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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节

破壁记 陈登科-第4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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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璞坐了起来:“这对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是多么大的讽刺。”
  安东叹了口气,又接上一支烟。
  程璞拿过日记,翻到另一页:“请你再看看这几段……”

  九月二日
  昨天,我们这里又有几个同学“毕业”了。这当然不是指“跳板系”的。
  所谓“毕业证书”,就是一张调令。上面盖着两个戳子。一个是学校人事科的,一个是市劳动局的。一个输出,一个接收,“银货两讫”,少了哪一方面都不行的。
  有一个同学捧着那张“毕业证书”,看着看着,激动得眼泪啪嗒啪嗒掉在那张纸上。有人吓唬了他一句:“喂!看你!连自己的名字都弄糊涂了,劳动局不承认昨办?”这一说,吓得他心脏病发作,差一点晕了过去……
  还有一个同学,高兴得一拳砸开了积蓄了五年的扑满,倒出了全部一分、二分的硬币,大概有五、六块钱吧,到小集镇上大吃大喝了一顿,半夜里害起了急性肠炎,连夜送到了医院……,现在还不知怎么样呢?
  和我住在一个宿舍的一个女同学,叫冯丽珠,平时我们的关系并不怎么好。这主要怪我,总看不惯她身上的俗气,尤其近两个月,老缠着我,说些不咸不淡的话:
  “唷!都是你,有那么好的关系竟要闹什么脱离家庭,不然我也托托你的福……”
  “你帮帮忙好么!不管怎么样,总是你的母亲和舅舅,撕破面皮何必呢!”
  “小郑,我真恨死你了,装什么清高,清高值几个钱!’听到这些,我马上板起了脸,给了她一个没趣。有一次,她实在惹得我火了。她莫名其妙地在我的被窝里塞了一块的确凉的衬衫料子,还不许我声张,硬趴在我肩上咕咕咙咙地说,“小郑,我只求你这一回,你告诉我,你母亲喜欢吃什么,家里还缺什么……”气得我拿起那块料子,甩在她脸上。最近,她已经不理我了。
  昨天,她拿到了“毕业证书”,可是晚上却老早钻进帐子,蒙着脸呜呜地哭……
  这真蹊跷了。几个月来,她朝思暮想的不就是这个么?我便从熟悉她的同学那边打听了一下,原来为了她的这张“调令”,她爸爸已经背了几百块钱的债了。最近,买了一块女表才打通了门路……
  一听女表,我心里马上明白了。这是孝敬我的妈妈了。今天一早,我主动跟她打了一下招呼。她的眼睛还有点红肿。看到我,有点不好意思,也有点埋怨,反正我不管这些了。我把她拉到一边,单刀直入地间道:“你送了我妈妈一块女表,是吗?”因为我的语气是坚信不移,容不得她有半点掩饰。她红着脸,呐呐了半天,回答道:“我知道你要骂我俗气……唉!我又有什么办法……表,是我妈妈买的,是……是我送去的。”
  我问道:“什么牌子的?”
  她说:“浪琴,二百二十块。还是托人从内部买的。”
  我又说道:“背了债买的?”
  她低下头,默认了。
  看她那副样子,我心里象点着了火,一股羞耻的火,与其说是为我的这个所谓“妈妈”,不如说是为了我们这个社会。半晌,她抬起头来,轻轻叹了口气:“小郑,不要再提这件事了……更不要声张,我求求你。”
  我今天一整天都无法平静,我知道我那个“家”忽然阔气起来的原因,但今天真是人证物证都有了……
  九月十一日
  听说我的那个妈妈又来了。
  我知道她常来,可从来不和她照面。她现在也不看我。我这个曾经做过她女儿的人,现在只有一个功用,那便是:当有人对这种分配工作有情绪发牢骚时,她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哼!我是讲原则的,芸芸是我的女儿,不是也没有调走么!你们闹个屁!”
  可是今天,我特意到校部去看了看。我没有找她,隔着人事科的窗子,看见她指手划脚地正在发表什么意见。我心想,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人又该背债了。
  我看见了,她的手上果然戴着一块亮晃晃的女式手表。够了,我就要看看这个。
  我立即找到了二赖子。因为小朱的事,给他挣了点面子。现在,没有什么人管他了。
  一见到我主动找他,他便猜出我的心思:“芸芸,说吧,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
  我说:“你认识我的‘妈妈’么?”
