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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节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10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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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知识界和实业界 

       在十九到二十世纪之交,由于文人的活动和作用都有所改变,上层社会 
  所包括的范围自然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个西化的知识界正在产生。它麇集在几个通商口岸,比起旧式文人来 
  他们与农民的接触更少。最初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韬(1828—1897年),他的 
  个人命运深受国家动荡、文人日益贫困、太平军失败、洋人和传教士广泛地 
  出入于中国的影响,也同样深受他自己的学术经历的影响,他因而成了一个 
                              ① 
  完全以写作为生的报人。 另外一些人名气虽然不如他,但都在亦步亦趋地 
  效法他,例如赴美留学生团中的邝其照,他于1886年创办了广州的第一家 
  报纸。 
       有些受过更正统教育的文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例如梁启超和他的友 
  人麦孟华、汪康年即是。他们在中日战争之后放弃了传统的职业而致力于宣 
  传新思想。一些较早受过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例如严 
  复,他是福州船政学掌的第一期毕业生,后来发现自己的真正才能是译注西 

① 这对买办来说尤其如此,参见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72—173、221 页。不过,在普通 

商人和官方的帮办人员中也有这种情形,参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9—930 页。 
① 关于王韬的传记,参见保罗·科恩:《王韬与清末的改革》;关于严复的传记,见施瓦茨:《严复与西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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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哲学。国内新式学堂的教师和毕业生到国外留学者日渐增多,尤其是在 
  1905年废除科举使仕途阻塞之后更是如此。许多传统的文人都进师范学校再 
                                       ② 
  学习,而且不少人出国留学。大城市也开始有象律师和医生这样的自由职 
  业者。然而,许多新知识分子还不得不靠为数不多的薪金过活,既无名望又 
  无权势。 
        新知识界包括的社会类型,是旧中国以前所没有的,最突出的是职业政 
  治活动家和革命家。孙中山就是著名的例子。不过,他年青时的国外经历使 
  他对中国社会不甚了了;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只是通过另一代文人,而这些 
  人所受的教育促使他们去反对传统。除了唐才常、邹容和黄兴这些英雄人物 
  以外,还有许多也曾留学国外的人,他们从事鼓动工作和散发秘密传单,过 
                                                      ③ 
  着危险的生活,并且同自己的家庭决裂。 与旧式文人学士不同,他们决心 
  摒弃传统,而不是去维护它。 
        1895年之后,许多中上层文人虽未完全放弃追求学问,但也开始参与现 
  代经济活动。他们不仅进行投资,而且也开办和经营各种企业。借助于这一 
  新的社会阶层,工商业变成了令人尊敬的、受到重视的行业。陈璧、沈云沛、 
                                                              ① 
  陆润庠和张謇等人都是进士出身,又都办工厂。 曾任皇帝师傅的孙家鼐和 
                              ②           ③ 
  翁同龢,分别安排一子和一侄孙 经商。大多数早期经办官督商办企业的洋 
  务专家,都凭仗自己的才能 (如盛宣怀和严信厚),利用政府的购货、官僚 
                                                ④ 
  的庇护以及国家的资金来自办企业。 正在服官的人也愿意携带子弟和亲友 
  走这条道路。袁世凯的幕僚周学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情况后来发展 
  到不再局限于通商口岸。在内地最富饶的省份也是如此,甚至某些县城的某 
  个体致官吏也许就会开办一家砖瓦厂。1912年江苏省拥有工人二十五名以上 
  的工厂共三百八十六家,其中二百六十三家就是在上海以外;九十五家有限 
  公司中的五十一家也把总公司设在上海以外。⑤ 
        商人、文人巨子和官僚开始联合起来开办新式资本主义企业。在商人 
  中,买办的唯我独尊的地位开始动摇。这时洋员也进一步熟悉了中国的习 
  惯,洋行亦越来越想绕过买办直接同对方打交道,从而排除了对买办的需 
  要。随着中西贸易的倍蓰增加,中国雇员在洋行的作用和地位逐渐降低。他 

② 参见杨懋春:《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研究》,第296—315 页。 
③ 参见兰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此书叙述了长江下游的革命派。关于湖南的 

革命派,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46—65 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6、928、934—943 页。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7 页。 
③ 江苏省行政公署实业司:《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5 篇第52、55、58 页。 
④ 邵循正: 《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载《北京市历史学会第一第二届年会论文选辑》, 

