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第7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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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苏中心”及其首领包括叶努基泽等，指使雅哥达等谋害高尔基、古比雪夫 等人的事件是不存在的，普列特尼奥夫医生等完全是无辜的。 但是，古比雪夫和高尔基之死仍给人留下许多疑点。 虽然苏联政府给医生们平了反，但没有给雅哥达平反。莱温等人参加的 医药谋害案不存在，但苏联政府的结论并没有说高尔基和古比雪夫之死是正 常死亡。雅哥达对谋害高尔基和古比雪夫供认不讳，但否认对明仁斯基和佩 什科夫的谋害，而且在供认时作出了多次非常可疑的暗示。联系到他在交待 谋杀基洛夫事件时露出的一句话 “这件事不大是这样”，完全有理由认为： 他隐瞒了某种与高尔基、古比雪夫之死相关的非常重要的情况。从当时的政 治斗争形势看，古比雪夫和高尔基被谋害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起码应对 此进行继续的调查和研究。高尔基的老熟人美国记者唐·莱文，1963年在莫 斯科拜访了86 岁高龄的高尔基的遗孀叶卡捷琳娜·佩什科娃。她谈到她儿子 的死时显得很平静，说他是自然死亡，但一谈到高尔基是否自然死亡时，她 就激动得喊起来： “不完全是这样，但您不要让我叙述这件事！如果我一张 嘴谈这件事，我就会三夜合不上眼。”（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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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后陈述 我们被告坐在栅栏的外边，这个栅栏把我们同你们 法官公民们分开。我们不知怎样落到万恶的反革命队伍 里，成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叛徒。 但是，我认为自己有权推翻一些指控 ——布哈林 3 月11 日，法庭听取两起辩论和被告的最后陈述。整个上午一直到休庭 的时间都被检察长维辛斯基占用了。他代表苏联检察院作了总结发言，其中 几乎用了2/3 的篇幅专门指控布哈林。他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气势汹汹，盛 气凌人，充斥了谩骂与指责，而仅仅缺少一件东西：事实。 “我国的最高法庭已不是第一次审理这样的案件了，它们的极其严重的 罪行是破坏我们祖国的利益，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全世界劳动人民的 祖国。然而，我要是推出下述说法恐怕是不会错的，即我们的法庭是第一次 审理像这次这样的案件，审理有如此罪行和如此残暴行为的案件，这些残暴 行为已在本庭昭示于你们面前，昭示于全世界人民面前。审理这样的罪犯的 案件，这些罪犯现在就坐在你们面前的被告席上。 “随着每日每时法庭对这一案件的审理的发展，揭示出被告越来越多、 越来越可怕的卑鄙的、前所未闻的、骇人听闻的罪行系列，揭示出一连串的 极其恶劣的残暴行为，在这样的残暴行为面前，即使最顽固、最丑恶、最无 所顾忌和卑鄙的罪犯的残暴行为，也将相形见绌和黯然失色。 “这次审判的历史意义首先在于，这次审判极其细致和准确地揭示、证 明和确定：右派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资产阶级 民族主义分子等等诸如此类的人，不过是一伙没有原则、没有廉耻的杀人犯、 间谍、破坏分子和捣乱分子，而不是别的什么货色 “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即‘右派—托洛茨基集团’，他们的上 层人物现在就坐在被告席上，他们这些人不是政党，也不是政治流派，而是 刑事罪犯的并且不单纯是刑事罪犯的集团，他们是卖身投靠敌国情报机构的 罪犯，这样的罪犯甚至连刑事罪犯也是予以鄙视的，就像看待最堕落的、最 低级的、最可鄙的、最最道德沦丧的人那样。”（23） 维辛斯基把自己打扮成人民利益的代表，非常愤怒地谴责了泽连斯基往 粮食特别是奶油中投放玻璃和钉子的罪恶，把它称为最可耻的行为。接着， 他非常轻易然而却厚颜无耻地把国家经济困难的原因推到了这些所谓罪犯身 上。按照他的说法，像苏联这样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物 资匮乏的现象的。正是由于这些罪犯的破坏，人民才缺吃少穿。 戴着无产阶级法律学家桂冠的维辛斯基，居然像市井无赖那样满口恶言 秽语，把布哈林称作 “狐狸和猪的可恶的杂种”。他除了谩骂以外，根本拿 不出证据，也拿不出多少像点样子的理论分析，证明布哈林和李可夫参与谋 杀基洛夫的罪行。他在需要确凿证据和严密分析的法庭上，居然用一种简单 的逻辑推理来证明布哈林、李可夫参与谋杀基洛夫的行动。他说，既然阴谋 集团承认谋害中央领导人的罪行，那他们当然参与了谋杀基洛夫的行动。 或许，需要证据但却拿不出证据时，就只有靠词藻的堆砌、廉价的诡辩 和粗鲁的谩骂来代替，来填充。对于莱温这样的任务或罪行非常具体的罪犯， 维辛斯基的评述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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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历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死于莱温之手的时候，医学博士 莱温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 《阿·马·高尔基的最后时日》。