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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5节

兰陵风流-第1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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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遍稽首礼拜完,大臣们爬起来站好,当朝的宰相之一“侍中”(三省之一门下省首长)要上前到皇帝那里接受诏旨,然后回来走到官员们的东北位置,面朝西,大声宣布“有制”(皇上有旨)。

    这时候您一看官员们又开始下跪行礼了,得,又是一次“再拜”。折腾完了,侍中才宣布刚从皇帝那里领受的旨意,说的是什么呢?“履新之庆,与公等同之。”(新的一年来到了,我和大家一起庆贺。)

    就说这一句话,你们这些官员又开始折腾“再拜”啦!这回稽首两次还不算完,等您爬起来,发现庄严神圣金碧辉煌的大明宫含元殿上,开始了一番……天魔乱舞的景象……

    我说您,不要傻呆呆站着呀!御座上那个天子正注视着你们呢,大过年的,各位官员都在比谁跳舞跳得卖力,争取给皇帝陛下留个好印象,您僵立着卖呆是不想干了?您说不知道该怎么跳?老办法,紧跟着前面那个官员同事,他扬臂您也扬臂,他跺脚您也跺脚,人家来个原地转体1080度,您至少得跟着转个720度吧?

    光跳舞还不成,大家挥胳膊蹬腿地扬尘舞蹈一番,又同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随后又一次“再拜”,稽首两次,把欢庆气氛推向□□,这才算结束了一年里最隆重的一次拜君礼,侍中也才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

    这个对着皇帝跳舞的“蹈舞”“舞蹈”“拜舞”礼呢,其实也不是上古中原文化流传下来的礼俗,而是跟“五胡乱华”后北方游牧民的风俗有那么点儿不远不近的关系。“舞蹈”作为大臣对皇帝行的礼第一次见诸史书,是在隋朝,到了唐朝就大大盛行,然后宋朝也还沿袭着,不仅是元旦大朝,凡是要表达激动兴奋情绪的时候,大臣都要对着皇帝开跳,而且一般是边跳舞边叩头边喊万岁,难度还不小呢。

    中原汉人都被感染得热情奔放到这程度了,游牧民族一看,也不甘示弱。你们不是对着天可汗老大跳舞嘛,不稀罕了,我们不但跳舞,还要行“捧足嗅靴”礼。

    这个礼,用现代流行语来讲,就是“捧臭脚”。

    先跳舞,跳到皇帝或者可汗身边,跪下双手抱住他的靴子,低头去嗅吻他的靴鼻。这是唐朝游牧民族致敬的最高方式,有草原政权首领使节对李唐皇族行过这个礼,也有长安派出去的软骨头使节对草原可汗行这个礼(然后以丧权辱国的罪名被族诛了)。

    披头散发那是“谢罪待死”的装扮!

    说了半天,讲的都是唐朝男人行的礼。那边有穿越女问了,唐朝的妇女常用的礼节都有哪些?姐要穿成个大家闺秀,也得讲究这些,不然会被笑话吧?

    这个,很简单。跟男人相比,唐穿女是比较幸福的,因为日常用到的身体性礼节只有一种,就是“肃拜”。

    传统的“肃拜”礼是这样:先双膝跪地,然后在胸前抱拳拱手或者合十,如果袖子长,那其实就是搭住袖子,向前作揖,身体和头部也跟着微微向前低伏一下,动作幅度不用很大,更不用至地。基本上,这种“肃拜”适用于任何场合,就算面对皇帝皇后,也没人要求妇女磕头。到了武则天时代之后,唐朝妇女的“肃拜”礼比以前更加简便了,之前还要求美女们屈膝跪个地,武周以后,妹子们干脆就大剌剌站着,往前弯腰一拱手,就算“肃拜”过了。

    即使是在她们一生中最要紧的场合——婚礼上,新郎新娘小两口并肩在一起拜父母宾客,穿着大红喜服的新郎五体投地行“稽首”大礼,满头花钗的新娘也只需要一弯腰一拱手做个“肃拜”或者叫“女人拜”而已。估计这时候趴地的新郎们都在默默流泪呐喊,要求男女平等吧。

    虽然一般情况下妇女不用叩头,但也有少数“特殊情况”,那就是要表示“谢罪待死”心情的时候。

    其实这种时候男女要行的礼基本上一样,男子要“免冠顿首”,就是摘下帽子或者裹头发的幞头,把发髻披散开,叩头谢罪。而女子则要“脱簪叩首”,就是自己主动把固定发髻的钗簪拔掉,让长发垂落下来,磕头待罪。

