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第7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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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根本不是按照被告的供词和说明定罪的。　　　　　　拉科夫斯基没有像李可夫那样在绝望之中也要作出绝望的说明，他直言　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绝望，并且表示他愿意容忍这种绝望。他说，他是在法　庭上才知道反革命集团的罪行的，并且他是在法庭上才认识一些被告的，但　是即使他说明这个事实又有什么意义呢？他觉得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因此他　承认了对他的全部指控，并对托洛茨基进行了抨击。　　　　　　罗森戈尔茨还在儿童时代就为党组织保存过秘密材料。他在最后陈述　中，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自己的革命经历，谈起了他在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所　做的事情。正是他，首先在莫斯科鼓动起一支军队起而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　府。在内战的炮火连天的岁月，他曾亲临最艰苦的地区完成党交给他的最复　杂的任务。可是，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依据莫须有的罪名，竟然要求判处这样　一个革命干部死刑。历史的逻辑有时竟是这样地被扭曲：一个资产阶级政府　的鹰犬竟然能够在名曰人民法庭的讲坛上摇唇鼓舌，来谴责和起诉他这样的　革命者。像他这样忠诚不渝的革命战士，却被迫在自己用鲜血造就的革命政　权面前，承认犯下了滔天大罪，要被他视为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而被　判处死刑。可以想见，他这时的心情该是何等地痛苦。这是一个革命家面对　沙皇、白卫匪帮时所怀有的壮怀激烈的感情所无法比拟的。但是，面前的法　庭毕竟是以人民的和革命的法庭的面貌出现的。他从来没有想到也根本不可　能去想，他在什么时候对抗人民的意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尤其不能这样做。　他必须谴责自己，把自己咒骂为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他必须忍受他根本不　该忍受的最大屈辱。于是，罗森戈尔茨在最后陈述中声明，他不要求减轻对　他的严厉的判决，他认为那是他不配得到的。他在面临死亡时竟然还必须把　自己打成反革命，并说这是罪有应得，而不能向党和人民说上一句真诚的话，　披露真情，公正地申明他根本不是人民的敌人。这时，他的纯洁的心灵该是　受到了何等的煎熬！他说：　“这并不意味着我离开美丽的苏维埃国土而不感　到痛苦。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美丽的新蓓蕾，有了布尔什维克培育的新一代。　在我们苏联兴起了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的建设高潮。由于我们社会主　义建设已经硕果累累，离开祖国的痛苦就更加深了。我们现在第一次有了一　种生活，一种充满活力、绚丽多彩的生活　”随后，使大厅里每一个人都感到　惊奇的是，罗森戈尔茨讲完了这些话便唱起了歌。他唱的是杜那耶夫斯基和　列别杰夫—库马奇作的一首著名歌曲。这首歌无论是词意和曲调以及它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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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中普及的程度都像中国的歌曲　《歌唱祖国》。这支歌的第一段是这样的：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她有无数的森林、田园和河流。　　　　　　我们从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人们可以这样自由地呼吸。”（29）　　　　　　在场的大部分人，保安人员以及旁听的公众都跳了起来，不知所措。怎　么能允许一个即将被宣判死刑的反革命罪犯唱革命歌曲呢？罪大恶极的反动　透顶的人又怎么能情不自禁地唱起歌颂祖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歌曲呢？可　是，罗森戈尔茨无法把歌词唱完，他唱不下去了，他已泣不成声，跌坐在长　凳上。　　　　　　罗森戈尔茨的血泪歌声肯定激起了在场不少人的共鸣和悲愤。那些被选　派来的听众们不可能都是当局的奴隶和应声虫，不可能都把一些人的私利和　权欲看得重于革命和人民的利益。当然，这种感情的自然迸发是得不到视个　人和小集团至高无上的人的任何同情的，而只能引起他们更大的厌恶。