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之路-第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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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无法跨越那条由俄国的历史和社会在他们和农民之间造成的鸿沟。小说的结局是震撼人心的，然而又是绝对真实的：农民们让政府抓走了那些想为他们的解放出力的知识青年，涅日达诺夫因精神崩溃而自杀身亡。
然而屠格涅夫再次创造了一个精神的依托：工厂经理索罗明。这是一个改革后出现的新人，他出身平民，思想进步，有强烈的进取精神，但又十分理智，认为“到民间去”运动根本不会成功，也不相信俄国就会发生革命。在他看来，俄国农民对知识分子鼓吹的革命非常冷淡，而要使他们觉醒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能通过涅日达诺夫这样的人所采取的办法来完成。他同情革命青年，但对他们的运动持观望态度。
索罗明这样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是屠格涅夫心目中的英雄和希望，而哈姆雷特式的涅日达诺夫只能以悲剧告终。这种描写实际上也是屠格涅夫对自我的批判和否定，因为他本人也多少是属于幻想型的理想主义者。对于自己作品中的哈姆雷特类型的人物，他总是像对待病友一样给予温柔的、诗意的爱，但这种爱没有妨碍他对他们的精神和行为作外科医生式的冷峻解剖，而他在很大程度上也把这视为是在解剖自己。
屠格涅夫的作品在当时风靡欧洲，他那以“诗意的现实主义”而闻名的风格赢得了许多欧洲人的仰慕和崇拜。在他的笔下，不仅自然景色诗意盎然，而且人物形象、特别是他们的内心世界也都充满着诗一般的情趣，屠格涅夫曾说，他只对人类面目的真实性感兴趣，而对一切超自然的东西漠不关心，对一切绝对化的东西和程式根本不信。他尊崇的信条是“艺术就是人加自然”，“应该把现实提到诗的高度”。现实主义和诗意的结合是屠格涅夫创作的特点。他的作品文字洗炼，但却充实而富有魅力。这位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以自己的杰作使人们如此直接和亲切地感受和理解19 世纪40—70 年代的俄罗斯生活，以至于最真实的历史著作恐怕也无法取得同样的效果。他的同时代人克鲁泡特金评论说：“在19世纪的小说家中，在艺术方面达到最高成就的，一定要算屠格涅夫了。他的散文在俄国人听来简直是音乐——而且和贝多芬的音乐同样感人很深。他的主要小说是《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与《处女地》，都能描写出1848年后急速而连续地进化的俄国知识阶级中主要的‘划时代的’人物之典型。这些人物的描写都充满着哲学的思想和人道主义的理解，而且还有一种在任何别的文学里找不出同类来的艺术的美。”
屠格涅夫常年旅居西欧，同西欧文学界保持着密切联系，对俄国与西欧的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50 年代回国的一段时间里，他曾用法国18 世纪喜剧作家马利沃的风格编写过一些剧本让剧团演出。在创作于这一时期的《罗亭》的主角罗亭身上，可以发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中的包法利的某些特征。60 一70 年代，屠格涅夫与法国文化界名流乔治·桑、福楼拜、龚古尔兄弟、阿尔封斯·都德、左拉、莫泊桑和圣—桑等人经常在一起聚会、交谈。他把杰出的女作家乔治·桑视为自己的师长，并通过她的关系与福楼拜结识。福楼拜经常把自己的新作念给这位“卓越的莫斯科人”听，征求他的意见，并为他那深刻而又明了的评论所折服。对艺术的追求和对平庸的厌恶使这两位伟大的作家结为知己。从1872 年起，福楼拜每月都要组织一次聚餐会，邀请屠格涅夫和法国文学界的精华出席，而屠格涅夫总能以富有魅力的言谈和渊博的知识迷住他的法国朋友。
就思想倾向而言，屠格涅夫是一个西方派分子，但他身上始终保持着俄罗斯人的气质。他并不是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者，相反，对当时俄国上流社会中盛行的世界主义倾向十分鄙薄。在《罗亭》中，他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表明了他对这种时尚的看法：“俄国可以没有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但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却不可以没有俄国。谁要以为可以，那他是可悲的。谁要真的不要俄国，那他是双倍可悲的！世界主义只是胡说，世界主义者等于零——不，比零更坏。离开了民族性，就没有艺术，没有真理，没有生命，什么都没有。”1883年9月3 日，屠格涅夫病逝于法国，他的遗体被运回俄国。法国的文学界朋友护送灵柩到车站。在彼得堡，成千上万的人迎送灵柩去墓地，葬礼的盛况是自普希金去世以来所没有过的。民意党人发表声明悼念这位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文豪。俄国所有监狱中的政治犯向这位“不朽的伟人”敬献了一个花圈。对于这一切，屠格涅夫是当之无愧的。
