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性恋研究-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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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现代的同性恋
人们对同性恋的看法（1）（图）
一、对同性恋的否定与误解法在中国，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人们对同性恋赞美者是极少数，而多数人则持不同程度的否定态度。在古代中国，尽管男风盛行，但人们还是较多地对此持揶揄的态度，这种态度反映在许多村俗俚语和文学作品中。例如，对同性恋者的称呼，北京、天津等地沿用了在清朝章回小说中已是惯用语的“兔子”，上海、安徽等地叫“屁精”，南京、台湾等地叫“玻璃”，武汉叫“饼子”，兰州叫“板”，乌鲁木齐叫“货”，而成都则叫“飘飘”。以上这些称谓多有贬义，“兔子”、“屁精”等含意已很明显，而“飘飘”者，取的正是同性恋者与人飘浮不定、朝秦暮楚、性关系随便的意思。在古代一些文学作品中，也反映出这种情况，例如在宋代已经问世，在明、清两代广为流传的《笑林广记》中就记载了不少有关男同性恋的笑话，现略举几例：龙阳毕姻后，日就外宿。妻走母家，诉曰：“我不愿随他了。”母惊问其故，答曰：“我是好人家儿女，为什么倒去与他做乌龟。”一龙阳新婚之夜，以臀凑其妻。妻摸之，讶曰：“你如何没有的？”龙阳亦摸其妻，讶曰：“你如何也没有的？”龙阳生子，人谓之曰：“汝已为人父矣，难道还做这等事？”龙阳指其子曰：“深欲告致，只恨袭职的还小，再过十余年，便当急流勇退矣。”两童以后庭相易，俗云兑车是也。一童甚点，先戏其臀，甫完事，即赖之而走。被弄者赶至其家，且哭且叫曰：“要还我，要还我。”其母不知何事，出劝曰：“学生不要哭，他赖了你什么，待我替他还你罢。”“龙阳”，即指男同性恋者；“后庭”，指男子的屁股。这些笑话都有对男子的同性性交取笑、甚至有看不起的意思，可是从古人的文字中看，对同性恋严加谴责的不多。但是，到了现代，对同性恋的否定却严厉了起来，大致看法有这几种：一是“流氓行为”、“道德败坏”、“人性的堕落”；二是“怪异”、“神经病”、“不正常现象”；三是“性变态”、“性倒错”，这是一般的学术用语了。香港学者李景邦在他的《浑沌初开》一书中提出了一般人对同性恋的许多错误观念：（一）误以为男同性恋者都很女性化，而女同性恋者都很男性化。（二）误以为男同性恋者集中在一些“女性职业”之中，而女同性恋者集中在一些“男性职业”之中。（三）误以为在一对同性伴侣中，总有一个扮演“丈夫”角色（主外和主动），另一个扮演“妻子”的角色。（四）误以为同性恋者都是性疯狂的动物，同性恋不过是“饱暖思淫欲”的“玩意”，只有性发泄，没有感情或崇高的爱情成分。（五）误以为同性恋者有变性倾向。（六）误以为男同性恋者喜欢男扮女装。（七）误以为同性恋者会不择手段地向身旁的同性引诱或性骚扰。（八）误以为同性恋者专门引诱未成年的人。（九）误以为男同性恋就是肛交。（十）误以为其它动物没有同性性行为。（十一）误以为同性恋者特别有心理问题。（十二）误以为同性恋者害怕异性，逃避异性，痛恨异性和仇视异性。（十三）误以为同性恋不过是一种“嗜好”，一种“习惯”，一种“玩意”。（十四）误以为同性恋者多是洋人高官，或来自上流社会。（十五）误以为同性恋者充满自卑、软弱无能，在众人面前垂头丧气，自怨自艾。李景邦先生的这本《浑沌初开》是１９８８年香港出版的，可能那时人们对艾滋病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注意，所以在以上错误观念中缺乏关于艾滋病的内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社会上对预防艾滋病的宣传越来越多了，有些人对艾滋病的认识似是而非，认为搞同性恋就会得艾滋病，甚至认为艾滋病就是搞同性恋引起的，这又是一个误解——第十六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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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现代的同性恋
人们对同性恋的看法（2）（图）
二、反感、谴责与自责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进行的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中，调查了３３６０名大学生的性观念，其中也涉及对同性恋的看法。在全部调查对象中，认为是“少数人的正常行为”的占９．６％，认为是“变态性行为”的占７９．０％，认为是“不道德行为”的占４．３％，认为是“罪恶行为”的占３．１％，未答或不详的占３．８％。男大学生对同性性行为持肯定态度的比率要明显的高于女大学生；认为这是“变态性行为”和持否定态度的比率，女大学生要高于男大学生。大学生们在回答“如果一位好友有同性恋倾向，那么对他应抱什么态度”时，在全部调查对象中，产生“反感，和他断交”的占１１．２％，“同情而疏远”的占１５．