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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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太宗尊重他似乎是由于他的行政经验，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廉洁和耿直
的品质，虽然他的性格好斗，和同僚们的关系又不好。643年，在继位之争
的伦理危机之后，他又被任为宰相和太子（后来的高宗）少师。他担任这些
官职直到646年，当时他要求退休作和尚，公然和太宗发生口角，于是被外
放到地方。在整个太宗时期，他依然是一个有权势的人物，虽然在政治上常
常表现为消极的力量：一种不安定的因素，但又是一股其道德情操和刚正不
阿的品质是决不可等闲视之的势力。②
在太宗晚年，另外一些人物开始在朝廷显露头角。魏徵死后，他的体现
“帝王之心”的作用由褚遂良（596—658年）承担下来。褚遂良是南万人，
他父亲褚亮在陈、隋两朝作官；因介入流产的杨玄感叛乱而被贬谪到西北，
在那里他变节倒向叛乱者薛举一伙。619年薛举死后，他们父子投唐，褚亮
成了太宗个人文学馆里的成员。褚遂良是一个天才的学者、有名的书法家和
历史家。他在太宗朝历任秘书省的文学“清要”官职，如起居郎和谏议大夫。
他掌起居注时，以抵制太宗想影响起居注内容的企图而闻名。643年在继承
问题的争议上，他支持后来的高宗作太子，其后，他作了太子的师傅。他作
为皇帝的顾问，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对内主张温和政策，对外反对扩张政策。
647年，他当上宰相，在中书、门下两省享有高位。太宗临终时，他和长孙
无忌受太宗顾命。
在太宗晚年，褚遂良确是一个有力的人物。不幸的是，当他成为高官时，
太宗已不再听取道德说教了。但他无疑依然和皇帝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对皇帝
施加相当的影响；他在朝廷上有很高的个人威信，这种威信持续到高宗时期。
①
以上我们所说的人物虽然在高祖创业时期作过短暂的军事将领，但基本
上是文官政治家。太宗朝还有两个有影响的武官。
头一个是李靖（571—649年），他生于西北的京畿区，他祖父和父亲是
北魏和隋的地方官。他自己也在隋朝作官多年，是太宗最老的亲密伙伴。李
① 见H。J。韦克斯勒： 《天子的镜子：唐太宗朝廷中的魏徵》（纽黑文， 1974 年），第147 页。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71 第 2545—2562 页；《新唐书》，卷 97 第3867—3882 页；又见韦克斯勒前书。
② 传记载 《旧唐书》，卷 63 第 2398—2404 页；《新唐书》，卷 101 第 3949—3952 页。
① 传记载 《旧唐书》，卷80 第2729—2739 页；《新唐书》，卷105 第4024—40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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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在长安被唐军占领后投唐，在唐王朝初年曾统军平服中国南部的几个叛乱
政体。625至626年他和东突厥作战。太宗即位后，他历任朝廷各种高官，
但也被派出征，与薛延陀和东突厥作战。630至634年他出任宰相，代替杜
如晦而和房玄龄一起共管尚书省，所以对皇帝显然很有影响。他虽然在 634
年后期带着荣誉高级职位引退，但在次年他又统军成功地在库库淖尔地区（青
海）击败吐谷浑。以后的年代，他继续以一个有势力的人物影响着皇帝，直
到649年他去世时为止。②
另一个武将在朝廷起着双重作用的是更年轻的李世勣（594—669年）。
他出身于今山东省的一个地方官家庭，本姓徐，青年时期参加了翟让领导的
起义，在靠近洛阳的地区活动。后来在李密手下作军官，李密降唐后，受魏
徵的劝说归唐，这是 619年的事。在唐军平服河北和山东的战争中，他是一
员主要将领，仅次于李世民。高祖晚年，他在原来的唐军基地山西北部的太
原作军事长官，防御突厥。太宗非常相信他适于这个任务，他在太原这个重
镇任军事长官直到641年，并在629年至630年平服东突厥的战争和事后安
置突厥降民事务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太宗曾这样说过，李世之抗击突厥
“其为长城，岂不壮哉！”
641年，他任兵部尚书时被召回朝廷。同年，他一度率军远征薛延陀（见
下文），此后就在朝廷过安定生活。643年他作了宰相，直到太宗末年都留
在这个位置上。这一时期他多半外出征讨，一是在644年出征高丽，一是在
646年抗击薛延陀。虽然最后这几年他没有在朝廷，但依然是一个对朝廷政
治有影响的人物，因为他不仅是宰相，643年后还是太子詹事。太宗晚年对
①
李世应该继续忠于他 （太宗）的继承者一事非常关心。
李靖和李世是整个7世纪一直相当普遍的那种官员的代表人物，在内
是朝廷文官，在外是战场武将，如成语所说的“入相出将”那样。这些官员
提醒我们，新兴的唐朝统治集团也一样要出自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
领导者不仅需要成为干练的行政官员和学者，而且还要如皇帝本人那样娴于
武事。
② 传记载 《旧唐书》，卷67 第2475—2482 页；《新唐书》，卷93 第3811—3815 页。
① 传记载 《旧唐书》，卷67 第2483—2489 页；《新唐书》，卷93 第3817—38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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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地区性政治”
中国历史家传统地把太宗的统治时期描绘为一个理想的治世，其特色是
君臣间的鱼水关系和官僚机构中良好的团结精神。只在一次事件，即643年
的继位之争中确实表现出强烈的宗派现象。可是如所有的行政系统一样，太
宗的官僚机构也是容易出现紧张关系和内讧的。
关系紧张的根源之一，是被近代中国和日本学者所特别强调的统治阶级
①
内部的地方集团的对立。陈寅恪和谷霁光都过于重视唐代皇室疏远东北人特
