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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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坚持为之守制的那个妇女只是他的养母。1877年他的生母去世时，他又守
①
制二十七个月。保守派的官员包括倭仁、徐桐和许多御史都普遍赞扬他从
严遵守儒家传统的行为。
许多重视传统的士大夫相信，由于不遵奉三纲的西洋人的影响，人禽之
辨很快就会泯灭。他们争辩说，西方人忠于自己的宗教领袖，胜过忠于他们
的政治领袖，他们相信圣灵感孕的基督教义，这无异于公然否认自己的生
父。孟子在指责墨翟和杨朱时说过，无父无君无异于禽兽。同样地，这些学
者也认为西方人与禽兽无异。的确，他们的著作经常说西洋人有犬羊的本
性。②
这些道学夫子们进一步地发挥说，仔细考察一下便会发现，西洋人实际
上禽兽不如。首先，禽兽不管对父亲如何不孝，尚对母亲有感情，而耶稣甚
至不认母亲。此外，反基督教的作品活灵活现地把基督教徒描写成性行为反
常和男女乱交的人（见上卷第十一章）。有一本小册子神乎其神地问道：“他
们岂非禽兽不如乎？”最后，西方人不仅不孝敬父母，而且开矿山、修铁路
和架电报线来破坏祖坟。总而言之，因为西方人禽兽不如，湖南学者王辏г恕�
便把他们比作“物”，即无感情、无生命的东西。六十年代一本排外小册子
警告说，尽管令人难以置信，许多中国人仍在信奉和实行这种堕落的西方宗
教活动和技艺计划。①
保守主义的影响
虽然晚清的保守主义可以部分地归因于政治因素，但是大多数士大夫却
以道德…意识形态的考虑为依归。这种中国的文化主义结合着学究式的主战
性，有它独一无二的特点。比较大胆的自强计划最后都受到滞碍或者拖延很
久才被采纳，甚至象王辏г撕屯跸惹热怂淙辉蕹烧庑┠勘辏辉敢狻案摹�
制”。1884年以后张之洞改变了他的态度，从保守主义变成实行洋务，他的
应付变动时代的计划仍然包含“有德之人治之”这一历史悠久的儒家原则。
① 李宗侗和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 第147—154、241 页，卷2 第414 页。
②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7 第7 — 9、11 页。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31 页。《清
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 第24 页。
①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 第6—13 页。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
义的发展 （1860—1870 年）》，第51 页。《海防档·天险》，第212 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
第2 册第8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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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京城官员，而且各省督抚都明显表现出保守主义。其中有些人如岑
毓英、沈葆桢、文彬和李秉衡等，都是积极的排外人物，另外一些人如王文
韶、刘坤一和李瀚章等，则对西方技艺采取非常冷淡的态度。李鸿章以前的
将领之一刘秉璋1886—1894年任四川总督时，公开反对引进西学。中国文
化的惰性还表现在一些关于改革的重要书籍未能迅速引起皇上注意这一事
实上。魏源的《海国图志》1843年初版，1847和1852年经过修订，但是直
到1858年才呈交御览。那一年，王茂荫建议此书由官方重新刊行未准。另
一类似例子则是冯桂芬1861年出版的《校邠庐抗议》文集；此书直到1889
年翁同龢才呈交光绪帝阅读。②
保守派官员，特别是御史们，攻击重实效的各级改革派。他们当然批评
了最有影响的改革派，例如恭亲王、曾国藩和李鸿章。可是次要的改革派也
没有逃脱他们的攻讦。例如，李慈铭大肆诋毁的人包括外事专家马建忠、李
凤苞和陈兰彬，以及企业家唐景星、徐润和盛宣怀：他把所有这些人一概贬
斥为卖国贼和“小人”。另一个例子是丁日昌。由于他1864年在上海与外
国人打过交道，又与1866年的潮州危机和1870年的天津教案有牵连，他在
保守派中越来越不受欢迎。他们的批评使得他在 1878年五十五岁时就过早
地辞去福建巡抚之职而引退。第一任台湾巡抚刘铭传从1885年起在该岛实
行大胆的现代化计划，但是保守派官员使得他于1891年被罢了官。
没有一个改革派受到过象郭嵩焘所受的那种猛烈的攻击。1876年他到英
国担任公使时，文人学士们讽刺他离开圣人的国度去为洋鬼子效劳。他的同
乡为他此行感到羞耻，企图毁掉他的房子。他本来计划写一部关于自强运动
和现代外交的著作，但因害怕保守派的进一步批评，后来放弃了这个打算。
1877年总理衙门发表他的赞扬西方文明的日记时，有人就说服朝廷销毁印
版。郭嵩焘理直气壮，最初拒不屈服。在他从伦敦寄回来的报告中，他赞扬
西方的技术、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由于这些和其他一些原因，他一次又一
次受到弹劾，被指为背叛朝廷和背叛中国文化传统。他终于向压力屈服，于
1879年辞职，结束了他的外交前程。回国以后，他引退径返湖南故乡。刘坤
一建议委派郭嵩焘到总理衙门工作，但是由于两位有实权的保守派军机大臣
李鸿藻和景廉的反对，此建议未能实现。①
恭亲王论及自强计划进展缓慢时，指出保守派的反对是个重要原因。他
的评论为中国铁路发展的历史所证实。1876年外国人兴办的小小的上海…吴
淞铁路线，次年被中国官员收买并立即拆除。丁日昌的铁路建筑计划，由于
保守派批评家的反对，于1877年夭折。刘铭传1880年上疏建议修筑从北京
至清江浦的铁路，李鸿章支持他的建议。但是满脑子传统思想的御史和翰林
② 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176 页。王家俭：《魏源年谱》，第82 页。翁同龢：
《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 第1630 页。
①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507、554、665、666、8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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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提出的论据说服了朝廷，使朝廷终于放弃了这个计划。修筑从天津至
