时一件惊险的轶事。
  后来速成学校结束,一切设备器械及马匹等,都运往南宁移交给新办的将校讲习所。那时这匹马头已不知去向。当时桂林人嗜食马肉,马肉米粉为一道着名小食,这马头可能已入马肉米粉铺,也未可知。
  (三)
  我在南宁广西将校讲习所报到,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的秋冬之交。我被派为准尉见习,事实上即是队上的助教,月薪十四元。开学后,任少尉队附,事实上即是排长,月薪三十二元,未儿又晋升中尉。这是我生平第一个军职。讲习所内的学生都是旧军里的中、下级带兵官,年龄大约在五十岁以上,官阶高的有位至统领的上校乃至少将。有臃肿的大胖子,也有瘦削的矮子;有礼貌周到的君子,也有抽鸦片、逛妓寮的腐败分子。至于他们出身的复杂,更不必提了。有一部分固然出身于武考或行伍,然不少是由绿林招安而来的。因为广西在清末,是盗匪如毛,而全省皆山,剿平不易,所以当时有“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的诊语。
  这种匪风的养成,据说是由于道光年间的官吏纵盗养奸所致。洪、杨以后,盗风更炽,官吏怕事,不敢认真剿除,相反地,却以高位重赏来招抚匪首。这样一来,许多不安分的野心分子,都视作贼为进身之阶。由匪首可一跃而为哨官或管带(约等于尉官、校官的阶级),如想从行伍升迁,恐毕生也无此希望。这种化匪为官的风气,在清末盛极一时。远如官至提督、因追剿太平军战死在南京城外、清廷赐谥“忠武”的张国梁,近如广西都督陆荣廷,都是由匪变官的最显明的例子。这种风气当然不止广西一省,北方的张作霖、张作相、张宗昌等也都是绿林出身。所以我们讲习所内,也有若干人是土匪头目起家的,习惯恶劣,不守纪律。他们都保持着原有的官阶和厚禄,拖家带眷前来受训,当然不把我们这些小队附们放在眼里。故此驾驭他们,也象试骑马头,殊非易易。
  我们的第二队一百三、四十人中,便有位至少将统领的高景纯君在内。我管教他们的态度是公私分明,不卑不亢。在开学后不久,他们也开始对我表示好感和敬畏。我逐渐以新式的军事知识灌输他们,使他们的兴趣提高而乐于接受。那大胖子高景纯统领和其他素无训练的军官,有时在出操时体力不支,我就叫他们站在一边,看同学操练,而我自己则丝毫不苟且。他们在我以身作则的感化之下,也都自愿前来练习、操演,一反他们旧军本来散漫和不振作的习气。后来也颇能觉今是而昨非,完全服从新学术的教导,使全休上下和睦,精神焕发。等到一年受训期满毕业时,他们对我都有依依不舍之情,并联合起来送了我一件很名贵的纪念品,使我深为感动。
  讲习所于试办一年之后,本拟扩大组织,继续更番调训各级旧式军官,故省方派所长林秉彝携带巨款前往上海购置新式装备。谁知林氏爱好排场,喜欢应酬,到了那十里洋场,为声色犬马所诱惑,乃大肆挥霍。不数月,所携公帑被用一空之后,他又打电报回省,诳称款项不足,要求补汇。于是陆荣廷左右不满林氏父子的人,乃大肆攻击林秉彝浪费公帑,主张停办将校讲习所。这时省府亦确实不愿再汇巨金给林秉彝,遂明令把讲习所停办。我们这些教职员,文的被遣散,武的则只有在南宁听候派遗工作了。
  第三编:初期军中生活
  第六章:护国军中的青年军官
  (一)
  在将校讲习所停办之后,我们这批无职军官,奉令听候另派工作。明知等来等去总不会有结果的,因旧军各有其系统,门户之见甚深,我们不易插足,且我们新式军人也不愿置身其间。而新军究属有限,更无余额可以容纳我们。所以当我的同事们纷纷搬进城里住下候差时,我就不愿浪费时间和金钱,决定返乡务农了。我家原是耕读之家,因此我觉得在外无职,回家务农是很正当的事,就在民国三年的秋季,回到临桂县的祖籍。