第258—280 页。 
⑤ 数字是根据《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3 篇第2—51 页和第5 篇第39、69 页上所开列的名字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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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丧失了权力的基础,变成了单纯的执行代理人。1899年日本三井株式会社 
  首先取消买办职位;1907年横滨正金银行继起效法。越来越多的买办都在利 
  用从洋行所得的利润开办独立的中国企业。相反,那些独立的商人或“民族 
  资本家”,却经常向外国人借贷,或把工厂卖给外国人。私人企业或资本同 
  官办企业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了。许多官办企业经营的资本中较大的一部 
  分是私商投资的。而且一位官员投资于官办企业,能说这与投资于私人企业 
  不同而认为他不是资本家吗(见第八章)?官僚是从来不把国家利益和个人 
  利益分得一清二楚的,他们的态度多半取决于这项事业经营的结果。如果经 
  营失败,他们就把自己的失败转嫁于其他股东,而不是自己去偿还政府贷 
  款;如果有红利可分(在1900至1911年期间经常分红),官僚们总是认为 
  他们投了资,利润都应归己。最后,甚至在经营方面,由于官僚们越来越多 
  地亲自插手而不是托付给商人管理,官方企业就更象私人企业了,因为私人 
  企业也能得到一部分官僚资产和官方扶助。利用官方势力的企业的特点是规 
  模大,而不是经营的性质。毫无疑问,官僚们与新的经济活动更有力的结合, 
  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发展。 
       在二十世纪之初,从传统的上流社会还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个 
  社会阶层无以名之,但是当时文献提到的“绅商”几乎都是指它。绅商既可 
  指官员和文士,也可指商人,这是两个不同的并列范畴,同时又不同于“民” 
  和“官”。不过这种称呼越来越罕见了。一般说来,若将这个名称用于一个 
  集团,那就是泛指参与商业的官吏和文士、拥有功名和官衔的商人,以及同 
  他们有联系的纯粹文人和商人。如果这个名称用之于个人,那仅指前面两 
  类。我们可以将它译作“商业绅士”。诚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参与商业, 
  但是,必须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商业家”,他们包括从事贸易、银行、 
  工业和各种企业的人,不过他们都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还必须记住,这个 
  术语用于许多不同的场合。其中有象中过进士并在政府中任过不同官职的沈 
  曾植之类的人。他挂名领薪、写书、大收其地租,弄到大量钱财;他还投资 
  于银行和铁路。另一方面,也有象黄佐卿这样的人,他通过各种工商业经营 
  而取得势力,并且一心一意想取得官衔。 
       经营商业的绅士是新绅士阶层当中的多数人,是它最活跃、最有影响的 
  部分;新绅士阶层用在义和团时期促成组织“东南互保”以及在1901年以 
  后鼓动和支持朝廷进行维新运动的行动来显示它这个集体的存在。但是,很 
  难认为这两类人是完全一样的。当时的人们把山西钱庄老板这类商人视为绅 
  商,他们尽管大做买卖,却保持着旧传统,甚至他们的经济观点也是这样。 
  另一方面,虽然其中有些人与工商界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却应当把那些支 
  持维新的人算作这个现代社会名流集团,而不论他们依然是利用其地位从而 
                             ① 
  获得特权的传统士大夫, 或者是身居城市靠卖文卖字为生的知识分子,甚 

① 刘鹗的自传体小说 《老残游记》充分表现了这一特点。此书有英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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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或者是军官,总之,都属于这一类人。 
       这个现代社会精华阶层是否组成了资产阶级呢?毫无疑问,他们具有许 
  多资产阶级的特点,但是他们仍过多地被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的形式所束缚, 
  所以还不能被称为资产阶级。事实上,在1905至1906年以前,资产阶级分 
  子是同其他阶级的分子混在一起的,我们很难分辨出来。每个人都被家族、 
  个人和职业关系所缠缚,传统原则与现代原则就在这些关系中发生冲突,但 
  其程度则随着个人的情况和性情而有所不同。只是在清朝的最后五年,真正 
  的资产阶级才开始出现,那是一批现代的或半现代的实业家、商人、金融家 
  和大工业家:他们被物质利益、共同的政治要求、集体命运感、共同的思想 
                                                   ② 
  和与众不同的日常习惯等等联系在一起。 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终于形成 
  了,这是与帝国主义列强和洋人的来临相对抗的结果。从1905至1911年中 
  国企业的全部资本增加了两倍,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资产阶级就开始反对 
  政府的无能,抨击政府不提供保护。在地方事件、立宪运动和恢复国权的斗 
  争中,他们都采取反政府的立场。他们非常热烈地支持民族主义,要求参与 
  管理租界、海关和制订关税;他们还组织抵制洋货、建立商团以反对外国的 
  控制。 
       然而,作为一个阶级,资产阶级仅在上海和广州才有,天津、汉口和其 
  他大商埠只有一些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以自豪的口吻自 
                       ① 
  称为“企业家”。但是,当时的人们是很少这样看待他们的。他们很少独 
  自行动而往往成为附属品,依附于他们从中脱颖而出的现代上流社会的巨大 
  主体。 

                                     新的社会制度 

       某些制度是同特权阶级内部的变化有联系的。明清两代的官员一般都聘 
  请本阶级的同僚为私人顾问 (幕友),尤其在刑名和钱粮方面。到了清末这 
  个旧规又满足了新的要求。各省高级官员为个人设立了文武兼顾的幕府,以 
  承担镇压太平军、同外国人打交道的一些新出现的任务。如马建忠、薛福成 
  等第一批洋务专家就在幕府中一起共事,一部分新兴的工商业家如盛宣怀、 
                                                                                  ② 
  政治活动家如唐绍仪也在这种地方初露头角。不过,曾国藩、李鸿章 或张 
  之洞在提拔这类人或罗致其他公认的专家方面所采取的下一个步骤,则是任 
  命他们为委员来负责一项特殊的新工作。另外一个办法则是按照清代行政的 
  传统,设置非法定的署或局。象管理兵工生产、厘金和工厂企业等的许多新 
  机构都称为局,总是以非法定的官员即委员负责主持。唐廷枢和容闳就曾担 

② 关于狭义地分析资产阶级,见贝尔热:《中国的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第2—54 页。 
① 张謇:《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3 第20 页。 
② 弗尔索姆的《晚清时期的幕府制》主要介绍了曾、李两人的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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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过这种职务。十九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的幕府,以及后来扩大应用的局和 
  委员体制,多少为行政干才提供了活动天地,也成了沟通旧文人学者和新专 
  家的主要渠道。幕府这种非正规的组织是由通晓各省情况的人以及由对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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