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8年第三期-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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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那么令人兴奋的。
第一，穿凿附会问题。这类考证迹近蔡元培先生的《红楼梦索隐》。引例则更繁琐，我这里也是徒托空言而已。
第二，国内有些人研究的结果是：越研究越觉得鲁迅不高明，最高明的还是周作人、梁实秋（还有其他人）。因此；鲁迅研究也有个“比较鲁学”的问题；必须予以特别的重视。
第三，是把“鲁学”向纯“周学”发展、靠拢。鲁迅研究没有什么大门道，就另辟蹊径，向很偏僻很枝节的地方找出路，去作一些纯主观的、繁琐的周学附会。这一类穿凿附会式的考证，恐怕很难说同鲁迅研究有什么关系。前若干年讲曹雪芹的胡子，可能就属于这一类的问题吧？
我曾收到过一篇很长的、很用功夫的文稿，是解释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鲁迅书赠郁达夫的一首题作《无题》的七绝诗的。原诗为：“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猩红腳战袍。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鲁迅自己没有解释，郁达夫也未解释此诗。但几个月前我收到的这篇长稿，则对此诗作了非常奇特的解释。说这诗是鲁迅专门针对王云五写的。说王云五在上海虹口的居所于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本攻沪战争后被日军占用作俱乐部，实际上即是日本军官的淫乐所。鲁迅一次偶过该处在路上瞥见过该俱乐部一次。因此，“眉黛猩红腳战袍”就好解释了云云。文稿对末二句不知怎么又大讲鲁迅胞弟周建人与商务印书馆老板王云五的关系问题，说是“一·二八”日军炸毁商务印书馆后，后来复业时，王云五不聘请周建人了，不管鲁迅如何托人说项，王也坚决不再聘周建人，致使周建人一时十分困厄云云。我不知道此诗末联二句以至全诗与此事如何联系得上。我查了多种辞书，“腳”只能作“污染”解，引申义大概可作浸染等解，则此处之“战袍”二字，无论作日军或国民党军军官解释均不易解。我也不知道末二句与王云五拒聘周建人返馆事有何联系，总觉得这二句无论如何同作者的解释沾不上边。作者又说当年报载，湖北洪湖地区，有一批红军女战士牺牲，“眉黛腥红腳战袍”具有哀悼红军女战士意。这就更奇了：第一，鲁迅会用这样一句诗来哀悼红军女战士吗？第二，如果鲁迅此句诗确如这位研究者所云，那么，这句诗又怎么能同王云五居所被敌寇掠夺改为敌军官淫乐所的寓意并存呢？此稿的作者十分用功，收集资料之苦功，甚于常人，我对之五体投地。此处之冒犯，可能错在我的无知，特此郑重恳切表白。
据作者来信，此稿已有多人说好，认为是鲁迅研究的一大收获或一大进展之类。我回了一信，说我一点也不能理解这些分析（当然可能全是我错了）。而且因王云五拒周建人回商务任职，鲁迅就会写出讽刺王云五旧居成为“眉黛猩红腳战袍”的日军淫乐所，这怕也不大像话吧？
但是，现在有些编辑人就特别喜欢这类作品，说是“新”——不管怎么穿凿附会的“考证”都可以。要的就是一个“新”字，或者说，如马戏团的广告，要的是“新、险、奇”三个字。
我觉得繁琐并不太可怕，也不一定是批评的主要对象，只要它站得住足。最可怕的是穿凿附会，因为这是把做学问弄成变戏法了。
考证的最高要求是铁板钉钉，而决不是胡乱附会。因此，不管是对鲁迅著作的研究和考证，还是对周树人一生的研究和考证（“周学”），我都希望：第一，不要过于繁琐。此点各人看法不同，不勉强。第二，特别重要的是，更不要牵强附会。
考证的最高要求的是“铁板钉钉”。举个例子。程中原先生于一九八二年至八三年冬，从三十年代初的上海党中央秘密刊物《斗争》上发现了《反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工作》（此文在党内第一次提出“反对党八股”的口号，并且明白的宣传了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思想）。这二文的论点都很正确，像是在沙漠中忽然看见一片可爱的绿洲似的叫人高兴。署名“科特”，遍查（以访问为主）不得其人，只得由程中原硬考。结果考出“歌特”即张闻天。程的几次稿件，我都有幸先睹为快。第一稿其实已经可以定案了，不过我作为读者建议他再严格按照乾嘉学派大师们的考证方法，心不二鹜，删去旁鹜之处，考证完了，就是铁板钉钉，几百年后谁也推翻不了。程文完全做到了这点，无人能够反驳。举这例子，是说考证文章很艰苦，只有做到铁板钉钉的程度，才能成为打不倒的考证文章。贤哲如蔡元培，对他的《红楼梦索隐》，胡适都不得不评论他是在“猜笨谜”。
