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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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流火。时值中午，烈日中天，灸热的阳光，喷射到哈师院大礼堂的屋顶和地面上，火辣辣，灼烤烫人，一丝风儿也没有，空气膨涨而凝固了，令人闷热得透不过气来。只见牛德林替换着姿势，一只腿成半跪式，一只腿用膝盖顶着笔记本，在那里抄写大字报。他，汗水和泪水一起滚流，面部发黑，呈现出恐惧、愤慨、委曲和反抗多种神情，看上去令人为之心颤。在他的不远处，是政治系一位资深的女教师，在那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控诉：“同志们、同学们，你们看牛鬼蛇神把我们政治系糟蹋得成什么样子了！？”
牛德林是政治系共同课教研室教员，1957年因为写的一张大字报里有一句：反右必须注意防左。在57年反右派斗争结论时给他定了一个“三类”分子，“内部控制使用”。但是牛德林出身贫苦家庭，勤奋刻苦，像牛一样地努力工作，课讲得好，教书育人，同学生打成一片，深受学生好评。在此之前，学校定他为优秀教师、劳动模范，多方推崇，经常表扬；文革以来，他给党委领导人贴了大字报，在党委某些人看来，牛德林昔日借党整风之机反党情有可原；如今又在文革之初，自己跳将出来，是骨子里反党野心的大暴露。如前已述，将人扣上右派，这是50年代行之有效的法宝。右派是反党、反革命的代名词。党委用这顶帽子扣人，就会激起群情一片震怒，人们把激发起来的爱党激情变成刀剑刺向他，把脏水泼向他，此人便会遭到灭顶之祸。然而今非昔比，师生们看完大字报之后，其反应是多姿多态的。有的骂一句“劣根难改”，走了；有的似有所思，凝神阅读，不动声色；有的表示不解，轻声与人耳语；那些积极给党委领导写大字报的人，对此愤愤不平，只是各自表态的方式不同。我和魏醒学同时出来，看完大字报之后，相视冷冷一笑，魏没说什么走了。我心里骂道：“好狠的手段啊！”想着自己的对策便离开了现场。
回到政治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听党委特派员当天宣布，撤销以穆国兴为首的工作组，派以杨×为首的党委工作组立即进入政治系，把我们这些师生代表撵回原来的单位，穆国兴接受党委审查。政治系各个班级进行整顿，我们班理所当然地也把我和魏醒学等人撤了下去，选举成立新的班级文革领导小组。接着讨论7？16报告。
在我们全班讨论7？16报告时，我作了如下发言。我说，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现在看来，我们班级前一段运动，有一些过激的活动，甚至说了一些过头的话，这些都是我的责任。我这样表态，当时有些同学很不理解，文革中后来也没有机会解释。我当时这样做，是基于三点考虑：一是运动的转折来的这样突然，根本没有思想准备，我没有想好；二是我和牛德林共写过好几张大字报，我们班级的大字报在全校影响很大，牛德林不好，我也好不了，只是迟早问题，我这样做了以后，可以起到投石问路的作用，且看党委对我如何下手。第三，我历来记住我母亲的教诲：好汉做事好汉当。本来是这么回事，有问题算我的账好了。我这样做，也是暗示那些跟我干的同学要稳住神，不要唐突，要保护自己，不能像其他班级那样，和当时的做法顶牛，被工作组抓住。事实上，我这样做以后，前一段很积极贴大字报的人，不慌不忙地应付各种会议，不再搞什么新的活动，起了保护自己的作用。有人说这是鬼道。不，它是我从书本上学到的在阶级斗争中，有时需要退却，不能只是一味地进攻。但是，当需要冲锋陷阵之时，就必须豁出去，不这样就不能在阶级斗争中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战友和同志。
事实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党委要对付我，只是难以下手，因为他们有言在先，7？16以前可以不计较，如果7？16后再有什么问题，就要新帐老帐一起算。对前一段我有了一个他们十分不满的交代，下一步我暂时不说什么。因此，工作组奈何不了我。省委工作组对我采取听听、看看、谈谈的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719，杨×在一次小会议上大讲：“大家一定要看到，我系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混水模鱼’，当前主要矛盾是对准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724，杨×又对他们信得过的党员说：“作为党员，我们要从整个战略布置来考虑，在同学中不要轻易贴出大字报，必须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系里对‘一小撮’有看法，揪出牛德林，还有没有别人？我想还是有的，至于哪些，靠群众揭发，先用小字报形式，分析研究，打得准，打得狠。”省委工作组派到我们班级的一位姓裴的同志第一次见面只是笑一笑，后来在走廊里又见过一次，我只是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我想，我在当时那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还没有被抛出来，除了我没有“现行”（7？16之后没辫子）之外，与这位老兄沉得住气也是分不开的。
7？16之后，省委又精心策划了718所谓文革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主管党群的省委书记李力安在会上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报告列了四个大讲：大讲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讲阶级斗争，大讲无产阶级专政，大讲党的领导。其中心是抓“右派”、“反革命”。这次参加大会的积极分子，不是通过群众直接选举出来的，而是由党团组织提名“选举”出来的，甚至把有些睡大觉、逛大街的人也莫名其妙地被推选为积极分子，以至于本人也说，“运动中我睡觉逛街了，根本不积极，怎么当代表？”为了掩人耳目，也不得不搞上几个在7？16前在运动中参加写大字报的人，但是却遭到这些人中一些人的坚决反对。我们班的情况也是如此。我对这次积极分子会议的提名采取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我推举了一名中间分子作代表，弄得系领导心里说不出话来。就是这样，自从7？16以后，我在班级里只参加了两三次会议，便不再参加班级的任何活动了。系里、班级里也不找我，我当然也不会去找他们。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政治运动的空闲”。这对工作组来说是看我如何表演，放长线，钓大鱼。“离党越远，离反革命越近”。这是后来一位同学向我转述的一位领导人关于我的谈话。这对我来说，获得了比那些跟他们开会的同学要有时间和自由得多了。这是文革斗争中所特有的相持和空隙。我已经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随时接受像牛德林那样的铺天盖地的揭批我的大字报。这使我有大量的时间，一是拼命重新学习研究已经学过的社论和有关毛主席的著作、讲话；二是找杨桂宾在学院门前的小树林里交谈。