１％，“安慰他，劝他找精神卫生医生”的占６７．５％，“和他一起搞同性恋”的占１．２％，未答或不详的占４．９％。部分调查对象回答“同情而疏远”，可能是因为迫于社会规范、社会舆论的缘故。男女大学生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在调查对象中，回答“如果你的亲属中有人有同性恋倾向，自己感到羞愧”的占３２．５％，“在感情上类似家中有个重病人”的占４１．５％，“泰然处之”的占２５．９％，可见，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这是病态行为，其中男女大学生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一致。在询问“如果你所崇拜的某伟人有同性恋，他在你心目中的形象是否会改变”时，认为“仍然是崇高”的占２３．０％，“为此惋惜”的占５７．６％，“从崇高变为可悲”的占１５．０％，未答或不详的占４．４％。其中，认为某伟人搞同性恋不影响对他的崇拜的比率，男大学生高于女大学生；为此惋惜和从崇高变为可悲的比率，男大学生低于女大学生。在调查过程中，再进一步具体地问“如果柴可夫斯基因同性恋被处死，你对此抱什么态度”时，认为这么做“处分过重”的占５１．５％，认为“完全处罚错了”的占３７．４％，认为“罪有应得”的占７．４％，未答或不详的占３．８％。当然，对“完全处罚错了”这种认识要作具体分析：一种人是认为同性恋是正常行为，不该处罚；另一种人是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不该处罚。在调查对象中，认为柴可夫斯基如果因同性恋被处死“完全处罚错了”的比率，男大学生大大高于女大学生；认为“处分过重”、“罪有应得”的比率，男大学生低于女大学生。相对而言，男大学生对同性恋持更为宽容的态度。根据任庆霞、张元等学者１９９４年９～１０月对１３２名大学生的调查，认为同性恋是正常行为的，男女大学生各占２６％、２３％；认为“不可理解”的，男女大学生各占２１％、２７％；认为“是变态、恶心”的，男女大学生各占２７％、２０％；未答的各占２６％、３０％。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调查中对同性恋持肯定态度的比率已大大地高于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可能是因为两个调查时隔四五年，在这四五年，人们的性观念又有了发展变化。但是不管怎么说，对同性恋持肯定态度的比率还是很低，持否定态度的比率还是很高。２００２年，湖南湘雅医学院郑煜煌教授等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中，同意与同性相爱的占１０．３％男１１．２％，女９．５％；同意与同性发生性行为的占１１．０％男１４．１％，女８．０％。郑教授还组织了另一项在性教育前后的调查，统计数字与以上有所不同，后一次调查发现，教育前同意与同性相爱者占１０．２％，教育后上升至１８．８％；同意可以与同性发生性行为者在教育前占３．８％，教育后升至５．２％（见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０２年３月第４卷第１期。大学生是现代中国知识层次较高、思想比较开明的一个群体，如果在大学生中对同性恋抱否定、反感态度和认为是一种病态行为的还占那么大的比率，那么一般人群就更不用说了。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在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９９４年７月这一年半的《蔚兰夜话》性教育节目专栏中曾几次谈到性心理健康和同性恋的问题，在听众中产生强烈反响。节目主持人收到大量听众来信，有许多是同性恋者写来一诉衷肠，或是提出希望、要求和问题的；有些则是一般听众的来信，在这些来信中，有的是表示对同性恋问题的理解，有少数则是对同性恋加以谴责。有一封来信说，同性恋是“不正常性行为”，“不正常性行为是罪恶的，不体面的。”有一封听众来信这样写道：世界上有正常胎儿，也必有畸胎，虽然畸胎所占的比例不大，但也是客观的存在。近来有人发现同性恋者的大脑某些部分确有与常人不同的地方，以致造成了性欲的错位。与其他一切恋物癖、露阴癖等等现象一样，都属于性心理变态，这些人只能把他们看成是病人，应该接受治疗（包括心理治疗）。同性恋不是什么生活方式的问题，也不是所谓个人的自由，对于同性恋现象可以研究，但并不值得同情与迁就，既是病态就应该及早设法进行治疗（或给予强迫治疗），决不能让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影响社会风气，甚至导致是非观念的模糊，造成人性的堕落，成为传播艾滋病的温床。在这种情况下，同性恋者当然感到极大的压力，许多人在痛苦和煎熬中生活，他们给有关方面写信说：“请理解我们，容纳我们，救救我们。”“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境地！”“我们在走向灭亡，这辈子总是完了！”下面一封来信是颇具代表性的：在中国，同性恋者们普遍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