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风流-第18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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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琰起榻在屋内踱了几步，渐渐走到花架前，目光无意识的盯着蝴蝶兰美丽的花瓣，心里想着：杀人总要有动机，杀了她有什么好处？
从源头去着眼，才能抽丝剥茧，推测出最可能的幕后主谋。
如果杀死她的目的是激化皇室与萧氏的矛盾，最好可以挑起长安与河西的内讧——最有嫌疑的，当然是燕周、乌古斯、突厥王庭、大食、欧罗顿这些对大唐包藏祸心的外国。
但这里是天策书院！
组阵的剑士都是宗室子弟，他们会与外国勾结挑起内乱？
这个可能性太小。
就算再落魄的宗室，也不期望陇西李氏从皇族的宝座上跌落，他们渴望的是在李氏王朝有更大的进身之阶，为此有可能内斗，但鲜少会去勾结外敌，除非脑子进水了。
这么一排除，主谋者最大的可能还是来自大唐国内。
那么会是世家吗？
萧琰心想，其他甲姓世家未必愿意看到萧氏出一个武道天才，但要暗杀她，这个可能也不大，毕竟一旦被查出，不但要面对仅次于皇族武道力量的萧氏的刺杀报复，而且那个世家还悍然破坏了“不暗杀子弟”的潜规则，必然被其他世家忌惮，趁机蜂拥而上打压——除非对方能做到天衣无缝，自信隐在后面查不出来。
世家最惯常用的还是借刀杀人，若舍得出价也可以雇东海刺杀人，不管成功与否都查不到自己头上。
除了世家，第二个嫌疑对象是齐王。
在齐王眼中，她已经打上了李毓祯一党的烙印，齐王若想对付她，这并不奇怪。当然这个前提是，齐王对皇位还未死心。
萧琰心里思索着齐王这个人，她对齐王的了解只是各种听闻的汇总，并不具体，只能假设这个前提存在。
若齐王对皇位还有图谋，那么杀了她对他的大计有何利益？
她若死在天策书院，不论尉迟毫有没有嫌疑，都将牵涉在其中，还有慕容绝，也会因为救援不及时而让萧氏生出猜疑，策划者将慕容绝一定会在最后一刻才出手的心性也算计进去了，而于阗尉迟氏和辽东慕容氏都是忠于皇帝的家族，无论剑阵暗算的真相如何，结果都必将分化萧氏与圣人——即使齐王不能借机拉拢萧氏，也能让萧氏在未来的皇位争夺战中袖手旁观。
但萧琰转念一想，觉得齐王想夺取皇位太难。
在圣人已经确立太子、李毓祯的序位继承后，齐王想夺位，那就是谋逆，没有天策书院的支持，又没有兵权，齐王即使成功引起内乱，又凭何篡位？
凭世家的支持吗？
但有几个世家能支持齐王？
圣人已经完全确立了太子和李毓祯的序位继承，齐王难道还能给出足够的利益让这些世家愿意谋逆的罪名支持他？那得要多大的利益？如崔氏、裴氏、谢氏、王氏、张氏这些居于甲姓世家前列的，恐怕得封疆裂土才能打动吧？
萧琰心里轻嗤一声，伸指抚着蝴蝶兰华丽的花瓣，摇了摇头。
齐王想谋逆成功的可能性实在太小，若从这个结论反推，齐王不甘心也只得认命。
但人的野心欲。望，又岂会这么容易消退下去？
齐王会是明知不可为便收手的智者，还是孤注一掷、奋起一搏的枭雄？
萧琰纯黑的眼眸掠过一道寒芒，无论齐王是哪种，她总得提防他。
掏出手巾擦了擦手，她出了讌息室，往书房去，磨墨铺纸，先给父亲写信，叙述此事并提及自己的怀疑。墨干后将信折好装入函中，与之前积累的信一起，用火漆封口戳印，放入设置墨家机关锁的信匣中。正好明日就是二月三十，月末最后一天，按例萧颂伯父会遣萧季思过来收她要寄的家信。
萧琰又给母亲写信。以阿娘的消息灵通度，估计发生在剑阵巷的事情瞒不过她，还是预先交待得好。但她只是详述了此事的经过，并未提及自己的怀疑。以阿娘的智慧，只会比自己想得更深入。再者，齐王是母亲的兄长，自己的怀疑没有证据，就不要在母亲面前提了。至于尉迟毫有没有嫌疑，不需要她提，申王和圣人肯定会查个明白。
