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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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我们在前面引述的1964年写的《贺新郎·读史》，可以说是毛泽东晚年对自己的历史观的鲜明的表达。他以诗论史，思路清晰，把他读《二十四史》所引发的感受表达出来，意味深长地体现了他的基于被压迫者立场上的“阶级斗争——奴隶革命”的历史观。上半阔以“彼此弯弓月”一笔荡过“几千寒热”的历史风云，即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下半阀则以革命家的立场，鲜明提出，一部《二十四史》，毕竟必须从“盗跖庄”说起，必须从奴隶们“奋起挥黄钺”说起。
《二十四史》，主要记载“帝王将相”的历史。毛泽东晚年，对帝王将相是越来越反感。但这并不影响他读这套史书的兴趣。1966年8月28日，在接见当时的《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时，谈到红卫乓抄家，把古书都烧光了，毛泽东说：我家里也有一部《二十四史》，帝王将相的书。不读《二十四史》，怎么知道帝王将相是坏的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读史已经成为毛泽东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生命活动的一部分，须吏不可或缺。相对来说，尽管二十四史被人诟病为“帝王将相家谱”，毛泽东越读越有同感，但他对今人编的历史书的兴趣却远没有这么大，也可以说，毛泽东对“古人曰”的着迷程度，要远远超过“今人说”。现代人尽管眼界提高了，手段与工具发达了，但治史的本领似乎并没有超过古人。这部分他说明了毛泽东为什么愈斥其非却愈迷其书的缘故。
2。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读《二十四史》）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
——摘自毛泽东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06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除了用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来读《二十四史》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结合现实、立足现实实践的需要来读，借古喻今，借史明理。是读活《二十四史》的重要表现。毛泽东读史，向不为史累，平常常是顺手拈来一些史实，以说明当前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印证和评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给人们提供一些思路。详细情况，我们在以下条目中具体叙述·这里，我们仅举苦干例子，大致领略一下毛泽东借古喻今，借史明理的情况。
1938年，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在统一战线内部，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同广大的主张抗日的各阶层民众之间，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仍有分歧。这时，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谈到当时整个中国的形势时，他说：中国历朝以来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正当的，另一条是不正当的。如果朝廷里是贤明皇帝，所谓“明君”，那就会是忠臣当朝，这就是正当的，用人在贤；昏君，必有奸臣当朝，是不正当的，用人在亲，狐群狗党，弄得一塌糊涂。宋朝徽、钦二帝，秦桧当朝，害死岳飞，弄得山河破裂。历来有这两条路线。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我们要讲正派路线，反对历朝的不正当路线，一句话，就是老老实实，用老老实实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1959年8月1日，在庐山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中，批评有些人在工作中的一些重要决策不向上级请示汇报时，毛泽东说，封建时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相隔太远。遇紧急措施，专之可也。马援打常德五蛮、水苗，年老了，一定要打，害了病，毫无办法，少数民族厉害得很。汉兵无纪律，内部矛盾，将领之间，硬无办法，只好妥协。用皇帝诏书宣抚，讲和，赦免。洛阳太远，假传圣旨。这种事可作，所谓矫诏。对此，历史学家有各种评论，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没有可能请示时，可以矫诏，用上级命令的名义。毛泽东举马援“矫诏”的例子是要说明：在封建时代，由于交通和通讯不便．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可以的，但现在有无线电、电话、汽车，应该随时请示。况且，各人都用此理论，那怎么办？
1964年11月26日，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毛泽东谈到要统一领导，接着说：历史上领导多头总是要失败的。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回了一趟广东，杨秀清说他回到天国了。洪秀全回来时，将领们都是拥护杨秀清的。其实那时杨秀清更年轻有为些，洪秀全应该服从杨秀清的领导。但洪秀全是创教者，是领袖。两权对立，所以失败了。
毛泽东对朱元璋起事过程中提出的“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策略，很是注重。1953年2月在南京游紫金山时，陪同的陈毅讲了当地关于朱元璋的一些传说故事，毛泽东接着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民心，得了天下。朱元璋的高筑墙大概是指加高加固城墙，以增强防卫的措施。其后代也承其遗志，将长城的土墙加固成砖墙，并增设了许多峰火台。我们知道，在7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从而成为当时全民备战的两个基本口号。这显是从朱元璋的策略中发展而来的。
毛泽东读史，也注意一些经济措施方面的内容，有时也用以比托今天的经济政策。
