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5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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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里来了个大官，
黑河、嫩江走一圈，
一路大反右倾，
罢了一批县官。
潘复生利用整党搞派性、整炮轰派因为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而没有完全得逞，当时中央发表了一系列要求贯彻政策的具体指示，正是这些政策擦亮了当时基层组织领导人的眼睛，对潘复生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制。这是后话，我将在本章后面来介绍。
潘复生在发动了对我和宋振业的批判之后，忙着筹备参加“九大”。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林彪作政治报告，高度宣扬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系统回顾和总结文革的历史过程和经验。
在大会上，潘复生当选为中央委员、汪家道为中央后补委员。
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呼吁增强团结，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贯彻九大的全省党员干部会议上，潘复生责怪汪家道对他支持不够，舞起了反对汪家道的大刀，同时大搞清查与汪家道有牵连的人和事，一些与汪家道有牵连的人例如陈造反、阎立梅等，也遭受批判和冲击。这件事促使汪家道和捍联总中的许多人开始对潘复生不满。潘复生感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但也更加刚愎自用、怀疑一切，制造了一系列恶性案件，什么“洪新建事件”啦，“西瓜皮事件”啦，等等。
这些事件的情况，我是后来听说的。
“洪新建”是欧阳钦的儿子欧阳湘的化名，揭发潘复生的历史问题，写信给汪家道，而遭告发，被潘复生以“现行反革命分子”责令逮捕，欧阳湘在批斗中屡屡为之自我辩护，后因不堪折磨，自杀身亡。
所谓“西瓜皮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市民无意扔了一块西瓜皮于潘复生的家门前，潘复生轻信汇报，说成这是有意加害于他的“反革命事件”，该市民因此惨遭迫害。
潘复生大反右倾、狠抓阶级斗争，致使扩大化十分严重。这种情况直到毛泽东批转“六厂二校”经验出来，各地才开始认识和逐步纠正。
所谓“六厂二校”经验是指北京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落实政策的经验。这六厂二校是指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他们的经验就是掌握一个基本政策原则，“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
对于走资派要作具体分析。不要一提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有的人虽然也犯了走资派错误，是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与少数死不改悔的性质不同，在经过批判斗争之后，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可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如果对他们不加以区别，就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利于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对于被审查的干部要注意具体区分。其中既有已经定性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也有尚未定性的“靠边站”的干部。在后一类人中，既有需要进一步审查、定案的坏人，也有一部分属于犯错误的好人。对他们不分青红皂白，把被审查的干部统统叫做“黑帮”、“牛鬼蛇神”，这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尚未定性的“靠边站”的干部，必须积极、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及早弄清他们的问题，把其中犯有错误的干部中的好人同坏人严格区别开来，并且，对于犯错误的好人要加强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觉悟，及时解放他们。
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应当把他们与其家庭区别开来，他们必须在政治上同家庭划清界限，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们其中的多数人肯定是可以争取的，是可以教育好的。对他们要多作思想教育工作，争取其中大多数人逐步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根据上述经验，毛泽东作了重要批示，通过当时两报一刊作了转述。毛泽东批示说：
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在犯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是坏人。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指示，从1968年下半年到1969年以后，全国报刊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贯彻党的政策的文章，阐述毛泽东的上述政策、策略的有关指示。
潘复生在1969年2月举行了第三次省革命委员会全委扩大会议，贯彻毛泽东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贯彻政策”的指示，但潘复生只是轻描淡写地讲讲政策问题，致使全省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的问题未能得到及时纠正。
