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9-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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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轰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里，法斯特招致猛烈的声讨和谴责。
中国文学界对法斯特的批判在1958年年初开始。巴金应《文艺报》之约，写来批判文章《法斯特的悲剧》。正是这篇应命之作，巴金招来对自己的批判。
从1955年不得已批判胡风、批判路翎以来，巴金已经不止一次写这类表态性文章了。被迫表态并批判法斯特，对巴金显然是一种痛苦。巴金读过法斯特的《萨珂和凡宰特的受难》。而且，他引用的法斯特的文字与冯亦代的译文略有差别，可见他参阅的可能是英文本。查巴金日记，1953年11月5日写道：“晚看法斯特小说很受感动。”此时他在朝鲜战场，而10月26日，他刚刚收到弟弟李采臣从上海寄来的三包书。他所说的小说，应该是指《萨珂和凡宰特的受难》的英文版。当年巴金经常订购国外书籍，法斯特的书估计是在他赴朝鲜之前定购的。
阅读《萨珂与凡宰特的受难》，巴金再次激动。于是，在他和法斯特之间，萨珂与凡宰特是连接彼此情感的纽带。现在，在他内心中，又怎能把一个以赞美笔调描写他心中英雄的作家，简单地看做叛徒而讨伐呢？尽管随着环境的变化，他已不再像巴黎时期那样吟唱高歌，但对于曾直接影响过自己走上文学之路的凡宰特，他永远不会忘记。法斯特的作品把巴金心中的英雄用文学形式塑造出来，在时隔二十多年后再度引起世人对这个悲剧的关注，我相信巴金对此是会深深感激的。
法斯特描写了凡宰特走向电椅时的最后场面：“他们并没有预见到他走入行刑室时的那种雄狮般的英姿，以及他站在他们面前时的那一幅尊严的神情。”法斯特记叙了凡宰特最后的话：“我要对你们说的是，我是无辜的。我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罪行——宗教上的罪过也许是有的，但是绝不是罪行……”
现在，在《法斯特的悲剧》文章中，借惋惜法斯特，巴金终于有机会又一次提到凡宰特和萨珂的名字，提到1927年他在巴黎经历的历史事件。他也终于有机会再度向他们表示敬意：
好些人对法斯特选择了这样一条路感到惋惜。我也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我读过法斯特写过的好几本书。我并不认为那些书是杰作，法斯特也不是什么伟大的天才。不过我曾经相信写那些书的人是一个诚实的作家。汤姆·潘恩、乔治·华盛顿、阿尔格尔德、萨珂与凡塞蒂都是些诚实的人。……两个意大利工人萨珂与凡塞蒂死于美国民主招牌掩护下合法的谋杀。他们正是依靠着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援助，才能够在死囚牢中支持了七年，最后勇敢地死在电椅上。
正是有这样一种历史渊源和内在的感情联系，虽然是谴责文章，巴金却在行文中仍想委婉地表现出对法斯特的理解，把法斯特的事情看做是“一般知识分子的悲剧”。他试图从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角度来解释法斯特的转向。他甚至说“我不怀疑法斯特过去的真诚”。在批判声高涨的时候，在只需要狗血喷头似地讨伐的时候，巴金通篇惋惜声声，自然招致一阵对他的批评乃至批判。在立场坚定、态度明确的读者看来，法斯特无非是一个叛徒而已，对这样的人是无须同情和理解的，更不能肯定过去。《文汇报》1958年6月11日发表的《法斯特是万人唾弃的叛徒——和巴金再次商榷》，可以看做此次对巴金批判的代表作。应该说明的是，八年之后，“文革”爆发，此文的作者徐景贤成了上海滩的一个风云人物，并且还是巴金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直接领导对巴金的批判。
不仅是凡宰特、萨珂，在法国经历的许多事情，已化为滋润巴金生命的泉水。尤其是在“文革”磨难时，它们成了他的精神中不可缺少的支撑点。
譬如，他说过，在“文革”中靠边挨斗的那一段时期里，他的思想便常常飞到写作《灭亡》时的法国小城，在古城的公墓里徘徊。他坦率地说：“到处遭受白眼之后，我的心需要找一个免斗的安静所在，居然找到了一座异国的墓园。这正好说明我当时的穷途末路。”
最应重视的是，在亲历了电视现场直播的批斗大会、干校惩罚性劳动、妻子萧珊因病去世等一系列痛苦之后，巴金重新开始回溯俄罗斯民粹派的历史，借此来慰藉伤痕累累的精神。
1973年7月，巴金接到通知，对他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同时，在巴金的请求下，同意他做一些翻译工作。巴金首先选择改译屠格涅夫描写民粹派历史的长篇小说《处女地》。四十年代，他根据英译本翻译出版这部小说，现在，他根据俄文本重新校译。每天抄录，一页，一页，屠格涅夫笔下那些熟悉的人物和场景，让他重又想起自己曾经读过、译过、写过的民粹派英雄。
在重新校译《处女地》的同时，巴金开始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两项工作同时进行，而在巴金这里，屠格涅夫与赫尔岑本身也是紧紧连为一体的。“这一切全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它像一团火似的燃烧着，也使别人燃烧……”屠格涅夫关于《往事与随想》的评说，引起巴金精神上的共鸣。
巴金第一次读到《往事与随想》是在法国。让人吃惊的是，巴金居然能够清楚地记得是哪一天买到它，并且强调地写出来。
明显地，当巴金决定校译《处女地》和翻译《往事与随想》时，他的心境和精神状态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往昔的回忆使我们激动
我们重新踏上旧日的路，
一切过去日子的感情
又逐渐活在我们的心里；
使我们再次心紧的是
曾经熟习的震颤；
为了回忆中的忧伤
真想吐出一声长叹。
这是《往事与随想》第一卷的卷首题词，赫尔岑引用的是尼·奥加略夫长诗《幽默》中的几句。译文多漂亮！它无疑是巴金此时心情的最好写照。他有踏上旧日之路的激动，同样，他也有回忆往昔时的忧伤。
经过大变故，巴金的心境、思想与“文革”初起时的唯唯诺诺的状态相比，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他的反思从翻译开始。他在赫尔岑的回忆录中感受历史与现实。他也在仰天长叹。这就难怪“文革”结束后，1977年5月第一次发表文章与读者见面时，巴金在《一封信》里能够这样敞露翻译《往事与随想》时的心迹：