因为，　罪犯的经历、功勋和威信只能说明他背叛的程度。　　　　　　后来，斯大林在向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提到反革命　阴谋集团时，特别加重了罗森戈尔茨的作用和地位，把他的名字排在布哈林　和李可夫之前，把他作为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首要人物。（30）　　　　　　雅哥达作最后陈述时声音细弱而沮丧。他这样的一个人，居然也没有忘　记谈到他的革命经历。他说他从　14岁起就参加了党的工作。他当然没有忘记　表白他在内务部工作期间的　“功绩”。可是，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听众，无论　是审判的组织者，还是被告和大厅中的一般听众，对他的所谓功绩的评价却　非常地一致，即他的　“功绩”，他作为内务部的首脑时的“功绩”是阴谋活　动。不过，他有一点是说得对的，即他坚决否认自己是外国间谍。他说，假　如他是间谍的话，那么几十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就会关闭。实际上，内务部和　法庭也没有拿出证明他是间谍的事实来，在这一点上，他是被冤枉的。他的　最后陈述如同他的供词一样，给人的明显的印象是真假混杂、似是而非和藏　头露尾。他承认了要他承认的许多重大罪行。但他否认自己属于“阴谋集团”　的中央控制小组，也否认了参与组织谋杀基洛夫的活动。这个往日的大清洗　的主谋者之一，双手已经沾满革命家鲜血的家伙，当然是当时被告中的最大　的知情人。他明白事情的原委，明白审判组织者和　“反革命阴谋集团”双方　的企图。但是，他不能道明真情。他必须把自己的屠杀和迫害革命干部和群　众的真正的罪犯面目掩盖起来，而去充当受他迫害的革命干部的同谋。因此，　他不可能也不敢将基洛夫被谋杀的真相坦白出来，也不可能说清楚季诺维也　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等罪行的来龙去脉。他对　“医药谋害”活　动的供述也是似是而非，使古比雪夫、高尔基、明仁斯基和佩什科夫的死依　然神秘莫测。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他扮演的角色决定的。这是一个可怜和可　恶的角色，一个被抛弃的走狗的角色。他注定要被灭口，因为这是政治上的　需要。当然，雅哥达不是一个糊涂人，他懂得，即使他被当作布哈林的同谋　犯被处死，也不会在日后得到人民的同情。他的狠毒和他的奴性使他在最后　的时刻，对着扩音器以颤抖的声音大声求饶：　“斯大林同志，保卫机关的同　志们，你们饶恕我吧！”（31）　　　　　　医生们、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奇科夫、古比雪夫的秘书马克西莫夫—季科　夫斯基，在最后陈述中再次谈到了雅哥达对他们的威胁。这是被告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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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自己的　“罪行”时一种开脱和减轻“罪行”的办法。高尔基、古比雪夫　和明仁斯基之死到底是自然死亡呢还是被谋害的呢？假如是后者，那么到底　是雅哥达通过医药手段和医生将他们谋害的呢，还是雅哥达通过别人或别的　手段，抑或不是雅哥达而是别的人将他们谋害的，从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　的庭讯中，无法得出结论。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苏联政府已对除雅哥达以外　的所有其他人进行了平反。这说明，他们是无罪的。而需要弄清的问题是高　尔基、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的死因和所牵涉到的人和事，雅哥达在其中的作　用。在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中，把　“医药谋害案”的受害者的最亲近的秘　书和最接近的医生作为罪犯，从审判组织者的角度看是非常合适的。这样做，　可以增强案件的可信性，说明右派—托洛茨基的狠毒，还可以消灭知情人，　最后还可以起到为公开审判的合理性辩护的作用：反革命阴谋集团不只杀害　了一个基洛夫，他们还杀害了人民所敬爱的高尔基、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　莱温由于疏忽，在最后陈述中谈到了自己对高尔基的极其崇敬的感情，被当　场指责为是对高尔基的侮辱。普列特尼奥夫谈到了自己的医学活动。他说，　他在受到侦讯的时候，仍在写自己的专著，对于什么集团的事情他根本一无　所知。　　　　　　这些完全被治服的医生和秘书，仍利用最后的机会吐露了部分真情。比　如，莱温的最终陈述实际上否定了对他的指控：　　　　　　　“法官公民们！在我的最终陈述中，我想再次确认自己的罪行　　　　　　　“不过，我对这一切感受特别沉重的时刻，仅仅是最近的时候，当我呆　在监狱里，即审判开始前的一些日子里。