潘复生对于我和宋振业一直没有放松，但是对于我的清查，始终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因而迟迟不肯作结论。据后来揭发，潘复生曾多次要求中央撤去我的职务，直到1970年潘复生还打报告，要求中央撤掉我的省革委会常委职务，但因为周总理保我，他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早在1968年11月22日，潘复生就以省革命委员会名义向中央呈报《关于把范正美、宋振业分别放到基层接受群众再教育的报告》，一是中央始终没有批示下来，潘复生多少还有些顾虑；二是潘复生在九大期间及其以后的半年多的时间内，因为整汪家道遇到了汪家道的顽强抵抗，矛盾错综复杂，许多事情不如他预想的那么顺利。他采取对我和宋振业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方针，虽然自鸣得意，却事与愿违，在群众中并不那么赏识，所以将我们下放基层劳动的事搁到1969年12月才予以落实。
他开始想把我分到宝清，把宋振业分到双城。潘复生委托于杰同我谈话，我告诉于杰，我在电机校学的是车工，要求分到工厂去。不知潘复生此时发什么善心，竟然同意我到工厂劳动改造。后来我到了绥化八一农机厂。
一方面潘复生忙于整汪家道；一方面人们认为整范、宋有些过头，加上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总没有像其他问题上那么快捷作出反应。这样，到1969年九大以后，就放松了对我们的看管。又过了一些时日，看管我和宋振业的人自己不宣而走，也没有别人出面宣布，于是我们就自己“解放”自己，“自由”活动了。从1968年11月到1969年5月，历时半年多的省革委会机关内的“牛棚”生活，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告一段落。
我们常常信步走出一零七大门，也没有人管。于是，我们有时间就相约到省革委会机关附近散步。信步而走，随便闲谈，从天文、地理，到时事政治；从国家命运到家庭、个人生活琐事。每一次并无主题，而是见啥说啥，想啥说啥。但对于敏感的政治问题，我总是保留一定的限度。我们俩把出牛棚这一段，名之曰“软禁”。我们活动的节律是：看书——散步、闲聊——看书。有一种“观闲”、“自醉”之感，就这样又打发了我们两个省革委常委大半年时间，直到1969年12月。
人类丰富而富于变化的思想感情，不但需要发泄，而且还需要交流，并相互吸收和影响。潘复生正是担心看守被我同化，便将看守我的人，几天一换，在半年多中，几易其人。然而，事情又出于潘复生的意外。
在隔离室期间，后期看管我的人，同我竟成了好朋友。这就是张文鸣和李贵德两人。张文鸣和李贵德都是1959年经过选优从当时大学毕业生中选拔到省委机关的“接班人苗子”，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了造反团，并较早被机关造反团推送到省革委会来工作。他们之间也是很要好的朋友。张是医大毕业生，在政治委员会宣传组，李是黑大毕业生，在政治委员会组织组。
到1969年四、五月，因为搞我和宋振业，从哈师院、农学院榨不出什么油水，这时候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强调团结，并对黑龙江工作提出了某些批评。这些批评起初潘复生未作正面传达，经过与会者的敦促，潘复生才不得不传达。广大机关干部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处理黑龙江省两派的方针政策，越来越明确了。在省直机关，人们对潘复生的意见开始浮出水面。极少数派性十足的人的活动市场越来越小。另一方面，我在文革初期、两派斗争以及这段审查中的表现，人们越来越看得更清楚，所以，潘复生也就难以施展其伎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和张文鸣开始互相交换看法。
因为我在被审查之中，加上我一贯谨慎细心的性格，谈话保持应有的警惕。我们的谈话总是由他发起并以他为主。他说：
“你不必防范我，咱们都是一个思想体系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我先介绍一下情况。”
于是他向我详细介绍了他的出身、工作和生活经历以及他的家庭情况。
他说：“机关里已开始有人公开议论。觉得十二条协议和总理最后一次接见东北三省谈话，十分明确，两派都是革命的。最近，军工炮轰派边士军、冯昭逢他们到五、七干校劳动，老干部们很理解他们。觉得他们是革命闯将，有缺点、错误可以理解，他们在一起相处得很融洽。”
他说：“什么事情都不能搞过头了。现在，咱们省这样对待炮轰派，这么对待炮轰派头头，大家认为是搞过头了。”
听着他的自我介绍和几句开场白，我觉得他的话，并非虚假的谎话，也非试探我的底格。但是我还是警惕地说：
“按照总理的指示——我建议你再看看总理最后的谈话——总理说得很明确：两派都是革命的，实行对等联合。两派都有缺点、错误，主要是通过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来解决，而不是现在一派整另一派。我考虑自己现在是省革委会常委，确实在处理同潘复生镇压炮轰派发生分歧之后离开革委会是不对的，不过情有可原，这也是逼出来的。既然有错误，就应该接受群众批评，所以我采取了克制、合作的态度。潘复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所以过头的话，我不能说。”
“这一点我从你写的材料上看得出来，你是叙述事实，不像×××上纲上线骂自己。这也是我和一些人，比如贵德，我们俩就是从这点看你的，受到我们的尊敬。”
“什么事情都要讲原则，并且要从长处想，不能不讲原则，只顾自己一时解放，就什么也不要了。别人可以这样，我做不到。”
“是啊，”张似有所触，拉长声地说，“以后大家还是要见面的。”
张忽然转过话题，带着严肃的神情说：“不仅咱们省对这一段的评价将和现在不同，就是以后对毛主席的评价，也会有变化的，调子不会现在这么高。”
他这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说：“你说的完全对，这一点是肯定的。”
话说到到这步田地，我对他的戒备才基本解除。因为这触及到敏感的政治问题，这在当时是一般朋友所不敢涉及的，如果被捅出去，就是现行反革命。
“现在对毛主席的做法有点过头，什么事都要毛主席点头，恐怕这是个问题。”他带着某种忧虑说。
我说：“有些事情现在人们不说，以后毛主席百年之后就会冒出来。这叫做历史的必然。中央文件，前面加毛主席批示，这种做法，我总感到不妥。因为中央实行集体领导，这就突出了个人。”
“是啊，有点个人迷信的味道。这些问题，在毛主席百年之后恐怕会提出来的。”他忽然打住，摇摇头，不无感慨而深沉地说：“留待后人评说吧！”
我表示认同。我们又议论起江青。觉得看不惯她的作派，在文革中讲话太多；许多话，讲过了头，片面性大。同时，我们还认为毛泽东对江青，既限制，又鼓励，实际上超出了他原来自己定的框框。
“我希望咱们今后成为好朋友，你有什么事情，只要我能够办得到的，我一定尽力而为。”
张文鸣是这么许诺，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以后，我们夫妻有困难找到他，他总是帮我们解决。特别是玉梅从家里生完孩子回来，星期天来看我，他还给予特别关照，整天离开房间，让我们夫妻生活，这就是玉梅提前受孕的由来。
当时我特别渴望读书，张文鸣向我推荐并找了一些我当时愿意看的一些文艺书籍。这个期间，我读了一些外国短篇小说和中国几部著名的京剧剧本。《东周列国志》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