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8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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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到70年代末，中国也开始结束它被排除在东亚经济政治之外的不正常现象。文化大革命后较长时间的政治动荡拖延了这一结合过程。但是，80年代初，随着中国与其周边国家建立更为全面的关系，这些影响很快就消失了，与此同时，北京的结论是，中美关系持久的结构不能依赖于不均衡的战略合作，还要在两个体制之间建立更为多样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及法律制度关系。
但是，人们在中国体制内感受到了对外开放的最大影响。一旦北京寻求全面参与全球和地区性的政治事务，中国的国际孤立主义的偏颇与幻想便迅速消失了。现代化建设的使命，以及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出现在世界上，以继续进行国际合作为先决条件。一个好汉三个帮。虽然与美国关系的全面建立并没有解决其国内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关于西方世界经济和技术优越性的论争，但是，中国已把这个持久的问题提高到国内政治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上。因而，向美国开放所标志的既是开端又是终结。 ② 见塞缪尔· S。金：“转变中的中国的世界政策”，载《世界政策杂志》（1984 年春季号）第 603—633 页。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第六章 中国的经济政策及其贯彻情况引 言文化大革命的10年间 （1966—1976年），几乎没有提出什么真正有新 意的经济思想或政策。尽管曾经有过一些经济方面的争论延续到并贯穿于文 化大革命期间，但追根溯源，这些争论却产生于一个较早的时期，特别是在 大跃进及紧随其后的灾难时期，当时，全国上上下下都在思索，到底是什么 地方出了差错。
截止到1956年，中国政府完成了私人工商业的改造，农业也实行了合作 化。这种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和管理的工具，是从苏联照搬来的。中国重视 机械和钢铁的经济战略，实际就是30年代斯大林为俄国制定的发展战略的翻 版。
这种计划工具和发展战略的选择，部分地反映了当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领导人中存在的一种看法，即苏联代表了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做出的一种 现实的、也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抉择。中国的领导人虽对苏联的成就也持同样 的看法，但从一开始，他们就对苏联经济体制的许多特征感到担心。这种担 心之所以产生，其原因在资深的中国领导人中是因人而异的。一些人对这种 高度集中的计划和管理体制的僵化表示担心，而另外一些人则认识到，中国 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式而忽视农业。在某些方面，毛泽东与那些和他关系密切 的人，对苏联制度坚持与日俱增的社会官僚化的含意，对它重视与资本主义 而不是与未来共产主义理想更一致的价值观的做法，感到颇为不解。
因此，实际情况是，社会主义改造刚一完成，中国领导人便开始调整体 制，使之更好地适应中国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他们凭直觉所认定的。1957年， 他们做了一些减少过度集中的尝试，措施是放松对某些私人市场的控制以及 将一些决策权下放到省和省以下的机构。1958和1959年，出现了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这样的激动人心的尝试。1960年大跃进失败后，他们又回到集中计 划上，同时加强市场作用、提高个人积极性，这特别体现在农业上，在一定 程度上也体现在工业上。
在50年代后半期的大多数时间中，那些后来被冠以“左”和“右”或“激 进主义的”和“实用主义的”东西之间的界限，尚未清楚地划分出来。一方 面，有些领导人，如陈云，亲自过问经济事务；而另一方面，毛泽东和多数 党的高级领导人关心的则是在政治上巩固革命成果。由于争论的主要问题， 如合作化的速度问题，既涉及政治，也涉及经济，因而，百姓们所关心的与 高级官员们所关心的，有时却也一致。但是，毛本人对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 并不特别在意。他在1956年的讲话《论十大关系》，或许与其说是试图深刻 地阐明他个人的主张，毋宁说是集体创作，只是署了他的大名，以使文章更 具权威。
后来，在1958年，毛亲自介入经济决策之中，对随后20年产生了深远 影响。用毛本人的话来说：
去年八月（1958）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但是，同志们，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责任在别人，……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①如前一段话所示，毛在1958和1959年不仅介入经济决策，还将这种做法的基础建立在他对经济发展相当朴素的理解之上。事实上，大跃进的尝试，更多地是政治理想，而不是某个人的经济概念的产物。大跃进是一场很长的群众运动，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促使中国迅速地跨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关键的投入是人的努力——在土高炉中生产钢材的努力，为灌溉华北干燥的土地而搬移了数百万吨土石的努力。
对这场群众运动之后的灾难性后果的完善分析，将在本章其他地方加以讨论。这里，相关的重要方面是，领导层诸位成员对这场灾难的性质得出了迥然相异的结论。由于1959—1961年间气候的恶化，更由于1960年苏联决定从中国撤走技术专家，对已发生的这些事实进行分析，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因此，那些与毛看法相同的人便会辩解说，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并非不正确，只是因为贯彻得不力、时运不济以及苏联背信弃义，才导致了暂时的失败；而另外一些领导人则持异议，他们认为，正是大跃进的观念才是这场灾难的主要根源。
60年代初期，由于人们一致认为恢复工作是当务之急，因此，这些观点上的分歧，对经济政策只产生了有限的影响。但到1962年，由于毛反对农村责任制，认为它破坏了农业合作化经济，这时，意见不同的争执的迹象才显露出来。责任制最极端的形式，实际已被阻止并予以否定，直到80年代，它们才再度出现。然而，除了那些遏制放弃合作化的做法的努力之外，毛还把注意力转投到他认为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即存在于绝大多数人民（包括许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的那些尚未更新的价值观和态度。其结果首先是改革军队的尝试，接着，又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如果毛在60年代初期也花些时间反思或琢磨一下他的经济发展思想，这种结果便几乎不会出现。在毛那个时期的讲话中，除了最能导致这种结果的内容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方面的内容。与毛观点相近的那些人也没能及时从大跃进中吸取精华，去除糟粕，进而制定一个经济发展战略。
