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7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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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解析］
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正确处理发展工业、农业及重工业的关系问题发表了很长一大段议论。这些议论实际上可以作为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关于工农业关系论述的续篇来理解。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到的经济关系有五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这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首先考虑到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发展成为先进的工业国？怎样走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必须协调好农、轻、重三者之间的关系。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经济规律。
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并把它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口号。从理论上讲，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在实践中，他把这一战略思想绝对化，实际上是牺牲轻工业和农业，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了三者关系失调，农业产量长期达不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市场上日用消费品非常缺乏，物资供应总是处于十分短缺的紧张状态，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了严重损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写道：“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较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持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又对“并举”思想做了进一步阐述：“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他又认为：“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
毛泽东关于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者关系问题的正确论述，使我国在一五计划时期和三年调整时期农轻重关系比较协调，发展比较健康。但是由于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冒进，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农轻重关系失衡，重工业发展过快，轻工业落后，农业停滞不前，这种状况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17。经济学家们最好算算土地的价值［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公积金是一种公共基金，不得为庄员的个人需要而进行分配，或者把它的一部分发给由于某种原因将要离开集体农庄的人。集体农庄的公积金包括拖拉机及其他机器、发动机、经营用的建筑物、汽车及其他运输工具、集体农庄电站、副业企业、役畜和产品牲畜、多年生的植物、水利工程，以及坟墓投入公共经济的物资和货币资金。文化和生活福利建筑物（集体农庄俱乐部、农村阅览室、幼儿园等）也是公积金。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现在我们都不算土地的价值。从古以来，没有不被破坏的房屋，但是有不被破坏的土地。我国现有十五亿八千万亩耕地，绝大部分是古人留下来，是人们千秋万代的劳动所经营出来的。到现在我们也是每年把自己的劳动加到上面去。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们最好能算算土地的价值。——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解析］
毛泽东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而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是靠土地维持生计的。当毛泽东发现洋洋数十万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说到“公共基金”竟没有讲土地的价值时，不禁感慨道：“经济学家们最好能算算土地的价值。”毛泽东认为，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它凝结着人们千秋万代的劳动，土地的价值应当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毛泽东的上述论述，可以看作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一个重要补充。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一个新的思路去研究农村经济，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问题。如今被一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国土经济学”，其源头是否可以追溯到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是值得研究的。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他认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向学员强调：“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厥维土地。”1927年，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写遁：“农民问题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他认为：“衣民的最后要求在于土地，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最后成功。”毛泽东的土地革命思想，主要是从阶级斗争、土地制度的改革角度出发的，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作为土地革命理论的自然延伸，土地建设理论把土地与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其经济意义大于政治意义。这是毛泽东的一个独特的理论贡献。尽管他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更多的阐述，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经济学家们。但他开创性的思路，对土地价值的深刻定义，不能不给后来的研究者以重要的启迪。毛泽东还从农学角度对土地问题进行了研究，在他亲自制订的农业八字宪法中，把“土”列为首位，可见他对土地问题的重视之深。
18。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从1953年起，社会主义农业加快了发展速度，这是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的结果，是党和政府为加强集体农庄和庄员对发展集体农庄生产的物质刺激而采取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措施的结果。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
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
［解析］
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反复强调的物质刺激原则表示了很大的反感，他认为教科书所以这样写的原因是由于斯大林时代对农民采取“义务交售制”，把农民搞得太苦了，“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毛泽东又对“教科书”过分强调个人物质利益，感到担忧，认为这样做，又一定会走上自己的反面。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反对走极端的。这与当时国内开展的纠正剥夺农民的“共产风”的工作恐怕是有联系的。在接下来的评论中，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了公与私的辩证关系，因为物质刺激的实质还是如何处理公私关系。这一段评论是十分精彩的。其中讲到的公私兼顾、先公后私原则，对大公无私提法的否定，都令人耳目一新。从这段坦诚、鲜明的评论中，我们可以体味到其中蕴含的丰富的唯物史观的哲理。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经济利益的关系上，“大公无私”的提法是不能成立的，它是一个“左”的口号。毛泽东提出的原则是“公私兼顾，先公后私”。毛泽东上述对公私关系的论述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是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我国国情的，也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
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并指出这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1945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的指示中指出：“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应调整。”在农村，“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
然而，1958年以后，随着“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毛泽东对公私关系的认识逐渐倾斜，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斗私批修”理论，把“私”作为万恶之源，要求人们“狠斗私字一闪念”，进行“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实际上是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在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都不能不承认和顾及到个人利益问题，即使经济发展了，个人利益也要随之发展。我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就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一味的靠政治高压去否定个人利益，不分场合地提倡大公无私，实际上是“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是根本做不到的。那样做只能导致抑制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民族、个人搞得死气沉沉。
毛泽东在对物质刺激表示出极大义愤的同时，又讲出了这样一番肯定个人物质利益，提倡公私兼顾的精彩的话，真是妙不可言，恰到好处。可惜的是，这一理论闪光点并没有变成可操作的政策法规，变成改造中国的物质力量。
19。技术发展，生产关系要跟着变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促进劳动工具效率的提高，降低生产资料的成本，因而可以绝对地降低单位产品物化劳动的消耗。虽然新机器比旧机器昂贵，但是由于使用新机器可以增加产量，因此转移到单位产品上的机器价值就降低了。“所以，每一个商品将会包含一个更小的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和在生产中新加入的劳动的总和。”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节约物化劳动的意义愈来愈大。由此可见，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发展，劳动技术装备的不断提高，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极重要的条件。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技术发展了，劳动组织、劳动力的分配就要跟着发生变化。军队也是这样。——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解析］
毛泽东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27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这一章在论述决定劳动生产率的条件时写道：“提高劳动的技术装备，发展技术，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读到这里时，在“决定性的意义”下面画了一条横线，并批注：“这里说靠技术设备的发展。”接下来，教科书又写道：“利用各种与按劳分配和社会主义竞赛有关的物质刺激和社会刺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的和最重要的条件。”毛泽东在“必要的和最重要的条件”下面画了一条横线，并批注：“同上面说法相互矛盾。”显然，毛泽东认为“教科书”在论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条件时，既强调科学技术的决定意义，又强调物质刺激是最重要的条件，二者本身是相互矛盾的。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呢？从接下来的批注中我们可以有所体会。“教科书”写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决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社会经济因素日益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在这段文字下画了横线，还批了一个字“好”。“教科书”中提到的“社会经济因素”实际上指的是生产关系。在“教科书”的另一段文字旁，毛泽东批了一个“对”字。这段文字是：“活劳动的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