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5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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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俩商量：关键是孩子出生之后，我们没有房子住，孩子不能跟母亲住独身宿舍。玉梅觉得住母子间太苦，也影响她上班；而我这一方，正在囹圄之中，泥菩萨过河自身不保，何谈与妻团聚并养儿育女。以目前之状，在哈尔滨分娩，谈何容易，没有父母的安身之所，哪有孩子的立锥之地，送、接医院就是个大问题，找同志照顾，又怕连累别人，如果因为帮我而株连他们，我们怎能安心。再者，我经常挨批斗，什么情况她都会听到，这对坐月子不利。不如回南方老家生孩子，住满产假之后，把孩子放在老家，请人照看；同时产期离我远，眼不见，心少烦，可能也少为我担点心。不过，对于一个临产的人，要经过长途坐火车劳顿，也可能有不测。因此，我们商定及早动身。玉梅善解人意，很理解我，同时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天人感应。12月12日下午，老天也不忍目睹我和临产的妻子甩泪在一零七门口作别。北风怒吼，天色灰蒙，彤云压地，清雪飞扬，街道上不见行人，一零七内外躯干高耸的榆树，在凌烈的寒风中也在瑟瑟发抖，几片未曾掉落的枯叶，随着这时大片大片的雪花，依依不舍地从树枝上离落，更增添了妻离子散的凄惨。我眼睁睁地望着她泪流满面、顶着雪花、步履蹒跚地走出大门，多次回头向我挥手，一再示意要我注意照顾好自己，我强忍住眼泪以双手紧握之式回答她。我实在对不起她，在出门时连连向她打气：“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要她按着我们的约定给我打电报。在此之前，我们曾约定：生了女孩叫“志武”，生了男孩叫“志勇”，意思都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同潘复生斗争到底。
送走玉梅，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反省室。玉梅当时双脚都已胖肿，原来的皮鞋穿不了，只好买了一双大布棉鞋，可没想到过不几天还是伸不进脚，于是将大棉鞋的后跟处剪了个大缺口。就是这样穿了这双大布棉鞋，左手拎着装满自己衣物的一个大袋子，右手拎着装满自己缝制的孩子的衣服和她自己也不能名状的布、片之类东西一个大袋子，由我们的几位老乡、朋友送上火车之后，自己步履维艰地挤进了一个普通平板车箱里，一位在秋林工作的广东同志，见她如此大腹蹒跚，忙打听情况，热情地帮她找了个座位，安顿好行李。这位来自广东的同志，约四十出头，个头不高，身体结实，为人主动热情，事情想得周到。玉梅每每回想起这位忘了问姓名的老同志，刻骨铭心，总觉得感激不尽，难表谢忱。
上车以后，她的心即回到了我的身边，情感再也无法控制，眼泪夺眶而出，她赶紧把脸转向车窗。人们欲问这位年轻的孕妇为什么这个样子还要远走回乡，她不敢作答，急忙擦干眼泪，强装镇静。
好人有好报。在北京下车后，她又遇到一位回湖南的解放军战士，这才告别了那位去北京出差的广东同志，坐上了去长沙的京广路火车。
因为劳顿，加上心绪熬煎，她感到腹部有明显的下坠感。于是她恳请那位解放军战士再助她一臂之力：她决心在岳阳下车，投奔她的舅舅家。舅舅、舅妈在岳阳铁路部门工作，对她特别疼爱。因为到了长沙之后，还要乘汽车跑上百里的沙石路，以她现在的感觉，怕难以如愿。于是这位解放军战士求助于列车服务系统，给岳阳她舅舅家拍了电报。15日12点多钟，由这位解放军战士搀扶，下了火车，由舅舅、舅妈接站来到了他们家。还未来得及向舅舅、舅妈请安，她就有强烈的不适之感，觉得孩子在召唤她，急于要见她、见世面。于是舅妈即送她去医院。第一家是区医院，大夫诊断说：“已经听不到胎音。”
她当然没有听到大夫说什么，但是当她知道去第二家医院——岳阳市妇产医院也表示不能收留她时，她意识到可能遇到了什么麻烦。她想，他说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也就不往坏处想。舅妈当即决定再送她到到岳阳市人民医院，经仔细检查，大夫告诉她：“胎音正常，只是稍弱一些。孩子体位也正常，放心吧！”
