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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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必是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空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洋洋4000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羌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
——摘自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见《新华文摘》1994年第2期，原载1993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
［解析］
中国的历史书，是毛泽东读书的基本内容之一。《二十四史》，是最权威的“正史”。“正史”一说，始见于梁代阮孝绪《正史削繁》。后《隋书·经籍志》把以君主的传记为纲领的纪传休史书列为正史，历代大体沿用其说。清代乾隆年间编辑《四库全书》又确定以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并规定凡不经“宸断”（皇帝批准）的不得列入，诏定二十四史为正史。这二十四史的卷数、写作年代与修撰人员如下：元史210卷明·宋濂等
史记130卷西汉·司马迁
汉书120卷东汉·班固
后汉书130卷南朝宋·范晔
三国志65卷晋·陈寿
晋书130卷唐·房玄龄等
宋书100卷梁·沈约
南齐书59卷梁·萧子显
梁书56卷唐·姚思廉
陈书36卷唐·姚思廉
魏书130卷北齐·魏收
北齐书50卷唐·李百药
周书50卷唐·令狐德桑等
隋书85卷唐·魏征等
南史80卷唐·李延寿
北史100卷唐·李延寿
旧唐书200卷后晋·刘晌等
新唐书225卷宋·欧阳修等
旧五代史150卷宋·薛居正等
新五代史74卷宋·欧阳修
宋史496卷元·脱脱等
辽史116卷元·脱脱等
金史135卷元·脱脱等
明史332卷清·张廷玉等
一部《二十四史》，囊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风风雨雨。毛泽东读后，则以诗人的笔调说自己，“一篇读罢头飞雪”，他充分感受了其包含的“几千寒热”。
《二十四史》，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便读过其中的不少内容，但他完整的阅读，则是建国后的事情。
1952年，毛泽东添置了一部乾隆武英殿本的线装本《二十四》史，共850册，2249卷，约4000万字。从此，这成为他最喜爱读的一部史书。为了便于阅读查找，他在一些列传、本纪的封面上，用苍劲的笔迹标出传纪的人名；绝大多数书中，他都作了圈点、断句；有的封面和天头上画着两三个圈圈的标记，《旧唐书》、《新唐书》从头到尾都有圈点勾画，有的地方，他还细心地改正了错字。
在《辽史》的封面上，毛泽东除了列出“本纪三十，志三十二，表八，列传四十五，总计为一百一十五卷”的总目数提要，还写了这样一段话：“辽史总列一百一十五卷，而本纪、志、表、列传，分数总和为一百一十四卷，错在志十七上，又有十七下，和其他条体例不合，按其他各项体例，则应为十七、十八，应加改正。类推，则志当为三十二卷。”为了数目一卷之差，竟考核如此之细，在史家中也是不多见的，由此可知毛泽东读史之细了。
这部史书，毛泽东生前不知反复看过多少遍，许多册的封面和其他的一些地方都磨破了，许多页上还有毛泽东阅看时留下的种种痕迹。1958年2月10日，毛泽东为了查证贺知章当时是否带家眷一事，还查了《唐书·贺知章传》。他在给刘少奇的信中说：“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24），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毛泽东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二十四史》（大字本，全部），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等。1964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他说自己被史书迷住了，要把《二十四史》读完，现在正在读南史、北史。1969年6月，毛泽东在武昌期间，深夜里还不倦地再读《南史》中的“陈庆之传”，批注说“为之神往”。直到1975年，毛泽东已经病魔缠身，写字时手都有些颤抖了，可是他还是认真细致地再一次阅读这部史书，有三册《晋书》的封面上写着“1975，8”，有五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写着：“1975，8再阅”，“1975，9再阅”的字样。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阅读《二十四史》是花费了许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是极其认真的。
毛泽东不仅自己读《二十四史》，还积极支持《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1956年，标点的《资治通鉴》出版后，毛泽东又指示出《二十四史》标点本，首先指定标点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曹写信给田家英说：“主席指示标点出版前四史，现送去《史记》排样两份，如果方便，请转呈主席一阅。”后来齐燕铭、范文澜、吴晗，金灿然等建议将其余二十一史（包括《清史稿》）全部加以整理，毛泽东深表赞成。后由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合力负责，组织全国四五十个专家和五个院校通力合作，完成了此项巨业。
配合通读《二十四史》，毛泽东还通读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和各朝代的“纪事本末”等史书。在这些书之间，先看哪一本，后查哪一本，毛泽东还有一定套路。这一点，从他1962年一段时期里向秘书要这几本中国历史书的先后顺序中可以看出个端倪来。
1962年9月20日，毛泽东要《宋史》，秘书们送去了《宋史》和《宋史纪事本末》。
11月23日，毛泽东又要其他各朝纪事本末。
11月24日，他又要《续通鉴纪事本末》。
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可能是在研读《宋史》。至于《元史》的读法，他明确他说：看完《元史》，再看《通鉴纪事本末》，而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这是不是体现了他早年谈论“择书”时的读史方法呢？