小说：探索人生与道德伦理主题
19 世纪80 年代，继屠格涅夫之后，又一位俄罗斯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征服了欧美。他那些关于人生目的、宗教和社会的阐述又使他成为一位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
托尔斯泰生于图拉附近的雅斯纳雅，波里雅那贵族庄园，16岁进入喀山大学，3 年后中断学业，经营庄园。1851 年去高加索从军，第二年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自传体中篇小说《童年》，从此步入文坛。
1864 年，托尔斯泰出版了4 卷本的选集，此时，他已发表了近20 篇中、短篇小说和特写，其中包括研究“心灵的辩证法”、探索人的内在实质、追求道德完善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和《青年》，反映高加索军旅生活的《袭击》、《伐木》等，以描绘战争条件下军人思想感情为特色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3 篇，反映农奴制农村生活的《一个地主的早晨》，以寻求道德理想为主题的《哥萨克》等。托尔斯泰把这些作品称为“试笔”，但它们已经使他置身于俄罗斯第一流作家之列，也已经表现出了他的风格和魅力：对生活的独特的洞察力，卓越的现实主义手法和贴切的心理描写。
到那时为止，对托尔斯泰产生重大影响的外国作家和作品有：歌德的《赫尔曼与窦绿苔》、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柏拉图的《斐多篇》和《宴话篇》、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莫里哀的喜剧《多才多貌》，以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1857 年和1860—1861 年，托尔斯泰曾两度游历欧洲。他考察了许多国家的正规和业余教育，并聘请一位德国青年数学家凯勒同他一起回故乡庄园从事教育工作。他在德累斯顿拜访了作家奥尔巴克，后者的作品和思想给他以深刻印象：“奥尔巴克是一个可爱的人，他给了我一线光明……他讲到基督教，正如讲到人类的精神一样，没有更高的东西了。”在布鲁塞尔，他会见了蒲鲁东。这次会见虽然没有对他的生活产生什么直接影响，但在他80 一90年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观点中可以看到蒲鲁东主义的痕迹。
60年代之初，正是俄罗斯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候，但托尔斯泰在行动上是置身于社会运动之外的。他当过一年的调停人，力图在地主和农民中进行公平的仲裁，但不能使任何一方满意。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雅斯纳雅·波里雅那和附近地方的农民孩子身上了。他不同情以赫尔岑、奥加略夫等人为代表的运动，至于原因，他在1892 年写的散文《第一步》中谈到了：“我认识奥加略夫和赫尔岑本人以及另外一些同一类型、受过同样教育的人物。所有这些人的生活中，言行不一非常显著。忠诚和热心向善，同时对私人的欲念不加检点。他们认为放荡的生活不足以阻止向善的生活，不足以毁坏善行或伟大的品行。他们把没有揉好的面粉放在冰冷的炉子里，认为会烤出面包来。于是时日流逝，他们开始注意到面包是烤不出来了——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弄不出结果来——他们从中发现了…一些特别悲惨的东西。”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关系也大致如此。他曾因为《现代人》撰稿而与他们接触，但没有友谊。当然，在内心，托尔斯泰是赞成改革的，他也完全同意进步的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解放农民，只是他认为俄罗斯最需要的而又最被忽略的是农村儿童的教育。从1863年起，托尔斯泰着手写作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这部巨著在1866—1869年间陆续完成、出版。