    所以,中古社会的成年人,无论男女,正常状态下头发都一定是要以各种形态梳绑固定在脑后的,只有犯人或者半疯癫状态的“出家人”才会披头散发的。您在所谓“古装剧”里经常看见的那种梳一半披散一半的发型,纯属品味低俗的现代人的发明创造。

    ——摘自《法制日报》,作者:森林鹿。

    作者有话要说:这是资料章,请在正文更新替换后再回看:)

第119章 繁乱() 
皇帝为什么穿黄袍(一)?(这是资料章,请在正文更新替换后再回看。)

    以服饰体现等级,在古代是一种尤为重要的手段,用以区分社会阶层身份贵贱、官位高低。历代建国之后都持续不断地对其反复详加厘定,以“辨贵贱、明尊卑”,形成发达繁复的服制系统。服饰等级可通过样式、配件、纹样的不同加以区别,形成了完备规范的“品色服”制度。

    那么,皇帝为什么穿黄袍?

    要真正解答这个问题,可能还是得先从这种品服颜色次序的形成过程说起。

    南北朝之前的传统汉晋礼服,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服色”排列制度,更多地通过冠、印、绶、佩等部分的差异加以区分。

    北周首次在侍卫服饰中出现“品色衣”的提法,《周书·宣帝纪》:“大象二年诏天台侍卫之官,皆着五色及红紫绿衣,以杂色为缘,名曰品色衣。有大事,与公服间服之。”但制度未详。

    数十年后的隋大业六年,第一次明确地制定了品官服色等级,《隋书·礼仪七》:“诏从驾步远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上,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正式把紫袍确定为五品以上文武官的一等服色,以下绯绿青白依次排列。

    初唐武德四年,颁布衣服令,继承其制并逐渐调整完善,“寻常服饰,未为差等,今已详定,具如别式,宜即颁下,咸使闻知,于是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以下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流外官及庶人服色用黄”。

    有唐一朝,经过六七次的微调,基本确定了紫、绯(朱)、绿、青(碧)、黄(白)的五级服色制度,并基本为后世所沿用。

    在南北朝末期至隋代出现这种颜色序列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深层原因,也许还和当时各种颜色染制的难易程度关系比较大。

    首先是位居首位的紫色。

    紫是间色,在传统中国黑、白、赤、黄、青五正色之外,汉刘熙《释名》:“紫,疵也,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早期在理论上并不是高贵的颜色,在魏晋之前也很少进入正统服制,除绶带外,基本多是非正式的普通使用。但其色彩颇招人喜欢,能“惑人”,是时尚的颜色,战国至两汉以来穿着越来越多。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曾记载一则“齐桓公好紫服”的故事,因为齐桓公喜好服紫衣,“一国尽服紫”,导致当时紫绢价格是素绢的数倍以上,后来又因齐桓公主动不服紫而流行消退。但这里说的仅是一时一地流行颜色的消长,并未改变紫色的色彩地位。《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虽然流行,却还是把紫看做不正统的颜色。

    我们在汉代壁画、陶俑中,也时常能见到浅紫色外衣的使用,但穿着者的身份和他人并无等级高下之分,奴仆、侍卫均有,只是杂色之一而已。

    魏晋南北朝以来,紫色的地位迅速上升,在隋代正式超越朱色,跃升为百官常服的一等服色,常有说法认为与道教崇紫以及唐代推崇道教有关,但或许这也和当时紫色染料的难以获取有更大的关系。

    可以提提西方以紫为贵的概念影响。

    在古代西方,优质的紫色染料主要从一种产于地中海东岸的骨螺所分泌的液体中提炼而得,称为骨螺紫。腓尼基城邦推罗城所产的紫色染料最为有名,所以又称为“推罗紫”,“腓尼基”本身也源自希腊语“紫红”之意。骨螺本身产地有限,并且据说几千个海螺才能提炼出几克紫色染料,导致其价值极其高昂,有时甚至十克黄金仅能购买一克染料。古希腊、埃及、巴比伦、罗马都视紫色为尊贵的颜色,罗马普通市民穿着白色托加,而高级官员托加上则可有紫色镶边,罗马元老院规定只允许皇族穿用紫袍,4…6世纪的西奥多西娅法典和东罗马帝国帝王法典都详细记录了皇室对于骨螺紫丝绸的垄断,所以紫色又被称为“帝王紫”。