这时她破涕而笑。这是孩子出世前母亲的最欣悦的笑容，谁知道这里蕴藏着多少艰辛，寄驻着多么大的热望。
1968年12月16日零时16分，我的女儿在岳阳市立人民医院降生。
第二天我接到电报：“我和志武都好”。
这短短的六个字，是我们在哈尔滨商量好的。它包含着母女平安以及我们的一切约定。见到它，仿佛读到了她写给我的万言书：一切不尽之言都在其中。我的心这才稍感平静，长舒了一口气。但一想到她度日如年，一身疼痛和满腔心里话向谁倾诉时，我就不敢再往深处想，强将自己的眼泪向肚里流，把自己的思考移向别处：这一切，有一天我要把它写出来，告白于天下，让人们知道时至今日，竟有这样整人不眨眼的人。
她后来还告诉我，挺着大肚子来到舅舅家，舅妈问：“你这个样子正美怎么还让你回来？”
她没有回答，眼圈潮红。
“出了什么事了？”
她没有回答，眼泪簌簌而下。
舅妈不再问了，也许有难言之隐，她只有用爱来慰藉这位外孙女，而把满脑子弧疑埋在心头，后来也没有机会向她诉述原委，直到她谢世。我想，以慈爱为怀的这位老人，也许一直惦记着这件事的蹊跷，而感到难以忘怀。
她俩在舅妈家住到满月。那段日子多亏舅舅、舅妈照顾。1968年的冬天，岳阳市特别冷，最冷时达到摄氏零下十一、二度。南方室内室外温差不大。她和志武住院期间，舅舅、舅妈天天送吃的、用的，换热水袋，不待细言。回到舅舅家，舅妈拍她和孩子冻着，到市里买来最好的木炭，生着旺旺的火盆，做了一个八斤重的棉被，唯恐她们母女冷，以致于玉梅因为太热而打被左膀受了风，把舅妈急得团团转，费了好多办法才把她的膀子治好。
孩子刚满月，母女俩就踏上了回长沙东乡的南下火车，同舅舅、舅妈挥泪而别，由志武舅舅堂德用手推车把她们从川山坪火车站接到我们老家——新田里，约有六十多里的路程，用了大半天，从上午10点多钟直到晚六、七点钟。
我家和她家隔着一条大花河，她家在东南方，与我家成斜对角。顺风时呼叫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毋庸说她回家同我父母和我岳母相见时的心神绞痛之情，也不必诉说她带着一个刚刚满月的孩子一路颠簸的皮肉熬煎之苦。只要知道从城市来到乡村这条件变迁的差异，就可以想见她的境况和心情。同时，她又考虑我父母、她母亲年纪大，怕他们担惊受怕，白天强装镇静，不能对他们讲真话，他们问及有关问题只能曲承应对，言不由衷，更增加对我的牵肠挂肚和百般难言之苦，晚间思想起来，伴着孩子暗自流泪，常常难以入睡，或在恶梦中惊醒。因为上火，乳汁早已变成眼泪淌干了，孩子完全依靠喂奶粉和大米糊糊，使之难上添难。孩子白天喝糊糊，晚间喝奶粉。
当时我的两个嫂嫂的子女也带着孩子，我父母经常忙得不可开交。这回挤出时间帮玉梅，弄得好挑理的嫂子好大的意见，说一些很不中听的闲话。
我父亲一生节约成癖，加上农村柴火本来甘贵，帮着煮大米糊糊时，常常用小火炉支两根松木条加点火炭，火不旺就忙着用吹火筒小心翼翼地吹火，费了好半天，糊糊好歹煮熟了，可弄得糊糊上面蒙上了一层柴火灰，他老人家眼神哪能看着。玉梅见状，既不敢喂给孩子吃，又不能埋怨爷爷，只好央请我其嫂帮忙再煮一锅。晚上喂奶粉也是件难事，隆冬腊月的江南农村，半夜起来冷得很。因为天冷，孩子尿也勤，尿布常常不够用，就点竹制烘炉烤干。有时烘炉不够，还得生火烤或者放置在烧饭的灶头上烤。我父母亲年岁高，眼神不好，也常常因为没看清，把洁布给烤煳了，甚至当成了柴火送进了灶门。
最艰难的是那年天气特别冷，先是我们家里的人患感冒，她担心孩子受传染，就搬到我岳母家去住，没成想两天后我岳母全家——我岳母、她的两个弟弟、弟媳妇以及三个孩子也病倒了，而我岳母则患有严重的哮喘，咳喘起来常常是上气不接下气，有时一口气要喘上好长时间，才能顺过气来。这样，她既要做七、八个人的病号饭菜，又要搞卫生、打扫房间。而她又酷爱清洁，这就增加了她的劳动量，弄得身心疲惫不堪。她得对母亲实行特别看护。特别是晚间三番五次地起来为母亲锤背揉胸。一开始带孩子没有经验，只喂奶粉和米粉，加上奶粉太浓，没有维生素，孩子一两天不大便，孩子哭，她也哭。
这就是1969年5月初，玉梅把孩子放在老家，回到哈尔滨对我诉说的一些事实的梗概。
