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6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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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 536人
1910年 682人
1911年 691人
1912年 260人
1913年 416人
1914年 366人
1915年 420人
在留学风达到最高峰时，学生中也有举家赴日的，如父亲陪着儿子，年轻的
中国姑娘和缠足的妇女也前来学习。其中只有少数人来日准备正式学习，或
者能够正式入学，所以在日本学校的毕业生虽然人数仍较可观，却大大低于
驻留在日本的人数。①
很少教育机构有能力应付这种汹涌而来的人潮。日本当然也不例外。为
① 数字根据上引著作第545 页正面的表。他找不到估计1909—1912 年和1915 年学生数的根据。各学校毕
业生的按校统计（上引著作第138—140 页）显示学生毕业的学校从帝国大学直到私立女子高等学校。关于
1901—1939 年的数字，实藤列出中国毕业生总人数为11，96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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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应付中国学生的涌进，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提供指导。设立了许多的专门学
校。成城学校一开始是训练日本士官生的军事预科学校，也接纳中国学生并
培养了许多人。其他起重要作用的学校有日华学堂 （建于1898年）、高等
大同 （建于1899年）、东亚商业 （建于1901年）和弘文学院 （建于1902
年），而同文书院东京分院 （也建于1902年）的作用尤为重要。例如，弘
文学院前后共收7，192名中国学生，其中3，810人毕业，学生中有黄兴、
鲁迅和陈独秀。许多私立学校，特别是早稻田，新开辟了外国学生区，以供
应新收学生的伙食。为了培养未来的现代母亲，还开办了女子学校。开学典
礼常滔滔不绝地提起孟母和华盛顿之母，因而生色不少；这样的典礼又使张
②
之洞相信在“东洋”留学的好处。
尽管作了这些努力，大部分学生的情况毫无疑问是很不好的。他们之中
的绝大部分人到日本留学，象日本学校接纳他们一样准备不足。许多学生上
填鸭式的课程，他们看重节约时间和强调集中精力于关键性学时上。多数学
生根本不上正规学校。他们在日本的时间因此变得更短了；他们的急躁和不
满情绪直接传到了中国的亲友那里。但是象这样规模的造就民国时期中国第
一代领袖人物的运动，必须被认为对整个这一代上层人物的经历有着关键性
的重要意义。东京和中国之间的通讯非常方便和自由，所以海外生活的影响
远远不限于在日本学校学习的人。因此，学生们的经历和所受的影响这两者
的质量问题最能吸引人们的兴趣和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关于中国人在日本的经历，可从留学生的回忆录和自传中看到典型的情
况。这种经历还作为文献资料被收在中国和日本当局编的调查和报告中，并
①
且反映在许多学生出版物中。 旅日往往从一些已去日本或正准备去日本的
人的鼓励开始。学生们往往回国鼓励其他人学他们的样。他们一旦到达东
京，神田区就成了他们的家。学生们寄宿在神田区，在那里的商店购物，在
那里的饭馆就餐。出现了专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印刷所、食品店和当铺。象
富山房等新印刷所最初是作为专门提供所需要的日本著作中译文以及刊物
和教科书的企业而开设的。理发师不厌其烦地使他们的辫子在一定程度上符
合现代化样式，结果凑合成一种向后梳得直而高的发型，称为富士发式。②
② 关于学校、专业和日期的情况，见同上著作，第64—79 页。
① 实藤准备了一套中国人写的日记目录。到1902 年已有57 份旅日日记；有一名官方视察员李宗棠记录了
这个时期九次去日的见闻 （见同上著作，第313、425 页）。1906 年以后，中国政府出版指导性的月报供
在日本留学之用。还有不少小说，其中最出名的为《留东外史》。实藤惠秀在其《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一书中对它进行了研究，此书有1944 年的上海版，名《日本文学对中国的影响》，由张铭三翻译。
② 见孙伯醇 （1891— ）的回忆。孙伯醇于1905 至1914 年在东京学习，他在北京任教和在中国外交界工作
了一段时期后回到东京，在外国语大学和东京都大学当讲师。见他的《家塾、同文书院和民报社》，载《中
国》，第30 期 （1966 年5 月）第24—33 页。特别可看他的《留学生、学校教育和发辫》，载《中国》第
31 期 （1966 年6 月）第28—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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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的地方组织把更多的学生输送到日本，各省同乡会纷纷在东京成
立，以便在留学生到达时接纳他们并加以指导。虽然留学生来自中国各地，
但未来的革命中心广东、湖南、江苏和浙江诸省最具代表性。
这种经历常常充满着矛盾和讽刺。这可以从无政府主义者景梅九的记述
中看出，他从1903年起开始在日留学。他在日本小客栈的第一夜充满着令
他惊奇的事。“不过日本更有一种特别的情形，就是旅馆都是板屋席地，进
门要先脱鞋的。出洋留学，本为维新；然而到了日本，第一先要复古。”①
留学生可能会收到告诫他们在日本社会应怎样待人接物的指导性传单。交通
是靠左行走，不大声呼叫，不无所事事地在街上停留，吐痰入盂，到盥洗室
和大厅的拖鞋要分开使用，要尊重妇女，在拥挤的街车中向老幼妇女让座，
注意珍贵物品，保持衣着整洁，不问他人年龄，不贪吃不易消化的日本米饭。
②
这种名义上一切为了留学的实际留学经验，常常是劳而无功的。日本的
教师和作家乐于使留学生们相信，他们的国家面临着日本在明治初期的处
境。他们的事例中充满了过去出国在外留学的日本人的经历。各专业的代表