    魏晋以后,西北各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西域粟特胡商也活动频繁,同时带来东西间的文化交流。自北齐鲜卑化的贵族重新反对汉化,崇尚西胡文化,西胡粟特定居或封王开府者数不胜数,胡人的镶边圆领袍衫逐渐在中原上下流行开,从北魏之后的中原墓葬陶俑与佛教供养人形象中也可以看出,西胡装束的比例越来越大,最后甚至超越了鲜卑服和汉服的比例,如沈括所言“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

    到了隋代,胡服已然完全融入中原,成为人们日常最常穿着的服饰。而同在此时,恰好形成了以圆领胡服为基础的官员常服制度,色彩等级的概念正是在其中得以体现,而没有触及同时存在的中原汉晋传统祭服、朝服颜色系统,与之并行。那么紫色在此时成为胡式常服的一等服色,似乎也不能排除会有受到传入西方观念影响的可能。

    同时在中国,虽然紫色并不需要从昂贵的骨螺紫中获取,但染制也很不容易。

    中国传统紫色染料基本只有紫草的根,制取复杂,其色素紫草醌难溶于水,并且不甚稳定,一次只能吸附少量色素,需要十数次反复染着,仅在丝绸上着色相对较易,而在平民化的麻、葛上较难染色,在技术上也适合成为高级颜色。先秦紫草染色多集中在齐国东部,这也是前文提到“齐桓公好紫”得以出现的基础。《管子》中还有一篇“纂茈(紫)之谋”:“昔莱人善染。练茈之于莱纯锱。其周中十金。莱人知之,闻纂茈空。”山东的莱人所染的紫色丝绸一纯在周地可值十金,莱人便大量收购之贩至周地欲获取暴利。这也可见当时染紫并不是一件普及容易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晋绶带中,除了皇族、诸侯相国的各种赤黄(纁)绶和绿绶外,紫绶几乎是其余官员绶中最高者,也体现了紫色地位的不断上升。

    自隋代定紫色为一等服色以来,在唐宋“紫”都是身份和尊贵的代名词,能够获取一身紫袍金带,是无数世人终生的追求,还形成了“借紫”、“赐紫”制度。有意思的是,到了明代,或许是因为“恶紫夺朱”与国姓“朱”冲突的关系,紫色的地位一落千丈,又被取消一等服色而代之以朱色。

    宋以后紫色的染取技术逐渐提高和丰富化,宋初有“先染作青,徐以紫草加染”的油紫色青紫套染法,到淳熙年间,又有一种“盖不先着青,而改绯为脚,用紫草少,诚可夺朱”的绯紫染法,才得以节省紫草的使用。又由于苏木从南海的大量输入,以苏木加青矾媒染,也成为紫色的新来源。

    紫色之下的绯或朱、赤色,自古以来就被视为正色、贵色、吉色,也是相对较难染制的颜色。早期染红多用茜草的根,加入明矾等媒染剂煮染后可得茜素染色。茜草适于丝绸染色,而在棉麻织物上效果不佳。而另一种传统颜料朱砂,也是较难着色的红色染料,难以推广。

    汉代以来,多用红花的花瓣作为红色染料。

    红花,或称红蓝,一般认为其起源中心在近东和埃及北部,西汉传入我国西北地区,东汉中原逐渐开始出现种植。红花含有黄色和红□□素,因为黄色染料的其他来源已经足够丰富,所以其中的水溶性黄色素多舍弃不用。红花采摘后经过初淘分离黄色素、复淘固着红花素、发酵,再曝干制成干红花或阴干成红花饼,才可进一步染色,在南北朝时期尚不属于一种很容易获取的染料。红花染出的绯红色比茜草染出的红更鲜亮动人,若与相对沉着朴素的青绿相比,的确也更加耀眼夺目,在北齐北周是很受六镇鲜卑欢迎的胡服色彩,如《周书》即有北族豪贵着绯绫袍的记载,《旧唐书》也称北齐“高氏诸帝,常服绯袍”。

    于是绯色和紫色,这两种当时染制成本最高的颜色,也就成为最高级的两种服色。

    不过,成为高级颜色的同时也刺激了更强烈的追求,早期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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