  他吐了口唾沫:“当然认识。不是常到这里来吗?”
  “你能不能把她手上的那块表弄到手?”
  “这……不是叫我重操旧业么?”二赖子眨巴着眼,歪歪嘴,“什么表?”
  “叫……叫什么郎……”我一时忘了。
  “噢!浪琴!新的……?那就是小方型,14K镀金壳子,对么?”
  嗨!一讲这些,他就是活辞典了。
  “你告诉我,干啥?”
  我便把小冯的事对他讲了。
  他一听,乐了,朝手心里吐了口唾沫,搓了搓手,说道:“行!她也是偷来的。不义之财!……他妈的,要不是看你面子,我早就想算计她了,好给霁霁解解气……,她在哪儿……?”
  我告诉他,她正在人事科,大概吃中饭前肯定要回去的……
  他想了想,说:“包在我身上吧!三天之内,就有分晓!……不过,别对程磨子讲……”
  我笑道:“这不算开戒!”
  和二赖子谈过之后,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快。
  九月十四日
  今天一早,二赖子就如期把那只浪琴表送来了,果然是14K镀金的小方壳。
  我担心他为了不拂我的情面,到外头糊弄了一只,便问他:“是从她手上弄来的?”
  他笑了笑:“我二赖子这点手段还没有么?……嘻!跟了两天梢,都捞不到空子。昨天又是十三号,犯忌,可偏偏在电车上瞅到了一个机会,我也不管它忌不忌了,心里暗暗祷告:我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了,这次开戒不是作恶,乃是行善,如果撞在便衣手里,老天爷也太不长眼了。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挤下车的时候,我在你娘后面撞了她一个趔趄,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腕,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她瞪着眼,骂道:‘你家着火啦……’,等她骂完,我已跳下电车,表也在我手心里了……”
  我听得笑弯了腰。
  下午,我请了个病假便把表送到冯丽珠家里。她一家子正在吃晚饭。可怜,下饭的菜只有一碟子萝卜干。
  当我把表放在桌上时,他们全家大吃一惊。
  冯丽珠急得都快哭了:“哎呀!把表退回来了,这……我这调动还算不算数呀!”
  他爸爸是在百货商店里当会计的,更是惊恐万状:“小郑呀!你做做好事,还是把它带回去吧……”
  我心里又气恼,又辛酸。气恼的是他们挨了偷,挨了抢,眼看人家把赃物送回来了,却还哭丧着脸。辛酸的是:偷了人家的现在大概正在追查,报案,而被偷的却吓得哆哆嗦嗦……

  看到这里,安东拍案而起,连连叫道:
  “贪赃枉法,岂有此理……”
  程璞道:“这就是我们那几位现代法家德政的一个缩影。”
  安东激动地抓住了程璞的手,说道:“十六年前,我听你对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的干部说:‘象你们这样的共产党,为什么不该打倒?’当时我大吃一惊……”
  程璞说:“这是开除我党籍的主要罪证之一……正因为没有把他们打倒,所以我们被他们打倒了……”
  安东几乎喊了起来:“不!打不倒的!我们没有被打倒……”
  程璞道:“可是我们党的名声已经给那些王八蛋糟蹋得不成样子了!‘载舟之水,亦能覆舟,啊!好吧!不打扰你了,再看看这一段日记吧。”他帮安东又翻到了另外几页。

  十二月二十六日
  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
  上午没有出工。照例的,每年这个日子都要到礼堂里去听一回报告,把毛主席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信读一遍……
  回来讨论时,大家实在憋不住气了:
  “咱们这里有哪一点点象毛主席信上讲的呀!”
  “人家江西是正正经经上几门课的。”
  “简直是欺骗毛主席!”
  “什么劳动大学呀,变相的劳改!”
  “集中营!”
  你一言我一语,越讲越有气。最后几个人提议,写封信给省革委会。又有人说,写信给党中央,中央文革……我暗暗好笑,写信?白搭!信没出校门就统统被搜查到保卫科去了。
  哪知道,还没有写信,就有人递消息给政治部了……傍晚,我舅舅来了,脸色铁青。在食堂里,趁着大家吃面条的当口,从这一摊走到那一摊,一面走一面骂骂咧咧:“……听说你们这里有人想闹事!……哼!很好呀!有种的就站出来,把上午你们说的那些话,当了我的面再讲一遍,……讲呀!……怎么没有人吱声了!”