他在此 文中写到了伟人的死，伤心、哀叹 他伪善地、假仁假义地、口是心非地 写道：‘伟大人物的生与死都如同伟大人物那样。’ ‘如同伟人那样生与死！’ 莱温没有补上： ‘是死于这篇悼念文章的作者、一个卑鄙的杀人犯之手！’” （24） 不仅如此，维辛斯基甚至能够在莱温的悼念文章中挖掘出他的罪证。文 章中有这样的话：“在我对阿历克谢·马克西莫维奇10年的医务观察中，这 是他第6 次患流感。每一次，流感必然有支气管炎和卡他性肺炎的并发。” 维辛斯基由此引伸道： “这就是说，莱温已经清楚地知道，他在阿·马·高 尔基与疾病的斗争中，可以朝哪个方面寻求并发症。杀人犯就这样道出了杀 人的秘密。”（25）按照维辛斯基的说法，任何有经验的医生都能被指控为杀 人犯。世界上竟有如此强词夺理的诡辩。 最后，总检察长维辛斯基谈到了法律问题： “犯罪学家们中间有一种意 见，说共同犯罪需要具备每个罪犯和共谋者对每一项罪行的共同同意和故意 参加。然而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它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也从来未被采纳 和实行过。它是狭隘的和不切实际的。生活要比这种观点更广阔。”（26）他 要求把除拉科夫斯基和别索诺夫以外的所有被告都判处死刑。他恶狠狠叫 道： “把他们像恶狗一样枪毙掉！我们的人民只有一个要求：把这些可恶的 畜生轧个粉碎！ “时间在流逝，可憎的叛徒们的坟墓将会杂草丛生 而我们，我们的人 民，将会在扫除了一切牛鬼蛇神和污垢垃圾的道路上，一如既往地大步前进， 在我们敬爱的领袖和导师伟大的斯大林领导下，前进，前进，直到共产主义！” （27） 布劳德和科莫多夫作辩护发言，其内容与公诉人的发言并没有多大不 同。不过，他们认为医生们的罪过应该由雅哥达来承担。接着，被告们挨个 作最后的发言。在法庭上称 “最后的陈述”。人们的最后的话虽然内容不同， 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全体被告都对自己进行了谴责，包括布哈林和李可夫、 克列斯廷斯基在内，没有一个被告否定自己有罪。 别索诺夫承认自己有罪，但着重指出他在被怀疑时仍自愿回国这一点。 伊万诺夫指出布哈林没有彻底认罪，时至今日仍企图保存他的反革命余孽， 以图后举。克列斯廷斯基虽然承认有罪，但仍为自己作了明白而坦率的辩护。 他回顾了自己光辉的历史，指出他从 1901年 18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此 后他在许多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里担任领导工作并多次被捕；他曾经是列 宁在组织方面的助手。我们前面曾提到替身之说。作最后陈述的克列斯廷斯 基肯定不是替身，因为他又回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他再次激愤地指出，关 于公诉书中所说的恐怖活动罪，他是在看到公诉书的副本时才知道的。他明 确表示，他不能容忍参与杀害高尔基的行动，他对杀害高尔基的事情事实上 一无所知。李可夫站起来说话时，脸色像纸一样地白，声音发颤，但他在笼 统地认罪的同时，仍对自己作了令人信服的辩护： “然而，国家公诉人指控 我犯下了我并没有直接参加的罪行，因此我对此不能予以承认。这一指控说 我作出决定或下达了关于杀害基洛夫、古比雪夫、明仁斯基、高尔基、佩什 科夫 的指示。公诉书详细叙述了在这方面对我提出的罪证，这些罪证是以 雅哥达对叶努基泽的揭发为根据的。而在法庭审讯中，关于揭发我的罪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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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再也没有提出 杀害基洛夫一案曾是两次审判审理的问题。出庭的有 该事件的直接参加者，也有该事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我不记得当时提到过 我的名字。”然后，李可夫对法庭审理的失当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他把对 他参与恐怖案的起诉与 20 年前所谓谋害列宁一案的审理作了对比。他说，在 审理谋害列宁一案时，起诉人提出了证人，进行了对质，听取了犯人在法庭 上的供词。接着，李可夫质问说，为什么对所谓他参与杀害上述5位要人的 案件就可以根据间接罪证而做出结论呢？李可夫认为这样做是不正确的。“在 任何情况下，我都否认我参与这 5 人被害案的罪行。”（28）李可夫还指出他 在被捕前一直认为高尔基是自然死亡；直到走上法庭他才知道伊万诺夫这样 的人属于他领导的反革命组织。不过，李可夫最后仍在原则上承认了自己的 罪过，认为自己的罪责当然是具体事实上的失真所不可比拟的。他还呼吁没 有被捕的右派分子尽快地放下武器。李可夫的最后的话实际上否定了他的罪 行中的最重要的部分，而且他的论据是非常有力的，但是法庭对此根本不予 理会，因为法庭根本不是按照被告的供词和说明定罪的。 拉科夫斯基没有像李可夫那样在绝望之中也要作出绝望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