对于鲁学研究（“周学”也在内），我以为如果要想有点重要的成果，那就要：
第一，必须研究重大问题，或者说应该着重研究重大问题，光打擦边球不行。回避重大问题是可笑的。讽刺研究重大问题，更加是不可取的，这叫不知大小轻重。持此种态度的人如果太多，鲁迅研究就很难会有什么大的成就。
第二；必须大力研究“比较鲁学”。不然；会招架不住人家的进攻。
第三，考证少不得，但要选择重要些的问题去考。而且这种考证绝不要再重复“猜笨谜”的老路，而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采用中国乾嘉学派大师们行之有效的考证方法。考证过程中，一遇到例外，就要对问题重新考虑，直到能够做出圆满解释为止。不然，就得不到铁板钉钉的效果。
不管对鲁学或周学，如果用“猜笨谜”的方法去“考证”与“研究”，就比胡适、俞平伯诸先生落后得太多了，为什么现在又有大复兴的样子呢？这种考证，考证一半天，尽是些橡皮钉子，一个也钉不死，有什么用呢？这又要扯回到胡适了。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本是很正确的，科学发明往往就是走的这条路，并不是“胡说”（可是被批得死去活来；这就为“大跃进”准备了舆论环境）。可是，这若干年来在红学与鲁学上都有不少“大胆的假设，大胆的（指粗疏的或不相干的）求证，大胆的做结论（即武断）”，这就走不通了。
我看王小波
？ 陈 坪
现在才来谈论王小波有点马后炮的意思了。他在世时发在报刊上的文章我就零零星星地读过，自然很是喜欢。人死了以后，我又将买到的他的杂文集《思维的乐趣》和《我的精神家园》再三品读，集中享受了一下这个文坛怪才无与伦比的运思行文给人带来的种种绝妙乐趣，会心之处，惊喜莫名，俱妙不可言。我想，面对好文章，一下子患了失语症，只顾浸淫其中，口中赞叹不绝，以致得意忘形，也许是表达对作者的由衷敬意的最佳方式了。
写到黔驴技穷之际，这篇文章本可不作。但读了一些论述王小波杂文意义的文章后我改变了初衷，觉得有些话还值得一说。
有一种观点认为，王小波杂文所代表的疏离“主流”的民间立场，对新一代知识分子有重要的启示，具有榜样的力量。这是对王小波的肯定。但是在我看，这种肯定过于笼统粗疏，反倒有可能模糊“王小波现象”对当今文化论坛的启示。
说到“民间立场”，不能不先来界定一下“民间”一词的含义。据《现代汉语词典》解，“民间”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人民中间”，其二是指“非官方的”。即使两层含义都挎上，所谓“民间立场”也未必就一定是个值得赞赏的褒义词。要知道王小波写《迷信与邪门书》《生命科学与骗术》等文，恰恰就是反对某些持“民间立场”的异端邪说的——这些异端邪说迎合的正是“人民中间”的愚昧心理，所宣扬的东西与官方倡导的迥然不同，而王小波的科学观点官方倒是赞成的。可见“民间立场”之说本身就有含混不清之处。我想，上述“民间立场”之说，怕是特指“民间”的第二层含义而言，且特别强调其对峙和对立的意思。如上所说，王小波的立场并不就以官方与非官方的分野简单划线，所以这种评价，是把王小波人为地划入一个思考兴趣和精神视野都受到局限的特殊营垒。只是这一来，这个王小波还是不是那个有着超常心智水平的王小波就很成问题，因而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