“两家人都病倒了，大人哼，小孩哭，既要照顾老的又要看好小的，孩子常常尿了便了，真是放下小的，要扶老的，我也快不行了。我的心真难受极了。我实在受不了。有一天孩子大哭，我再也忍不住了，也号啕大哭了一回。但到伤心处，又想起你的叮嘱，我不能这样。那时我真曾想到过死。你信不？”
“我信！”
我怎能不信。正是在潘复生的政治迫害下，于天放、欧阳湘、穆国兴等人就是不堪忍受而自杀身亡，写入了人间悲剧的新系列。
潘复生为了贯彻他的反右倾路线，还从两个方面发动了他的攻击战。
他首先发动了空前的对宋任穷的讨伐。
从1968年4月开始，潘复生于4月14日、16日、5月11日、21日，以省革委的名义，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沈阳军区四次呈报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材料，称宋是“漏网走资派”。
从1968年6月29日开始，到1969年2月5日，潘复生以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先后8次召开电视、有线广播大会，在知情人揭发的基础上，分专题揭批欧阳钦、李范五“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
第一次是6月29日，专题是批“推行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第二次是7月15日，专题是批“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罪行”；第三次是7月26日，专题是批“政权建设方面修正主义罪行”；第四次是8月3日，专题是批“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第五次是8月12日，专题是批“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行”；第六次是9月16日，专题是批“推行修正主义城建路线”；第七次是9月24日，专题是批“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第八次是1969年2月5日，专题是批“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必须指出：潘复生组织的这些批判活动已经与运动初期的群众运动的性质大不相同了。以前的批判活动带有群众自发的性质，而现在的批判活动成为潘复生运动群众的工具，是一种组织行为（我以为作这样的区分和认识很重要，也是分析文革诸种现象应该把握的一点。惟有如此，方能区分情况，明确责任）。潘复生为此不辞辛劳，亲自点名找人来揭发。
关于对欧、李这件事，潘复生安排政治委员会负责。在穆国兴尚未自杀之前，政治委员会还曾安排我和傅宪斌负责搞电视网点的调查和设置问题。
另一方面，潘复生根据其反右倾的总体部署，继续抓典型。通过开现场会和下去视察，双管齐下，展开他的反右战略战。
潘复生很会开现场会。于12月，他亲自到双城县督临全县党员干部会议，会议原来预计开5天，后来在潘复生指使下，延至21天，人数原定5000人后来增至7000人，通过“不断反右倾”，在会上首先批斗了已调出的两名县委书记，进而又将一名县革委会主任、一名武装部长，当场撤职，交群众批斗。这就是当时震惊省内外的双城反右倾揭批现场会。
双城的这种做法，在潘复生亲自督促下，很快在全省开花。据后来统计，这一期间全省仅批斗大队以上干部29000人，将他们扣上所谓“漏网走资派”的帽子。
1968年8月，潘复生去嫩江、黑河地区视察，一路大反右倾，走到那，听一两次汇报，就当场发指示，抓斗争，撤干部，嫩江地区结合到革委会的5名地委书记和专员全部被他罢免，已结合的38名局级干部被他拿掉31名；到黑河地区，他撤掉了六个县革委会主任，并且由他发令，撤掉了2160多名大小队干部。
在这种情况下，全省干部、群众人人自危，唯恐潘复生去视察他们那里的工作。当时黑河、嫩江地区在潘复生走后，群众给他编了一首顺口溜：
省里来了个大官，
黑河、嫩江走一圈，
一路大反右倾，
罢了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