①
通州的铁路这一引起争论的计划，也在1889年遭到了失败的命运。其他一
些自强计划，例如矿山、电报、轮船航运和技艺学校，都受到了同样的反对。
②
民族意识的出现
虽然民族主义作为广泛的运动直到九十年代才在中国出现，但是它作为
一种精神状态却早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就开始出现了。许多开明人士，特别是
沿海一带开明人士（例如王韬和郑观应）的排外情绪与其说是出于文化上的
考虑，不如说是由民族主义的感情激发而成。零散的民族意识的出现既表现
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经济方面。在官场中，对于国家主权的意识和主张在
国际事务中采用均势的理论，是政治民族主义的明显象征。在通商口岸，与
西方进行商战的思想，是商业民族主义的基础。但是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
民族意识是随着由来已久的中国中心主义的逐渐破产而开始出现的。
中国中心主义的崩溃
十九世纪下半期，中国中心主义在文人绅士的心目中逐渐失去了影响。
其最初的迹象是大多数有心改革的绅士们不再把外国人比作禽兽。四十年代
和五十年代，包括象林则徐和龚自珍等著名的改革派在内的士大夫，在书写
西方国家的名称时，一般是加上兽字的偏旁（通常是犬字旁），但是在七十
年代以后这种写法就显著减少了。除了象羁縻一类的陈词滥调以外，郭嵩焘
的文集，包括散文、诗词和奏稿诸卷，都没有把外国人比作禽兽。
中国中心主义日益减弱的另一迹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夷”字愈到
后来就用得愈少。 （与英国续订的天津条约禁止在官方文件中使用此字。）
魏源在五十年代写道，西方人讲礼貌、正直、有知识，根本不应该称之为
“夷”。魏源指出，他们是奇异之才和良友。一些开明思想家用不同的名词
称呼西方：黄恩彤把西方称为“远”（遥远的国家），丁日昌称之为“外国”，
其他许多人如恭亲王、丁日昌和薛福成则称之为“西洋”。四十和五十年代
的许多排外著作把西方人称为“夷”，但是在七十和八十年代这些著作再版
①
时都改称为“洋”了。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 第19—20 页。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第37—45、
54—56、76—78 页。
② 例如参见《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2 第992 页。《交通史·航政编》，第1 册第149、184 页。李恩涵：
《曾纪泽的外交》，第22—23 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844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
治朝》，卷48 第12—14 页。
① 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38 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 册第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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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在道德上既非禽兽，在文化上又不是夷狄，因此就能与中国人平
等相处。中国人的国际意识的觉醒明显地表现在关于历史上同类事件的讨论
中。1861年冯桂芬明确地把东周（公元前770至221年）和当时的世界加以
类比。到1894年，另外十几个人，包括郑观应、马建忠、曾纪泽、王韬、
彭玉麟、陈虬和张之洞等人也都是这样观察的。他们断言，在春秋（公元前
772—481年）战国 （公元前403—221年）时期，中国世界是由许多邦国所
①
组成，就象十九世纪末的多国体系一样。 这种想法就是暗示，中国不是中
心王国，而是平等诸国之中的一个国家，如同周朝末年的秦国那样。这种类
比尽管似非有意，但它有助于摒弃中国中心主义和把中国带进它现在面对的
新世界中去。
如上所述，某些进步的士大夫，特别是自强运动的领袖人物，强调中国
应该把握变动的时机，向西方学习。冯桂芬、何启和胡礼垣为这种政策提出
了一个基本理由。在提出改革的指导方针时，冯桂芬提到了两条原则。第一
是“法后王”，第二是“鉴诸国”。这些在平等基础上并肩存在而又富强的
国家，给中国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榜样。何启和胡礼垣强调说，中国向它们学
习无须感到难堪，因为历史的循环性质便是如此。中国过去强大，它现在变
弱了。另一方面，因为西方过去软弱，后来它自然而然地变强了。②
另外一些中国中心论的名词也引起了怀疑。其中之一即“天下”一词。
郑观应争辩说，这个名词没有如实地反映中国，因为中国只是国际大家庭中
的一个国家。他又说，中国人头脑中如果不具有这种现实主义的思想，中国
便不会在心理上准备接受国际法的思想。③
经济民族主义
因为贸易是促使西方人来到中国的主要原因，所以从贸易关系中产生的
中国民族主义最早在通商口岸发展起来，就不足为怪了。贸易政策是中国从
1840年以来碰到的老问题，但是现在对外贸易开始涉及中国的国脉民命。政
府原来对待贸易抱毫不关心和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开明官员却一变而真正
为之苦恼起来了。“用商制夷”的政策已经失去价值。取代它的是关于政府
经济特权的新观念和“用贸易为武器”的新策略。传统名词“利权”（必须
页；第6 册第508—509 页。《海防档·机器局》，卷1 第4 页。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 第66 页。郑观应：《易言》，卷2 第12 页。马建忠：《适可斋记言》，
卷2 第9 页。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5 第1 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4 第21 页。
彭玉麟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作的序。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01 第9 页。陈虬：《经世
博议》，卷4 第8 页。王韬编：《格致书院课艺》（1892 年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