不错，王小波是不入流的，但他与某些已成时髦的“不入流”者也同样格格不入。我认为，王小波对下述两种特殊性质的“主流”的疏离是容易被人忽视的。首先，王小波的立场与狭义的政治态度及其倾向无关。他尤其不是以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者形象出现，他与后者是有区别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者无法把王小波引为同道，因为前者有两个根深蒂固的情结即庙堂意识和广场意识，王小波都没有。他无意成为任何意义上的中心，更无意抖出一面“正义”和“真理”的旗帜聚集涓滴以求成势，形成一种所谓“民间”“主流”。其次，正是王小波而不是别人，对知识界中那些好以“社会责任感”自圣、专司替天行道角色的人充满了辛辣的嘲讽。他说中国的话语圈子向来有“在使用话语时总想交税的强迫症”的传统。什么是“总想交税的强迫症”？就是“说话的人往往有种输捐纳税的意识，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口头上”，“做秀”（Show）惯了，很自觉，即使没人逼迫，也总想说些“应该”说的、同时又很“正确”很“凛然”的话——这种人正是王小波在《我的精神家园·自序》中嘲讽的那类惯“能明辨是非的人”。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写道：“中国的读书人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就是交纳税金，作一个好的纳税人——这是难听的说法。好听的说法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他说他如今“开口说话并不意味着恢复了交纳税金的责任感，假设我真是这么想，大家就会见到一个最大的废话篓子。我有的是另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导因于对矫情的话语世界的“某种厌恶之情”。
有人在评价王小波时谈到了他所持的“自由主义立场”。我认为这才是正确理解王小波及其杂文意义的关键所在。但要想弄清什么是“自由主义立场”，必先弄清什么是“自由主义”，否则意思不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自由主义”一条的解释，先声明了“不适宜作出简单的定义”，因为从历史上看，自由主义者没有固定不变的立场，他们“对社会问题往往采取实用主义的处理方法”。但这并不等于说不能对其信奉的精神原则给出基本的轮廓。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恰恰是“反对使个人自由受到威胁的权力集中”，自由主义思想中最重要的就是“重视人的个性的意识，把人从对集体的完全屈从中解放出来，从俗习、法律和权威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作为一个个人，人的解放可以说是西方文化的独特成就。……自由主义从广义说，就是旨在保护个人不受无理的外界限制”。自由主义“发展了个人权利的学说，其中包括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引文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9卷580、581页）。自由主义思想中的灵活的“实用主义”，正好说明它的价值取舍是以是否有利于维护和发展“个人的”自由为标准，舍此之外没有更高的精神原则——比如超出个人、个性的所谓集体和社会的原则——需要承担。这种特点就决定了自由主义者的政治态度必然是超然的、不受约束的和逍遥自在的，他不隶属于任何集团、阶层和党派。与满怀救世情结的道德理想主义者总是鄙夷真正个人化的独处和自守，总要把个人纳入一个更大的价值体系中才能为自己找到生存的意义、获得人生的归属感不同，为了维护个人至高无上的自由，自由主义者更习惯于孤军奋战，厌恶所有拉帮成伙的倾向，无论对意识形态上的左派还是右派，他都持冷静的批判态度和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这就使他看上去似乎显得并无明确的立场可言。可以说，自由主义者是当今市场社会中唯一清醒的“个人”，他没有理想主义者的狂热和激情，拒绝整齐划一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他率性而为，独往独来，因而无须刻意去打动人心，对自己进行商业性的包装和推销，而是在卖大力丸的各种喧嚣声中静静地固守着个人精神上的那份独立和自由，不但耻于为那些蛊惑人心、自我标榜、假充正经的东西鼓噪卖力，反而伺机对其冷嘲热讽。这种嘲讽常常又带有戏弄的色彩，是淋漓尽致的，也是毁灭性的。总之，所谓的自由主义立场，正是那种懒得“交纳税金”的立场。王小波通过他的杂文写作力图向我们表明，在那个纳税的媚俗世界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