我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
法国生活的记忆，早期的精神体验，就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在巴金的生命行程中延续着。
凡宰特的两封信巴金也一直珍藏着。八十年代，经他提议和支持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在北京成立后，他将它们捐献给文学馆。它们与巴金捐献的其他文稿与著作相伴，用遥远的巴黎往事，向我们呈现巴金一生中极为重要的篇章。
不知在由哈佛大学收藏的凡宰特的档案中，巴金当年寄去的照片尚在否？如果在，照片上是否有巴金题写的赠言？
写到这里，我的思绪飞得很远，很远。
思想史是奔腾的江水
巴金再次走进巴黎，是在1979年4月，距1928年年底离开巴黎刚刚五十年。与他同行的有孔罗荪、徐迟、女儿李小林。
陪同巴金一行并担任翻译的是高行健——二十年后，他以法籍华人作家的身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巴金在巴黎》一文，生动记叙了巴金重返巴黎的行程。
重回巴黎，巴金还是住在拉丁区。迎接他的是鲜花，是读者的簇拥，是演讲会上热烈的掌声，还有书店里醒目地摆放着的《家》的法译本。而在《家》之前，《寒夜》与《憩园》的法译本早已售罄。
身份变了，但对法国的那份情感依旧。高行健这样写道：“巴金的话不多，却总是朴实诚挚而谦逊，他谈到他来到法国寻找他旧日的足迹，谈到他是在法国学会写小说的，谈到痛苦而悲哀的时候，法国作家卢梭、伏尔泰、雨果和左拉曾给予他精神上的支持，他是来向法国老师们致谢来的。”
人已衰老，不可能一一重返当年逗留过的地方，但巴金还是来到了先贤祠，来到了协和广场。当年凝望过的卢梭雕像被毁于希特勒法西斯占领期间，重修的雕像模样虽然已改，但仍让巴金注目良久。他又一次向他心目中伟大的“日内瓦公民”献上敬意。
重返巴黎，这是晚年巴金与青年巴金之间精神行程的一次连接。刚刚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巴金，思想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旧地重游带给他的不只是兴奋、亲切，更是对历史的反思。“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巴金谈到重返巴黎时说的这番话，绝非一般地泛泛而谈，而是有着非常具体的历史内容。因为，巴金晚年最为重要的作品《随想录》，正好在1978年12月开始动笔。
我注意到，《随想录》刚开始写作时，巴金就在家里接待了几位法国汉学家，在1979年1月25日第八篇《“长官意志”》中提到了此事。第十篇就是《随想录》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把心交给读者》。
1979年2月3日写作的这篇长文，带有“宣言”性质。文章开头记叙巴金和友人黄裳的对话，巴金告诉黄裳，他要把《随想录》当作遗嘱来写，他要把心交给读者。正是在这篇文章里，巴金深情地回忆到自己在1927年的巴黎生活，一个又一个地提到他所敬重的法国伟人：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而他特别强调伏尔泰、左拉为冤屈者发出抗议之声的举动。在这样的回顾中，巴金开始了自我解剖的工作。
巴金只提到了以上几位法国作家，他本应还提到与卢梭他们一起影响过他的那些俄罗斯人，如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妃格念尔，更应提到他的“精神上的母亲”高德曼。他没有提到，但并不意味着他忘记了他们。当年他赞美他们对自由的向往和牺牲精神，认同他们关于奉献生命的道德主张，现在仍内在地促使他对自己的无情反思。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种历史关联，巴金是不可能对自己身上曾经有过的软弱、人云亦云、违心地批判自我和批判友人等，有那么深深的内疚和痛苦。时光流逝，尘埃落定，他仿佛忽然间发现自己竟走了一条如此漫长的曲折道路。
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自责，在开始写作《随想录》时不住地折磨着巴金。但正是这种精神的痛苦，成了他晚年写作的动力，这与当年在巴黎写下《灭亡》中的片段时的精神状态颇为相似。用他自己的话说，“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
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做严肃、正确。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
于是，历史的风风雨雨，一个个朋友的坎坷命运，自己人生的复杂体验，在他的笔下一一呈现。他不再人云亦云，不再丧失自我。他直面“文革”给民族带来的浩劫，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终于写出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一步步逐渐深入的独立思考，首先从主张“干预生活”开始。独立思考——把心交给读者——讲真话，它们成了《随想录》不断出现的自白。清醒的自我忏悔意识，使巴金率先提出了诸多至今看来仍不乏生命力的思想命题。
率先倡导自我忏悔和反思。1978年，中国社会尚处在拨乱反正阶段，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以及“暴露文学”在文坛盛行，但巴金超越个人苦难的诉说，率先提出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他更多地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自我解剖。进而，他又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他的这一观点，他表现出来的忏悔意识，立即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
率先站在整个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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