人物都准备提供保证，使他们相信，这个专业的成果对中兴之治的成功是必
不可少的。
① 景梅九然后回顾了汉代的一些风俗，那时中国人也席地而坐，并且提醒读者这些风俗以及过分的礼貌准
则仍在日本流行。见《留学回顾》。此书为景梅九的《罪案》中的日本部分的日译文，由大高岩和波多野
太郎翻译。
②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192—195 页）转载了这种《留学生自治要训》的传单，并且指
出，当时的中国小说有时把归国留学生描写为文静而有礼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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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及其反应
看来，大部分留学生已经学到的主要教训似乎是理解了民族主义的重要
性。他们在日本的感受必然使他们在同乡观念中增添了一种日益强烈的中国
人的意识。在神田，由于中华民族和中国特点这两种觉悟的鼓舞，一个全国
性组织开始形成。神田的中国学生会起了使学生团结一致的重要作用。辛亥
革命前不久，美国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也设在神田）能够利用它不受日本
人约束的地位，使其规模超过了日本人办的早期的学生会馆。但它们都被用
作集会场所，都促使同乡观念与民族主义相融合。同乡意识从未丧失过，大
部分留学生首先与本省人集会结社。对革命组织的详细研究表明，它们招收
成员和做报告都是通过设在东京的各省同乡会进行的。但留学生的聚集地与
革命一样，也把同乡渊源与民族觉悟融合在一起了。①
日本在许多方面为加强留学生的民族意识做了工作。恩施态度和民族歧
视当然起了重要作用。日本人对中国和中国人长期存在的敬仰心情已在中日
甲午战争中表现的自负心面前烟消云散，关于这场战争，日本政府和人民都
认为是文明与中世纪精神之间的一场斗争。在西方不平等待遇面前经过了几
十年的长期耐心等待之后终于战胜了中国，这件事产生了影响日本社会和思
想意识等一切方面的沙文主义。民间的印刷品、传说和诗歌以及狂热的歌
曲，都被用来灌输和加强突然爆发的廉价和哗众取宠的爱国主义。到日本的
中国留学生必然首当其冲。他们的国家已被视为一个弱国，一个无准备的和
非现代化的国家。幸德秋水指出，“在对华战争时，日本人的爱国主义空前
极端地发展起来了。他们藐视中国人，骂中国人软弱无能，还痛恨中国人。
而且这些不只是用言辞来表达；从白发老人直到幼童都对这四亿人满怀着血
②
腥的敌意。” 留学生就这样深受嘲弄和蔑视。街上的顽童集中嘲弄他们的
发辫，并且跟在他们的后面高声叫喊“清国佬”。
这种环境经常提醒中国人，叫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弱点和失败。一部叙
述中国留学生的小说描写说，甚至日本的苦力也撂下了人力车转身问乘车的
中国留学生是否知道日本刚打败了俄国，还问这个胜利是否使他们产生嫉妒
之意。①
可以预料，其后果是激怒了留学生，促使他们剪辫子，易西服，自充现
代化。景梅九描述他最初几次与同校的日本人用汉字笔谈的情况。他们说：
① 郑冼秀兰（音）：《1905—1912 年同盟会的组织、领导和财政状况》（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62 年），
第116—117 页。注意K。S。刘在 《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一书第40、59 页叙述的地方关系。实藤惠秀的《中
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515 页提到学生会在1902 年接收了向中国出口日本书籍的机构。
② 幸德秋水：《帝国主义》，第35 页。岩波书店重印了1901 年的这部名著。
① 《伤心人语》，这是梦芸生写的一部论战性小说，在1906 年出版。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
第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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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辫子不好看，剪了好，我们称豚尾。”在羞辱的驱使下，他直奔理发馆，
打着手势要剪辫子。②
这种蔑视的态度终于与中国一词联系了起来。“支那”一词可以追溯到
唐代，当时此词通过从印度传入的佛经而在中国语汇中使用。虽然此词日本
人已在德川时代后期和明治时期用得很多，但仍与“清”交替使用，中日甲
午战争仍被称为日清战争。此后，日本人越来越多地使用“支那”一词；在
学生运动初期，因为它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而又可以回避提清王朝之
名，所以学生曾被此词所吸引。但随着“支那”逐渐与在街头呵斥追逐中国
人的孩子们联系起来时，它就使人联想到中国的虚弱。在民国时期发生的一
些灾难和二十一条要求以后，中国人的愤怒变得愈加厉害了。但在明治时
期，这个过程还刚开始。③
日本通过示范，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作出了更积极的贡献。明治时期的最
后十年是日本民族因成就而产生的自豪感蓬勃高涨的十年，它明显地表现在
与英国的结盟和对俄战争的胜利上。日本的民族主义对一些甚至非常不关心
政治的留学生也有深刻的影响。一个年轻的河南人在日记里对他的学业或环
境不怎么关心，但对日本人的爱国主义却感到惊奇。乃木将军在旅顺口丧子
的故事赢得了他的钦佩；他写道，甚至日本姑娘也如此爱国，以致她们之中
①
很少有与中国留学生结婚的。 梁启超描写了上野青年参军时其亲戚朋友热
烈欢送他们的场面，他说他看到一面旗上写着“祈战死”三字。他写道，见
此情景，不禁为之矍然肃然，不能忘怀。日本人有“大和魂”，对中国来说，
最紧迫者莫过于发展“中国魂”。梁启超随即强调，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确立
自爱心和爱国心，这样国民就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