  我对于稼穑是个熟手,体力又强,所以我和一般农夫做着完全一样的工作。而他们对我则有些诧异,认为我是一个读书人,在外面求学的洋学生,居然也能和他们一起下田工作。有些不明大体的人则认为我在外面作事无出路,被迫返乡种田,难免有絮絮闲言。我听了也处之泰然,并不介意。本以为可在家乡长期务农,谁知我在桂林的一些朋友认为我在家种田太可惜了,于是便约我到桂林去教书。
  桂林许多新式学校,教授的都是新式课程,因而师资便有供不应求之势,而其中最感缺乏的便是军事和体育教员。我国的传统,读书人都文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一旦要找一个能担任各种军事教育和体育运动的人,实非易事。这些学校虽先后请过几位军训和休操教员,结果不是他们的学术科不行,为学生所不满,就是教导无方,或人缘不好,而自动或被迫离职,故各校当局为这项课程,颇感头痛。所以当我的朋友们知道我赋闲乡居时,他们便认为我是这项职务最适当的人选,而向各校推荐。民国四年的春天,省立模范小学首先送来了聘书,我当然也乐于接受,就摒挡一切,到了桂林,做了省立小学高级班的军训教官兼体操教员。军训是我的本行,器械操更是我的拿手本领,时常在操场上作惊险的表演给学生们看。他们对我那种马戏班式的技术,佩服得五体投地。加以我的人缘一向是好的,校方同事对我均极推重。所以我就职不久,便声誉雀起,全桂林的学校都知道了。不久,县立桂山中学也送来了聘书,要我去兼课,我推辞不了,也就兼了。所幸这两校距离不远,而同事和学生都对我极好。学生们敬我如父兄,学校当局则视我若瑰宝,优礼有加。合计两校给我的薪金,比上尉官傣还多四十元,在那时确实是个很可观的数目。我因而有余钱接济家用,剩余的尚购置些田地。精神上与物质上的生活都很惬意。
  不过我终究是个职业军人,教文科学堂自非我的素志。所以我时时在想重返军界。我在桂林任教将满一年时,我的一位朋友冼伯平君是我将校讲习所早期的同事。他现在滇军张开儒第三师,已任至营长。承他的器重,邀我到他那里去当连长。因为这时正值袁世凯称帝,西南政要群起兴师讨袁。滇、桂各军都在扩充,号称护国军,干部需要人,象我这样一个经过长期训练的青年职业军人,自然就在他们罗致之列。我当然也乐于应召。所以我就向学杖当局辞职,以应冼君之约,加入护国军讨袁。
  (二)
  冼营长翰熙(伯平)是广西宁明人,广西干部学堂步科毕业。我们在将校讲习所共事时,他是第三队的队长,我是第二队的队附。洗君在当时同事中是一位年轻而佼佼不群的新军人。衣履非常整洁,随身有自备的帆布行军床,日常生活极有规律,而且注意卫生。总之,他一切都很洋化,和普通军官迥然有别。其后,他加入滇军,当李烈钧的护国军由蒙自开到南宁时,冼伯平正任滇军第三师张开儒部三十一团第二营营长。当时的第三十一团团长便是在杭日时期曾任江西省主席的曹浩森。
  冼君对我的邀请,可以说正合我心。因此我就复电冼君,表示接受新职。谁知道我向学校辞职的消息一出,两校师生一致挽留。终因我去意甚坚,他们也不好过分勉强。在我临行之时,学校当局一再表示惋借,并谓值此动乱时代,各方职位变动甚多,现在姑且请人为我代课,如果我觉得在外边不妥,他们随时都欢迎我返校任教。几番惜别,互道珍重之后,我才离开了桂林。
  这时正值幕春季节,风和日暖,我自桂林顺漓江而下,直达悟州。梧州本是西江上游的大城市,这时更值护国军兴,运输频繁。各军都在向肇庆集中。时滇军第四师方声涛部适开抵梧州,故沿江码头附近设有第四师的招待所。当我乘的船靠岸时,只见码头上下,军民杂杳,熙熙攘攘。我正预备上岸找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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