萧琰写完这封信，犹豫了一下，决定这件事就不告诉沈清猗了。
此时沈清猗正在广州。
京城的颁赏谕旨和授官谕旨抵达扬州后，沈纶当即将扬州治疫的后续事务交付给扬州刺史，又将淮南东道的公务暂付给驻扎在外的两位观察副使，便带着太医署的医师和道门药师，以及扬州治疫的部分大夫南下泉州。不到两日又在路上接到了朝廷驿传的第二份急令，说广州也爆发了剧烈疫情，令沈纶分两路救援。沈纶便自己率领一部分人员继续前往泉州，另一路则由太医丞胡汝邻为负责人，率领一半医师和药师转道往广州。其中道门的药师一部分由至和、至桓率领前往泉州，另一部分则由道潇子率领，前往广州，沈清猗便在去广州的人员中。
广州居于沿海十几个市舶司城市之首，虽然昭宗时期泉州市舶司成为后起之秀，势头逼人，但广州仍然占据龙头位置，州城的繁华和人户之众不逊于扬州，仅官府设置的蕃坊，就有超过三十万户蕃商，其中有西洋来的大食和波斯商人，也有来自南洋的满剌加、三佛齐和林邑、暹罗、细兰等国的商人，每日进出海港的蕃商不计其数，而瘟疫就是从蕃坊中爆发并传开的。
沈清猗一行抵达广州时，广州四城已经封锁，但因为个中的一些原因，当城门封锁时已经有一部分士庶百姓逃了出去，虽然岭南东道观察使会同本道防御使立即向境内诸州刺史和几个折冲府下咨文封锁干道捉拿逃逸者，但岭南山多林密，小道秘径极多，逃离的百姓很难全部堵住，这就埋下了瘟疫向外扩散的隐患。
然而观察使衙门和广州刺史府已经顾不得外面的隐患了，因为广州城内的疫情已经让他们焦头烂额了：全城有三分之二的坊区都出现了疫情，短短几日内疫民已经三四万人，而且每日都在增加中，包括官府的官吏和广州折冲府的府兵都隔离了一半，看守隔离区的人手严重不足，不得不从潮、惠、连等州的折冲府调兵入城。但府兵们宁愿上战场也不愿意去疫地去，即使防御使衙门下达了调兵令，不得违抗，折冲府也以设立防疫关卡守御本州为由，只派遣了二三十员兵丁过来，还是挑拣的那些平日不服从命令的桀骜家伙或偷懒耍滑的人物，自然心怀怨言。广州城在兵力单薄的情况下，依靠军士弓。弩射杀了几百人才震住暴动的人群，但在血腥镇压下面却是汹涌的暗潮，无论是关押隔离的百姓，还是负责看守的府兵衙役，心里都怀着恐惧或怨愤，绝望的死气已经在蔓延，当绝望到极点时，就有可能如山洪冲堤般摧毁一切。
岭南东道观察使崔延陵累得发病不能理事，两位观察副使一人染疫暴卒，一人必须驻守城外，不能让三位行政长贰官都困在疫城里，于是广州疫情的重任都压在了广州刺史虞廷芳的身上。
崔延陵尚未发病的时候，身为甲姓博陵崔氏的家主，还能震得住场面，但乙姓出身的虞廷芳在威慑力方面就不及崔延陵了，尤其是城中有不少的甲姓戚属，暗地里搅风搅雨，给虞廷芳施加压力，威逼放“康健士人”出城，虞廷芳怎敢放人？谁知道疫病的潜伏期有多久，这些目前康健的权贵是不是真的没有带疫？更关键的是，放出一人就等于开了口子，怎么压伏得了城中人心？本就暴躁欲起的暗潮很可能就会如山洪般“轰”的倾泻。虞廷芳宁可顶住压力，得罪城中所有权贵，也不敢放开这个口子。但他能横下心当铁门杠，却抵不住手下人的蠢蠢欲动，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有人串通城门官夜里偷摸出去，那时引发的后果就不堪设想。
虞廷芳在这内外压力下，短短几日内头发就白了一半，瘦了十几斤下去，恨不得也如崔延陵般累得躺下去。但他再累也得撑着，一躺下去，广州就完了，人群冲出去岭南道也就完了，甚至祸害到邻近道……这后果虞氏担不起！
虞廷芳已做了最坏的打算，用吊篮给驻守城外的观察副使宋继登去了密信：出去一人，射杀一人，勿论出身。
当沈清猗一行抵达广州城外时，便见营帐一座连一座，整个岭南东道三分之二的府兵都调集在这里，还有临时征调的僮丁，手持弓。弩来回巡弋，封锁了广州城。而城下已经染了血，暗红的血渍让城外的官兵都也如城头上的官兵一样，沉抑得如同压了石头。宋继登在城外也如虞廷芳般，饱受压力：这前面的人还只是派出来试水的，身份不贵重，杀了也就杀了，但若虞廷芳压不住，城内权贵联合起来暴动，打开城门冲出来，他真能横下心全部射杀吗？无论杀或放，他的仕途都是毁灭。