7？16之后，哈院党委在省委工作组的扶持下，把文革的锋芒立即转向抓“混水摸鱼”的人，把一批在前一段给党委领导写大字报的师生打成“反革命”、“右派”。无数的师生被逼着写检讨，在会上作检查，一次两次不行，十次八次通不过。夜间不少师生伏案流着血泪写检讨，有的哭泣不能入睡，有的神经失常，白天夜黑喊着：我没有反党啊，还有人咬破指头写血书：“我不反党”，如此等等。一时间，整个学校沉寂了，学院没有揭批领导的大字报，只有广播喇叭不停地叫喊批牛德林等人的批判声。
哈师院的文革进入了与毛泽东预期相反的状态。
顺便说一下，当时院党委指令或默许保卫部门、政工部门到处搜集资料整人，人们三个人时不说真话，唯恐被人抓住辫子，抖落不清。我和杨桂宾只得背着人，每天躲到学院门前的小树林里谈话。
我和杨桂宾交谈的内容始终围饶着三个中心：一是7？16前我们究竟做的对不对？二是怎么看待目前的形势？三是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相聚一次，首先交换彼此听到的各种情况。通过交谈，我们取得了共识：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反修防修，起来揭发党委、党总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没有错。指导我们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衡量政治是非的标准是毛泽东思想。自6月1日以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都是号召我们起来揭发问题。《解放军报》6月6日的社论说得多好：“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不论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样的权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都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现在看，党委主要领导人在许多问题上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搞的是修正主义，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人，要求罢他的官，撤他的职是对的。不是我们错了，而是现在的省委错了，院党委错了，工作组错了；我们参加政治系工作组是政治系党总支在运动中领导不力，主要领导人在运动中通过群众揭发暴露了许许多多严重问题，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成立三结合工作组，也是对的。不是不要党的领导，恰恰相反，这样做是大大加强了党的领导。重复地说，在文革之前、之中、之后，在我们中国能够打人的武器，始终是反党的这根棍子。所以人们对这个问题最敏感。我们的神经也意识到：我们俩，一个是在部队入的党，一个是在社教中入的党。我们对党忠心耿耿，一片赤诚。正是这种精神，我们积极参加运动，错在哪里？牛德林和我们都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的革命派，何罪之有？我们联系社教中中央的两种不同的主张，认为目前这种在群众中抓所谓“混水摸鱼”的“反革命”、“右派”的做法是压制群众，扭转运动大方向，肯定不是毛主席的主张，我们应该向毛主席写信，反映我们的看法。天啦，一个个热情奔放，抱着对祖国的一片赤诚，满怀对中国共产党的崇信、热爱之情，一心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青年，因为平时读毛泽东的书，听毛泽东的话，运动中根据他的教导，按照中央报刊的倡导行事，却遭到他们原以为最心爱的党组织的蛮横无理指责和残酷打击，怎么能理解呢？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怎么能够平静，怎么不想念心中的偶象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心中，多少次地呼唤着毛泽东的名字。毛主席啊，你在哪里？那首想念毛泽东的歌，不知在我们中间唱了多少遍。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正在我们准备如何向毛主席写信的时候，8月初，从北京传来了小道消息：北京正在开中央全会，毛主席不同意派工作组，目前这种抓反革命抓右派的做法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俩听到这个消息，真是高兴极了。我们在小树林里互相拥抱，大声地呼喊：毛主席万岁！当时我们的心情的确是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渴盼中遇到了甘泉。
从7月下旬开始，我和杨桂宾还同胡云飞、任万新等老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三天两天，甚至一天几次，互相交换“情报”和看法，互相鼓励、互相支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的共运史课教师曹晰哲老师，她丈夫是新华社记者，经常把她丈夫的来信告诉我们。他说，革命造反好得很。对于压制学生的基层党组织、工作组就是要造他们的反，并且要一反到底。不这样，革命派就不能伸腰，文化大革命就不能进行到底。我们的接触面渐渐扩大，我们的来往活动也渐渐不回避一般人了，到其它学校打听，寻找革命知心。
就在这个时候，媒体连续报道毛泽东于7？16畅游长江的消息，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成为我们的战斗口号。
8月3日，我们又听到了北京传来的新消息：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中央领导讲话，否定了北京这个期间的做法。这期间因为还只是小道消息，许多人还不敢相信。但我和杨桂宾、魏醒学等人却深信不疑。这在当时被指责为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