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5卷乡之魂:钟理和人生和文学之路 作者:江 湖-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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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朴平实的艺术风格也充分体现在钟理和为我们塑造的那些带着泥土气息的勤劳、朴实、忠厚，以及带有这样那样缺陷的人物身上。钟理和决不虚写人物，从肖像、神情到动作，描写处处落实，一眼望去便能联想到生活中的张三李四。在性格展开过程中，钟理和所精雕细磨的也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凡的细节，让他的人物在这些平凡的细节中显示性格。两峰评价道：“读理和先生的作品，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活在其中的人物，完全是不曾经过化妆的，他们的相爱，他们的辛酸，他们的寂寞，他们的凄苦，以及他们在命运的黑暗中闪发的人温暖的光，全从一片真情中流露出来，可以说理和先生之着力点在此，读者之感动也在此。”“大巧若拙，理和先生以其朴，使他的人物更具实感，更增沁人的内潜力，他使我们觉得创造的人物，正在我们面前行走、言笑、哭泣，他们是真正有血有肉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一个空洞的幻想，一个虚浮的影子。”两峰：《钟理和论》，（台北）《台湾文艺》1卷5期，1964年10月。钟理和尤其以描写农民见长，常能在短短的篇幅中，刻画一个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钟铁民回忆说，父亲居住乡间十年，常常与邻近的做田人为伍，有说有笑。这些田人“往往会出现在他的作品当中，还是同样的神情同样的态度，我都可以一一指着他们叫出名字来”。钟铁民：《我看钟理和小说中的人物》，（台北）《台湾文艺》革新1号54期，1977年3月。在他的短篇小说中，《老樵夫》中的邱阿金、《挖石头的老人》中的和尚伯、《阿远》中的阿远、《还乡记》中的阿财、《故乡》系列中的阿煌叔及玉祥等人物被写得惟妙惟肖地，都给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例如《老樵夫》的主人公邱阿金，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农，他“象一块路基的石头，将自己的一生贡献于人间，然而自身却从来不曾对人间要求过什么”，连自己死后的入殓也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当他预感到要离开人世的时候，自己便穿好了干干净净的寿衣躺进了棺材。作品写了这样的情节：
这墓地，他也是很熟悉的，因为他常常要到这里来。昨晚，他还在这里掩埋了沈家的小孩呢！这村子里，不管是谁家死了小孩，都是叫他给掩埋的。大家都很清楚他邱阿金人好，不会有错。也的确如此！他不像普通的掩埋夫那样，把人家的孩子当木头似地挽在锄头上，随随便便掮出去，随随便便埋掉，丝毫无动于衷，说是别人家的孩子死不尽。他并不这样，他就如死了自家的孩子似的，和母亲们一块恸哭流泪。母亲的眼泪和哭声，就像溶化了的铅液，直往他心里灌，常是使他非常难过。他每次看着捶胸顿足，哭成泪人儿的母亲，便总在一边劝慰：
“您就不要哭了吧，他不是来给您做儿子的；是做儿子的，就会好好跟住您。这是讨债鬼，早晚是得走的——”
他把墓坑锄得很深，土覆得很厚、很结实，使野狗们没有办法挖开。他这样做，好让母亲们放心，好让自己对得起人！不是吗？这里埋的并不是尸体，而是母亲们的宝宝、肉、心肝啊！
忽然，一片凶恶的狗的咆哮声，把他的沉思打破了。他抬首看，只见有三只野犬在墓地中间，激烈地争夺什么东西，啀呲不休。那地点似乎就是他昨晚掩埋沈家小孩的地方。他这一惊非同小可，赶忙把木头抛下，疯狂地跑去，又在地下抓起一块小石头来用力掷去。石头在地上跳了几下，并没有打中。然而野犬们却吃惊地把东西留下，卷尾逃跑了。他走前去，果然是一根骨头，好像还连着肉片什么的。他的脸色陡的变成铁青。他愣了一会，便开始找寻沈家小孩的坟地。盖着新土坯的新坟，很快就给寻到了。但坟地仍还完好无恙。邱阿金看着那稍稍隆起的很小的土馒头，不觉松了一口气。同时，忽然一阵昏眩，身子也就跌倒在坟前的草地上。
这段精妙的心理描写和动作描写节奏急促，层次分明，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如电影镜头的迅速摇动，记录下一场虚惊的情景，把老樵夫平凡、善良的精神状态和无私、闪光的内心世界描绘得非常细腻而传神。邱阿金在体力衰竭的垂暮之年，还对别人的事情如此全身心地关注，充分反映了劳动人民纯真至善的心灵之美，可谓平中见奇、匠心独具。钟理和在后期创作时，使用的多是农民的头脑和眼睛，目光所及的是田里的农作、圈里的家禽、气候的变化和家人的温饱，用于评判是非的价值观念和美学观念也是农民的。例如《阿远》中写道农民把牛屎视同珍宝，一位农人发现路旁的一堆牛屎，为了不把牛屎留给后面的人捡去，他扒拢牛屎，自两端执着狗姜叶捧起来，并摘下头上的笠子放在地上，然后把狗姜叶里的牛屎移到那上面去。这回他便成功地把牛屎捧起了。“我自背后看着他那佝偻的背影，不禁为这些在生产上倾注全力、在生活上却所求甚少的农民而深深感动。”这一捧牛粪的价值，只有身为农民的作者才能知晓，作者所具有的农民的朴实决定了作品的质朴平实。他具备了用自己的笔娴熟地驾驭世间万物的能力，当需要把它们按农民眼中的样式搬上作品时，他便不露一点斧凿地做到了。