宋继登搁在枕边的密匣中已经锁了一摞纸条，都是城中权贵递出来的：陇西李、兰陵萧、清河崔、河东裴、陈郡谢、吴郡张、京兆杜、范阳卢、琅琊王……除了博陵崔氏因为崔延陵的缘故没有递条外，二十二家甲姓，包括皇族宗室在内，就像二十二座大山，压在了他头上。他急切盼望着朝廷接到呈报后立刻派有分量的使臣过来，责任和压力，都有人分担。
所以扬州一行人带着誊抄的诏旨和沈纶的签令过来，简直是天降甘霖，救人水火，宋继登和虞廷芳都忍不住飚泪了，心里直道天不弃我也。
虽然钦命使臣沈纶没有亲赴广州，来者最高官职只是太医丞，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瘟疫有治了！——什么重要的大臣也不及这个。
这个好消息立即被刺史府敲锣打鼓的告知城内四方，被绝望和死气笼罩的广州城顿时拂入春风，重新滋生出了生机，人们濒临崩溃的堤防又重新筑起了大坝，暴动的危机暂时消解了。
但好景不长，没几日，广州地震……
正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第一八五章 流言（）
其实在地震前，就有征兆。
一些坊间百姓和大户家的仆役会发现猫狗之类的动物到处乱跑，圈栏里的猪和马厩里的马都烦躁不安，水池里的鱼会不断的跳出水面，翻白肚，管仓库的发现老鼠特别多，大白天都容来窜去，城外民户还发现大白天蝙蝠乱飞，山里的僮民发现夜里一只只猫头鹰挂在树上，眼睛都大瞪着，像灯笼似的，吓死个人……但这些异象都散落在角角落落里，并没有引起关注和重视，至多看见的人嘀咕一句“奇了怪了”，而广州城内因为瘟疫正人心惶惶，活在对疫病的恐惧和不安中，谁还有多的心思去想这些异象呢？
最先引起警觉的是北城三元宫的观主知安，不仅精通道经，而且易学造诣颇深。
大唐帝国从仁宗时代起就开始推崇易学，不似前朝那般忌惮民间学天文，只是严禁、严惩以占卜星象作预言惑乱人心，散播谣言，是以大唐的易学相当昌盛，各州的州学里都开有易科，道观学易的尤其多，三元观主知安就是广州易学界最有声望的人物。
知安主持的三元宫是广州城最大、最有名望的道观，道潇子率领的药殿药师就住在三元宫。斯时知安正为近期出现的猫狗马鱼鸟这些动物的异常不安。易家讲“究天人之际”，譬如风势、云气、雷声、电光、虹挂、雾象等等，都是天地玄奥的揭示，诸如草、木、虫、鱼、飞禽、走兽的异状等等，则很可能是天地发出的有灾异的征兆。知安很想与其他易学者联系商讨，但是广州城已经因为瘟疫下了禁行令，更糟糕的是他熟悉的几位易学家都因染疫隔离了，包括光孝寺的住持法性在内，这真是不幸的状况。知安思来想去，又与信得过的道师商量，最后决定写信给虞刺史提个醒。
而此时虞廷芳正为瘟疫的蔓延焦头烂额，五内俱焚，知安这封信无疑火上加油，不过他对知安说的“或为地动之兆”半信半疑——知安自己也说了：根据过往经验，地动出现前的异象并不是唯一的，而出现异象的地方也不一定会发生地震。
再者，退一步讲，就算真的有地震，以如今情势又能如何呢？
他只能将知安的信转给城外的观察副使宋继登，请这位上官决定是否下令广州附近各县采取措施防备；至于城内……还不知道地动是否会在城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若贸贸然通知百姓有地动，那简直就是让人们在恐惧之上再加恐惧，很可能立时就会大乱，虞廷芳怎敢冒这个险？而且，官府的人手和兵丁都已捉襟见肘，又哪来人力去布置防备措施呢？虞廷芳连城中的权贵都不敢通知，就怕这些权贵知道此事后，就铤而走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