《战争与和平》是世界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的长篇小说之一。托尔斯泰以俄罗斯抵抗拿破仑侵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以高度现实主义的描写，把丰富的生活素材和众多人物编织成了一幅19 世纪初期俄国生活的历史图画。小说最基本的主题仍是托尔斯泰最感兴趣的道德问题：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生活的意义？小说中的主角，年轻的贵族安德烈·鲍尔康斯基一直在进行探索。他曾经想用死来解脱，但对娜塔莎的爱情使他振作；当爱情受到挫折、上流社会的生活使他窒息时，1812年的战争使他回到了生活中。同俄国士兵的接触使他了解了生命的意义，在身负重伤、濒临死亡的时候，他发现了生活的真谛，深信不仅要爱自己的朋友，也要爱自己的敌人。安德烈的精神发展之路反映了托尔斯泰本人对人生的探索和理解。
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冷静观察和细致剖析，使书中人物的灵魂赤裸裸地摆在读者面前，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效果。托尔斯泰对人的灵魂美寄予无限的希望。他对尼古拉·罗斯托夫和玛丽娅·鲍尔康斯卡娅这样平常无奇的人物表达了使人无法抗拒的同情；在描写娜塔莎和彼尔的迷失时也让人感觉到了他们的善良、热情和“金子般的心灵”；至于普拉东·卡拉塔耶夫，更是他心目中俄罗斯人民善良和完美品格的化身。与此相反，在海伦、阿纳托里、多罗霍夫这些人身上，人们看到的是虚伪、卑鄙和可耻，不能不产生强烈的厌恶。
如果说这部作品有什么疵点的话，那么如同托尔斯泰本人所说，除了太长之外，就是掺入了哲学论点的叙述。某些章节的议论过于冗长，影响了全书艺术上的协调。
70 年代，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托尔斯泰不能不注意到资本主义关系的迅速发展、贵族生活的急剧转变和青年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从1873 年到1877年，他用了近5 年时间完成了又一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小说以安娜和渥伦斯基、列文和吉蒂这两对情人的故事为主线，描绘了改革后的城市和资产阶级文化、保留着宗法制度的庄园生活、自由主义和地方自治运动等各种事物和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那些使作者激动和思考的当代问题。在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一如以往地表明了自己的道德和伦理观念。安娜和渥伦斯基无法解决内心的冲突，他们没有勇气同那个上流社会决裂，最终酿成了一幕人间悲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列文和吉蒂探索着自我的本质，尤其是列文，在同农民的接近和理解中，从宗法制的“农民的真理”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和内心的宁静。
在写作《安娜·卡列尼娜》的过程中，托尔斯泰的精神上经历着一场危机。1874—1878年之间，托尔斯泰苦苦地探索着人生目的。俄国生活的现实使他的内心不能平静。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导致人们道德堕落的灾难，但又对旧的贵族生活充满厌恶。他尊崇那些义无反顾的民粹派分子的真诚信仰，但不同意他们被迫使用的暴力手段。在1879年写成的《忏悔录》中，他谈到了当时的情况：“我有一些困惑的时刻。生活停顿下来，仿佛自己不知道该怎样生活，或该做些什么；我感到迷惘，不知所措，人也变得忧郁了。……后来这种困惑的时刻越来越多，……它们总是以这样的疑问句表现出来：这到底为了什么？这到底会达到什么结果？”“我觉得我所站立的土地塌下去了，我的脚底再没有什么了。我赖以生活的理由不再存在，我没有了可以让我活下去的理由。”由于对这个世界的人事已经淡漠，所以看这个生活毫无兴味。托尔斯泰开始转向宗教。他有规律地去教堂，早晚在书斋中做祷告，经常接近那些还保留着中世纪宗教传统的农民。他发现，劳动人民所具有的信仰给了他们生活的意义，他们在艰苦的劳动中度过一生，但对生活却很满足。“我学会了爱这些人民。我越了解他们的生活，我越爱他们，我的生活也过得越安闲舒适。……我们的圈子里，有钱的、有学问的人的生活，使我厌恶了，对我不再有意义了，而整个劳动人民，整个创造生活的人类，对我显示出了他们的生活本色。我明白了，这就是人生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