质朴平实的艺术风格还体现简洁精练、清新动人、准确优美的语言上，钟理和行文中的遣词造句不花哨，不琐碎，只是朴素地叙说出事物的本象，然而却能扣人心弦，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给人以亲切真实的美感。这种看似平常实则精巧的语言，通常被称之为“大巧若拙”，非功底深厚者难以做到。由于日据时代自修得来的汉学修养，加之在北平居住几年，并在那里开始创作生涯，钟理和较之战前一代作家对国语的掌握更为纯熟。他的作品用白话文写成，并从台湾群众的生活用语中适当吸收了口语，因而质朴、生动、简洁、流畅。用钟理和自己的话说就是：“引车卖酱者流的话，通常都以为是俚俗可鄙的，可是在我看来，却比所谓正人君子也者，或任何知识分子的语言，都要活泼有趣，如果处理得当，里面是有好文章的，可以给作品带来生动力。”钟理和：1950年4月3日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92页。钟理和在光复前后始终坚持用中文创作，且用的又是规范的普通话，极少用台湾方言土语，就这一点来看，他明显地超过了他的前辈的作品。创办《文友通讯》时，钟肇政就曾拟“关于台湾方言文学之我见”一题征求诸文友的意见，钟理和两度致信钟肇政，阐明了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
“关于台湾方言文学之我见”一题，似乎应分做两点来说：一，是加于过去的，即对从前台湾方言文学的检讨和评论；二，是施于未来的，即对今后推行台湾方言文学的意见。据我推测，吾兄此处用意，似偏于后者，故以下的文字也就以此为讨论的对象。
我的意见很简单。第一，开宗明义我是不赞成这主张的。倒不是因为方言文学本身有问题，而是基于现实环境考虑的。吾兄所谓台湾方言并没有明白的指示，不知究指何种语言。一般人提起“台湾话”一词几乎就是指闽南语，然则吾兄所指大概也就是闽语了。以闽语为基础，为工具，推行台湾方言文学，至少应具备如下二条件：一、人人皆谙闽语；二、人人能以闽音阅读。现在分别加予考察。
在台湾，外省人不算，高山族不算，还有闽粤二族。拿我个人的经验而论，我的闽语，在客家人中自信尚在中上之列，然而过去我阅读用闽语写出的文章，只能看懂十之七八，余可类推。至于说到写，那更该是梦想吧。虽然闽胞在台湾占绝大多数，但终不能以此而否认粤胞的存在。今若以“台湾方言”严格自限，把粤胞拒之千里之外，姑无论行不行得通，时在今日究非明智之举。这是一。
即以闽胞自身而论，大抵在二十五岁以上的人过去所受皆为日文教育，若予日文差可阅读，中文（实在点说是闽语汉文）则能阅读者恐怕甚少。二十五岁以下的人，读的尽是国语，方言语文未必能懂。能操闽语是一回事，能以闽音阅读又是另一回事。……三除四扣，能够亲近方言文学的人自必少之又少，勉强行之，无异把文艺封闭在一不通空气的密室之中，纵能维持，也断难生长茁壮。这是二。
吾兄之意，似在给文艺寻求出路，希望藉此或可打进一般大众之间，果然如此，则结果适得其反。
还有，过去中国（台湾亦复如此）自来受制于复杂的方言，因语言不通发生隔阂，甚至发生误会的事屡见不鲜，可谓已受尽方言之苦，吃尽方言之亏。今有国语文通行上下，在它之下，无论老少，不分闽粤，不分本省外省，意思通达，感情融洽。我们大可不必标奇立异自分畛域。
过去，虽也有一个时候，有人提倡过方言文学，那是日据时代在异族统治之下，一方面为了团结台胞和保存固有的文化传统，一方面又没有通行广泛的语言，可资采用，便不得不如此倡导。在这里除开文学的理由外，还有相当的政治的理由。钟理和：1957年5月29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4—5页。
我们应该把“文学中的方言”和“方言文学”分开。这应该是二个问题，我们似乎都各自对着不同的命题发言了，结果是我们各说各的话，没有清楚、统一的界说。我觉得（只是觉得）火泉、清秀二兄所说的似乎是关于“文学中的方言”问题。而文心兄的论说，则属于后者，我前文所述也在于此。也基于此，我才提出了反对意见。（我相信各位文友大概没有看过在日据时当真纯粹用方言——全文——写作的文学作品，我却看过了。也许只由于此，我们才会有不同的说法。）兄说“台湾文学有台湾文学的特色”固是切中肯要之论，但台湾的客观环境却限制了方言在这方面的发展，只容许它在“文学中的方言”（如火泉、清秀二兄所检讨者）范围中求取地位。若在这方面，我是赞成方言的。相信在拙著《笠山农场》一篇中，个人已尽量予以应用了。
也许贵处客家人人人能懂“台湾话”，并能以“台湾语音”（指闽南发声。从前我读过的所谓方言文学是必须以闽音读出才会懂得意思的）阅读，据我所知，南部的客家人是多数不懂闽语的，至于用闽音阅读那就更不用提了。试问不懂“台湾话”的客家人也效法来一个客家人自己的“台湾方言文学”那又如何？是不是将在地狭人少的台湾更弄得支离灭裂了吗？
然而台湾文学又确乎有台湾文学的特色，这是不容否认不容推拒的，我们应如何予以研究，并培植、发扬，使之成为“重要的一环”倒的确是“责无旁贷”的。因此我们似乎应舍去方言而只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