例如，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曾说到：《史记·项羽本纪》说，刘邦同项羽打仗的时候，萧何曾经实行“耕三余一”的办法，即男子从21岁到23岁，在家种三年地，有了粮食积蓄，到24岁出去当兵。那个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是因为地多人少，土地肥沃，现在我们的东北，有些地区也还可以种两三年地，多余出一年的粮食来。但是，全国现在很难做到“耕三余一”，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下。
毛泽东大概要算二战以来各国领导人中最喜欢读史，也读得最多的一位。不仅中国历史他熟悉得如数家珍，就是外国历史他也十分喜欢读。但是毛泽东并非史学癖，也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读史，除了个人口味上的倾向而外，主要是为了以古鉴今，从古代汲取今日建国治国的经验教训。应该说，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长处或优势。他时常能从历史中获得灵感，从而提出适合今日需要的对策；也能从古人的失败中得出教训，以免今日重蹈覆辙。但是，这又是毛泽东的一个缺点，就是，他由于过多了解传统，常有意无意之间会受到传统阴影的影响，对现实问题产生一些误解，从而影响了他对时局的正确评估，也影响了党内的民主生活。
3。史学一家言（读《二十四史》）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像《史记》这样的著作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毛泽东在《后汉书》，卷九十一至九十四第二十一册封面上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1页）
颜师古注《前汉书》（引者按：即班固的《汉书》），李贤注《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就是尽量使你了解，而且反反复复。特别是颤师古，他刚才讲这个字或者这一句是什么意思，下一篇没有隔好远，他又重复，然后又重复，甚至重复那么好几遍。
——摘自毛泽东1959年4月5日在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李贤好。
刘攽好。
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
──毛泽东读《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9—130页）
［解析］
《二十四史》中的各朝史，于1000多年间逐步成书，且注家纷呈，虽休例大致相同，但作者个人的历史环境、个性素养、史识史笔却各不相同。这样，各书在史料的准确程度，史识的深刻程度，以及史笔的叙述风格上，自然参差不齐。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不光注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本身，也注意史家的叙述，从而给以史学上的评论。前面引述的几段话，便涉及到：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及唐朝颜师古的《汉书注》，南朝宋代范晔的《后汉书》及唐朝李贤等的《后汉书注》，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及南朝宋代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唐代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后晋刘的等的《旧唐书》，宋代欧阳修等的《新唐书》等。这几部史书，是毛泽东读得较多的。
此外，毛泽东还谈到刘攽，他是北宋时的史学家，曾协助司马光同修《资治通鉴》，专任编修汉代史部分。可能是毛泽东读《汉书》、《后汉书》时，参照着《资治通鉴》中的汉史部分一起读的，且刘攽也对《后汉书》作了按语，后附入《后汉书》中，故有所比较，而称道刘攽。
毛泽东称赞李贤注《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表明了他的史学倾向，这二人编撰、注解史书的共同特点，是对原著充实了大量史料。颜师古是训诂学家，他注《汉书》，偏于考订文字，多所证明。对这两种不同的治史方法，毛泽东更喜欢前者。
《二十四史》中，他特别爱读裴松之注的《三国志》。
《三国志》为西晋陈寿著。东晋以后，不断又有陈寿未用过的史料发现。南朝宋代裴松之广泛地搜集了陈寿以后发现的新史料，以此注释《三国志》，使这本书内容更加充实。一般注释古书都以训诂为主，裴松之的注释重点则在于事实的增补和考订。陈寿《三国志》原文20万字左右，而裴注则达55万字之多，引用魏晋人著作，有200多种，这些书现多佚失，所引材料大都首尾完整，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裴松之的注释也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具体说来，裴松之概括自己注《三国志》的原则是：“寿其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收，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离，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皆并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纠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简言之，他的注释可分为补缺、备异、矫妄、论辩四类。南朝宋文帝读了裴注《三国志》后，曾称赞说：“裴世期（裴松之字世期）为不朽矣！”毛泽东的评价也是中肯的：“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章太炎爱读裴松之注的《三国志》，毛泽东称他有“英豪巨眼”。毛泽东与章大炎在裴注上看来也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共鸣。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对史家的一些具体叙述和议论，也时有批注评论。
卢弼撰《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第26页引了何焯这样一段评论：西汉末年，刘秀与铜马军交战，铜马军数次挑战，刘秀坚营自守，待铜马军有出来打粮者，便击取之。月余，铜马军粮尽遁逃，终至大败。明末官军与“流贼”相持者，皆不知刘秀之谋，一意督促出战，反遭失败。毛泽东批道：“明末事不能与汉末比”。
卢弼撰《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叙利、权同吕蒙商量取徐州事时，“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乓，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毛泽东批注道：“《魏志》此时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