所以，当1965—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时，对那些想要提出一个更激进的新经济路线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指导方针可言。60年代初所做的增进财政指标和财政管理的作用的尝试，被攻击为“利润挂帅”，而作为财政管理首倡者的孙冶方，也遭到贬斥。但除了大跃进的试验之外，人们几乎提不出任何经济战略，以取代在刘少奇和邓小平领导下制定的政策。不过，也没有一个人希望重蹈大跃进之覆辙。
因此，自1966年以来所贯彻的政策，就是自50年代以来提出的并在60年代初期加以修改的并加进了 1958—1959年间大跃进方式的某些部分的那些政策。关于这个战略的性质，无需阅读那些左倾或右倾的领导人的言论，只要仔细分析一下此后10年的经济工作的实际情况，人们便可充分地了解。
领导人中没人力图明确地表述一种战略，这或许是由于日复一日地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动在政治上才会更稳妥的缘故。可是，尽管所制订的政策只不过是出于短期考虑而产生的，但时间久了，它们便会汇成一种长期的战略。 ①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 年7 月23 日，见S。施拉姆编：《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 142—143 页。经济混乱 （1966—1969年）然而，在把目光转向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发展战略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论及这个观点，即在这个时期，由于全国始终处于混乱状态，中国根本就没有一个前后一致的战略。当然，政治往往是混乱的，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政治是否经常波及到经济，导致工作的中止和更糟糕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业产量指数表 8 （以1966年为100）年份195719621965196619671968196919701975分类发电量 23 56 82 100 94 87 114140237钢 35 44 80 100 67 59 87 116156原 煤 52 87 92 100 82 87 106140191原 油 10 40 78 100 95 110149211 530水 泥 34 30 81 100 73 63 91 128230化 肥 6 19 72 100 68 46 73 101218机 床 51 41 74 100 74 85 156253 319布 匹 69 35 86 100 90 88 112125129自行车 39 67 90 100 86 97 14218030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225—231页。
重要数据是本文分析的基础，列于表8、表9和表10之中。这些表格所提供的信息既清楚，又连贯。首先，混乱的状况只限于1967、1968和1969年三年。而工业和运输业也只是在1967和1968年才面临巨大的困难。到1969年，很多工业已达到并超过1966年的最高水平。而且，即使在混乱的年度中，工业产量与“正常的”1965年相比，水平往往也没有下降得很厉害，何况还远远超过1962年萧条时期的数字。尽管各个省份的混乱程度不尽相同，但绝大多数在1967和1968年两年中都经历了严重的混乱。在这个格局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上海，这里的工业生产只在1967年一年中遭到较大程度的①破坏。到1968年，上海的工业恢复并超过了1966年前的最高水平。由于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领袖们的基地，他们如果搞了一套更具试验性和潜在破坏力很大的经济政策，便不会成为意料之外的事情了。不过，我们对上海在1966—1976年间的经济情况一麟半爪的了解告诉我们，上海情况与中国其他地区极其相似。在此期间，上海总的工业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65和1978年间为8。3％对10。2％），而这样的结果是从50年代开始的那个政策的体现，其目的是将工业从沿海地区迁移开。
表9 文化大革命时期农业产量和投入 ① 1966—1970 年间的地区数据必须根据分散的材料重新整理。这里的说法是以R。迈克尔·菲尔德、尼古拉 斯·拉迪和约翰·菲利普·埃默森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诸省工业总产值的重新整理（1949—1973）》一 书中的数据为基础的。年 份195219621965196619671968196919701975分 类粮 食（百万吨） 195 160194。5214 218 29 211 240284。5指 数 91 75 91 100 102 98 99 112133棉 花（百万吨） 1。640。752。102。342。352。352。082。282。38指 数 70 32 90 100 101 101 89 97 102生 猪（百万头） 145。9100。0166。9193。4190。1178。6172。5206。1281。2指 数 75 52 86 10 98 92 89 17 145化 总产量 0。150。461。732。411。641。111。752。445。25肥 进口额 1。221。242。733。154。885。215。556。424。94（百 对农民万 供应量a 1。793。118。8112。5813。6810。1313。61115。3526。58吨）共给指数 14 25 70 100 108 81 108 122211a。这里的数字是以总重量计数的，而产量和进口的数字指的是肥料。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0），第229、386页；《中国农业年鉴》 （1980），第34、40页。
全国的农业与工业相比，所受的影响要小一些。1968和1969年，粮食 产量下降；1969和1970年，棉花产量也下降。猪的头数 （通常能从中反映 出自留地和自由市场情况）在1968和1969年也明显地下降了。农业产量下 降，部分是由气候恶化造成的，但1968年的主要问题是，化肥严重不足，其 供应量下降了30％多。1966至1968年，化肥的进口量增加了65％，弥补了 国内化肥生产的急剧下降，否则的话，化肥短缺的情况就会更加严重。这时， 有人担负起责任，以确保农民至少不会由于工业遭到破坏而损失惨重。
表10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运输业和商业年份195719621965196619671968196919701975项目及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