那时，我才第一次得以知悉公诉书，　第一次从这个公诉书中得知我从来不知道的，没有想过的，不可能设想到的，　不可能想象到的事情。　　　　　　　“我坐在被告席上，倾听着所有这些可怕的故事，这些由活生生的人在　这里说出的故事，倾听着关于各种将军、小集团，关于托洛茨基、日本人、　德国人、英国人、波兰人的故事，人们不断把秘密情报供给他们，把我国最　富饶的州和加盟共和国出卖给他们，去换取某种未来的好处。我还倾听着关　于往奶油中投放玻璃、毁掉牲畜、毁掉人民最最需要的食物，关于他们要挑　起未来战争及要造成战争失败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我倾听着这一切令人恐惧　的事情，感到所有这些就像是某种撒旦的魔舞　　　　　　　“就我本人单独地说，　　是不可能出现那种奇怪的、荒诞不经的、可怕　的念头，即给某位党和政府领导人造成某种最最轻微的损害的念头，我本人　有幸认识这些领导人之中的大部分人。我的心中任何时候都不会产生给谁造　成某种危害的如此奇怪、如此可怕的念头。这不仅是说阿历克谢·马克西莫　维奇·高尔基之死，谁都知道，我热爱他，与他关系亲近，我对他评价很高，　把他作为我国和全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乌尔里赫：可否注意在最终陈述中不要亵渎伟人。　　　　　　莱温：请原谅。（32）　　　　　　布拉诺夫在最后陈述中批评了自己的同伴。他说，他们直到现在还在欺　骗党。从他的批评中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被告被迫正式低头认罪，　但却没有承认根本不存在的具体犯罪事实。而法庭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即　在被告没有承认具体犯罪事实而公诉人又没有摆出具体犯罪事实的基础上，　确认他们的罪行的。不难看出，究竟是谁在欺骗党。而如果说被告们在欺骗　党的话，那么他们也是在被迫欺骗党，而审判的组织者们却是在自觉地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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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最后，轮到了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首犯，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阴　谋集团的总头子布哈林发言了。布哈林即使到审判的终了，仍然信守自己的　既定方针，即对自己的所谓罪行采取抽象肯定和具体否认的态度。我们看到，　他的战友李可夫同样一直采取这样的方针。不过，在实行这一方针时，布哈　林比之李可夫，态度要庄重些，语言要雄辩得多，逻辑也要严谨得多。他笼　统地表示承认自己的罪行之后，实际上是这样说明他是无罪的，所有其他人　也是无罪的。布哈林说：　　　　　　　“我们被告坐在栅栏的外边，这个栅栏把我们同你们法官公民们分开。　我们不知怎样落到万恶反革命的队伍里，成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叛徒。　　　　　　　“但是，我认为自己有权推翻一些指控　　”（33）　　　　　　　“我曾经说过，现在我再说一遍：在反革命的事务中我是一个领导人，　而不是一个螺丝钉。由此可见，正如每个人都明了的那样，有许多具体事情　我不可能知道，不过这并不能抹去我的责任。　　　　　　　“我承认，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失败主义的方针负有责任，因为在　　　‘右派—托派集团’中失败主义的方针的确占统治地位，不过我要肯定地说　明：　　　　　　　（1）我本人并不持这样的立场；　　　　　　　（2）关于开放战线的话不是我说的。　　　　　　　“但是我认为，我对于一起反对社会主义祖国和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严　重的、骇人听闻的罪行负有责任。我还认为，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破坏　活动负有责任，尽管我个人并不记得曾发出过搞破坏活动的指示。我没有谈　过这件事。　　　　　　　　　甚至在我的供词中我也提到过，我曾对拉狄克说，我认为这种　斗争方法并非上策　（‘并非上策’这几个字的俄文原词词意是‘不大适应的’　——作者注）。然而，国家检察长公民却硬说我是破坏活动的一个领导人。　　　　”（34）　　　　　　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局促不安地坐在公诉人席上，他试图用心不在焉的　呵欠掩饰内心的紧张和空虚。须知布哈林一开始讲话就在实际上完全否定了　给他定罪的根据。布哈林虽然承担了集团活动的政治责任，但他明确地否定　他是这个集团的领导人并参加过这个集团的破坏活动。实际上他否定了反革　命集团的存在。　　　　　　　“检察长公民在其起诉词中阐述说，强盗集团的成员可能在不同的地方　抢劫，但他们终究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