从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批注、圈点、勾画中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学习这部史书，不是每一种都反复地看，而是根据他自己的需要和计划来读。他采取的是通读、选读、精读的办法。这套史书毛泽东看得比较多的有们《旧唐书》、《新唐书》、《前汉书》、《后汉书》、《晋书》、《史记》、《三国志》、《明史》等16种。特别是《旧唐书》、《新唐书》、《晋书》、《明史》，看的遍数更多。《旧唐书》、《新唐书》基本上从头至尾都有批注、圈点和勾画，从中还可看出，有些章节，毛泽东至少看过五次以上。在他看得较多的这些书籍中，也不是从头至尾一遍一遍地反复读，也是有重点、有选择地读，特别是“纪”、“传”部分，毛泽东看得多，批注文字也多。如果像出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那样，把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时留下的勾画和批注汇集起来编辑刊印，一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据曾为毛泽东管理图书达17年之久的逢先知回忆，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时，对于“他认为有意义的人物传记，还经常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阅读。”读书有乐趣分享，有史识共长。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不单单是一般性的了解中国的昨天，不光停留在知其然上面，而是进一步知其所以然，考得失，明事理，以利于今天改造中国的事业。有一次，他的正在大学读书的儿媳邵华期末考试《中国通史》得了好成绩，毛泽东便让她谈谈刘邦、项羽兴衰的原因。邵华按照所记得的教科书中的内容回答了一遍，毛泽东听后笑着说，这是死记硬背，算是知道了点皮毛，但还没有很好地理解。他又说，要多读史料，多想想，能把“为什么”都说清楚，这一课才算学好了。他还对人谈起：研究中国历史，“必须要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
毛泽东读史，有一个基本观点，是贯穿始终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很多古书里，历代农民起义运动及其领袖人物，大都被当作“贼”、“匪”、“盗”、“寇”，任加贬斥。但毛泽东则给他们以很高的历史地位。毛泽东读中国史书，比较喜欢看人物传记，包括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陈胜、吴广、张角、张鲁、王仙芝、黄巢直到李自成等的传记，他是常要看的。而且还看得很细。如在《旧唐书·黄巢传》后，毛泽东特意画了一张黄巢行军路线图。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可以说，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这个观点始终是他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
我们可以举早、中、晚三个例子来说明。
1926年5月19月，毛泽东主持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据保存下来的当时学员的听课笔记，毛泽东是这样来分析中国历朝的兴衰发展的：秦朝末年，陈胜吴广不堪其苦，遂辍耕而叹，揭起义旗，他们纯粹是代表农民利益者。同时有汉高祖项羽等皆起兵讨始皇，结果汉高祖胜，项羽等失败。高祖虽为地主阶级，但他胜利的原因在于，初入秦时，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得一般人之信仰，故秦人大悦。项羽入关，粗恶无比，不得一般人之信仰，又一至咸阳便大焚秦之故宫，遂大失地主阶级之信仰，此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关于王莽变法，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晔、班固、班昭等——因为他们吃的是汉朝的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样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时倡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唯其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已，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起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能得最后之胜利。唐末黄巢起兵，所向皆克，由于不代表地主阶级利益，被地主们宣传为强盗、无恶不作，遂失败了。宋代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农民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至失败。元末，朱元璋是一和尚，平时睡着了常作“天子”字形，郭子兴见而奇之，收为部下，后代郭子兴而起。初能代表农民利益，以后递变为代表地主的利益了，故能贵为天子
毛泽东此时的认识和想法，还不像以后那样明确和深刻，表述上也还有逻辑不甚清晰的缺陷，但这毕竟是他直接用阶级分析法评说中国历史兴衰的较早实例，或者说是他的阶级斗争（其间又主要表现为农民起义）历史观的较旱表达。他当时的基本认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根本上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皇帝只不过是地主阶级的表征。历朝皇权的更替，都是地主阶级分裂的结果。历史上以农民起义为代表的进步的历史力量，或某一地主阶级集团在某一时期具有进步性，根本上是因为代表着农民利益的，所以，总是归于失败。
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把他的上述历史观表达得更为明确，而且更有理论深度。他说：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