  本来,大家气已经憋足了,经他这么一挑,就有一个同学站了起来:“方主任,咱们这所大学是橡皮箍箍还是怎么的?要松就松,要紧就紧。有的人一年不到就入党,提干,分配工作还尽拣大机关大工厂,想怎么就怎么。为什么我们这一摊,毕个业比登天还难……”
  饭堂本来就是黑黝黝的,方主任眯着眼正要看清这个敢顶撞他的是淮,另一个角落又有人站起来讲:“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我们当着他老人家的宝像,把话说清楚。这里有哪一条能对上号的……?”
  这一开了头,敢讲的人越来越多了。
  “说我们怕累怕苦,我们起早摸黑,哪一天不干十四、五个钟头?说我们不愿在农村,我们哪一个不是一进校门就立志广阔天地?……”
  “是你们篡改教育方针,把我们当作最廉价的劳动力在使唤!”
  “谁不知道,这个农场是你们的官仓,小金库!借名办大学,把大把大把的钱贴进来,又偷偷摸摸地把大米、小麦、鸡鸭肉蛋运回去,都做为你们官场应酬的花费了……”
  “你们捏着分配工作的权柄,逼着人家背了债来送你们人情。干脆,你们开个价吧,不要胃口越来越大……”
  听到最后一句,舅舅吼了起来:“这是造谣!是污蔑!哪个受贿了?不拿出证据来我就把造谣的人抓起来!”
  我忍无可忍,站起来讲道:“有!就有证据!”
  一听是我的声音,舅舅喝道:“郑芸!出来!”
  我两步就走到他的面前,死死地盯着他。我今天有点豁出去了。挑战的目光,一直看到他的心里,他有点胆怯了,没有让我讲话,一把拽住我便走出食堂。
  其实我心里也忐忑不安,真要当场问我证据在哪里?我明明肚里有数也讲不出口呀……
  到了他的办公室,我已在路上准备好大战一场。等他关上门,便先发制人地进攻起来;
  “我们家的沙发、电视机、缝纫机、地毯……哪来的?!靠两个人一百五十块钱的工资能买得起么?”说顺了嘴,我脱口而出,“方桂芝最近手上的浪琴表又是哪里来的?……你当我不晓得?!”
  我这儿发炮弹打过去,等着他的还击。无非是把我象昔霁那样关起来……
  哪知他竟满脸堆笑:“芸芸!我们家庭里的关系何必弄得这么紧张……我始终为你好!”
  “我已经宣布,脱离这个罪恶之家了!”
  “罪恶?太过分了吧……不过我不会计较的。”
  我那时就想吵架,希望他摆出那副训人的架子。他要大声嚷嚷,我也可以大声嚷嚷。最好嚷得全校都知道。哪知道他一个劲地笑,反而笑得我没有谱了。
  沉默了片刻。他打开抽屉,取出一张已填上我的名字的“毕业证书”——也就是工作分配单,笑道:“这就是你的!”我一愣,感到这是一种收买。可是马上转眼一想,怎么会预先填好名字呢?接过来一看,日期还是两天前的。我看的时候,眼睛瞟着抽屉里,象这样的单子,有一大叠。
  莫非真是皇恩大赦?还是……
  几年来的“路线斗争”教育得我聪明点了。
  我拿了那张超度苦海的单子,回到了宿舍里,象研究一份情报那样反复琢磨着……
  马上发现一个大破绽:只有这里人事科的大印,还没有劳动局的金印……(这也是我们这里的特殊手续,大概两个印可以收两笔人情吧。)
  十二月三十日
  别看我们是变相地囚禁在这个山沟沟里,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渠道能知道外面的消息的。学校当局也不是成跛儿、方为之流能一手操纵的……
  为什么突然要分配一大批人,两天功夫就把真相弄清楚了。
  有人把这所“原始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种种内幕反映到党中央了。据说是邓小平发了号令,要派人来调查。于是,得把厩得时间太长的和调皮捣蛋的羊,放掉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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