别是疏远河北人一事。他们把这种疏远追溯到北魏分裂为北齐、北周的时候，
但是对此他们显然是夸大其词。河北确曾有好几年抗拒唐王朝的征服，几乎
可以肯定，唐王朝对中国人口最稠密的这一地区的地方领导是不放心的，因
②
为它阻止了太宗在那里多设折冲府。太宗自己对这个地区也了解得很清楚，
因为他曾负责平服河北，也不信任这里有叛乱可能的民众。此外，他的被杀
的兄弟建成和元吉的很多党羽都出身于东北地区。
但另一方面，太宗曾劝告高祖对这一地区莫为已甚。而且不管他们的怀
疑和表面上的态度如何，高祖和太宗都起用过很多东北家族的人作高官。即
使高祖在太原起义时的武臣幕僚中，也有四分之一的人出身于东部的河北和
③
河南两道。排他的东北贵族精英集团（山东四姓）的成员之一崔民干，作过
高祖的门下侍郎；看来这是特意在其他地区（其中包括东部平原）出身的人
与西北地区（关陇）出身的人之间搞平衡。还有，他为女儿择婿一事也可以
说明高祖对东北地区的人并无过甚的偏见。在他称帝之前，他的年长的女儿
们都嫁给了西北贵族成员，在这之后，他的两个幼女却嫁给了河东地区 （高
祖开始掌权的地区）一个最大家族的成员。④
在唐初的年代太宗在中国东部作战，并长期以洛阳为中心，他引用了很
多东北平原出身的人作幕僚。在626年玄武门之变以前，当高祖命他回洛阳
以便把他和他的弟兄们分开时，太子建成反对，理由是世民的党羽都是山东
①
人，一旦他被遣返洛阳就不会再回朝廷了。627年，魏徵被派往东北地区作
协调当地领导人和唐朝关系的工作。太宗即位后，继续从全国各地招用他的
高级官员，以防止任何一个地区集团控制主要的行政部门。②
太宗对社会地位优越的山东贵族门阀 （四姓）有众所周知的反感，但这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这种反感不是针对它们的籍贯——不管怎么说，这
样家族中的大多数已经逐渐形成一批京畿的社会精英——而是针对它们的自
高自大，排斥别人和自以为他们的氏族高于皇族等表现。没有确凿的事实说
明太宗对这个小小的——虽然是极有势力和影响的——集团的反感竟然发展
① 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伦敦，1955 年），第75—78 页；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重
庆，1944 年），第19 页以下；谷霁光：《安史乱前之河北道》，载《燕京学报》，19 （1936 年），第197—209
页。
② 见下文；杜洽：《唐代府兵考》，载《史学年报》，31 （1939 年），第142—158 页；菊池英夫：《关
于唐折冲府分布问题的一个解释》，载《东洋史研究》，27。2 （1968 年）。
③ 见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第114—115 页之表。
① 《资治通鉴》，卷191 第6004 页。
② H。J。韦克斯勒：《初唐政府中的宗派主义》，收于芮沃寿和崔瑞德合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 1973
年），第87—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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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针对以此地区为其传统势力基地的所有人们的程度。
最后，事实不仅清楚地表明，以前的西北贵族在太宗时代已经失去了他
们在朝廷的绝对优势，高级官僚来自全国各地；而且它还清楚地表明，高官
的籍贯和地区性集团在制定政策时都没有起重要作用。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的
尖锐对立都不是由于有关高官们的籍贯不同；的确，在某些与东部诸道有关
的问题上，东北部出身的大官的主张反而不利于他们的故乡。但也很显然，
太宗非常了解这种地区性集团的严重性。他委任高官的方式表现了对这个问
题的警觉；他似乎有意避免实行针对任何特定地区的政策。
但是，这种地区利益看来并没有给任何长久的政治分化提供基础，也没
③
有产生地区性派系。在太宗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任何政治问题曾把朝
廷分裂成长期的派系集团；相反，这时期的政治界线并不泾渭分明，政治上
的效忠很不固定，而且基本上是因人而异的。只是在643年随着继位问题产
生的尖锐分歧才使宗派主义表面化了。但即使如此，直到太宗晚年它依然是
一个比较小的问题，没有严重干扰政治的进程。
③ 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情况，见上引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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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策和改革
626年阴历八月九日太宗即位时，中国已经统一，新王朝的基本制度和
政策也已经确立和付诸实施。这位年轻皇帝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他父亲的成
就。在太宗在位的23年中，他对所继承的行政和立法结构进行了检验、改进
和使之合理化，同时制定了一些新政策以应付疆土日益扩大的帝国的急需。
行政的改革
到太宗即位时，国家的行政组织已失去平衡。高祖曾经大封皇室的大多
数成员和许多外戚以及那些曾支持他获得政权的人们。他还新设许多州县，
让那些曾帮助创建唐王朝的人们治理，作为犒赏。到626年他逊位时为止，
贵族数目激增，州县数已是隋朝的两倍多。
太宗有条不紊地力图限制这个官僚机器急速膨胀的形势。627年，他命
①
房玄龄裁减京师的文、武官员，因为“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在地方上，
太宗在位的头几年，以大规模合并州县的方法大力裁减行政分支机构。
通过高级的都督府 （设立于624年以取代总管府）管理地方行政，至少
理论上仍在继续。在639年，都督府的总数是43个，它们管理边疆地区和国
内的战略要地。总的说来，这些都督府管理全国358个州中的大约272个州；
这一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