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8-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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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章太炎自定年谱》可知，孙中山甚至厉声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黄兴为此大怒，发誓要脱离同盟会籍。这一点可以从宋教仁日记中得到证实。1907年2月28日，因孙中山在国旗方案上坚持己见，“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黄兴曾要怒而退会。宋在日记中说，黄兴突然告诉他要退出同盟会，断绝一切关系。宋认为其中不仅是因为国旗问题，“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盖□□［逸仙］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今既如是，则两者感情万难调和，且无益耳，遂不劝止之”〔51〕。
如果说宋教仁与黄兴更接近，那么让我们看看与孙中山更接近的胡汉民在自传中是怎么说的。当时，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认为井田是社会主义的象征，表示平均地权的意思。孙中山认为井字旗“既不美术，又嫌有复古思想”。黄兴力争不得，很不高兴，但他最终还是为顾全大局作了让步，并在写给胡汉民的信里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孙中山〕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
胡汉民接着说：“余当时乃只求革命，对于尝有为之流血之革命旗，则赞成用之。惟‘成功不居’之说，则余与精卫俱觉克强持义颇高，此意不因所争而废，盖余辈于时犹有书生之见也。因余与精卫力为克强解譬，克强后此亦不复言。”〔52〕
国旗之争悬而未决，但在以后黄兴亲自指挥的历次军事行动中，他都采用了孙中山所坚持的旗帜。这是辛亥革命以前孙、黄最大的一次分歧（民国成立后，1912年5月10日，经参议院议决五色旗为国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
“宋案”之后：法律解决还是武力解决？
李书城回忆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黄之间有分歧，孙中山认为袁世凯靠不住，要继续战斗，而黄兴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奉还汉族，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如果不然，他会是我们的敌人，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53〕。这一说法恐怕未必可靠，但从胡汉民的回忆来看，孙中山当时的认识与黄兴不会有多大的差异。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回国之初，他们在香港有过一番谈话。孙表示，袁世凯虽不可信，但利用他来推翻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廷，则胜于用兵十万。
孙中山的辞职让总统位于袁世凯固然有种种复杂的因素，包括党内外形势的交迫，但他本身确有借袁推倒清廷的考虑。黄兴身为军事首脑，由于军饷严重不足等原因，也主张借袁的力量完成共和革命。他曾写信给汪精卫、胡汉民：“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割腹以谢天下！”〔54〕由此看来，在对袁的问题上，孙、黄并无多少矛盾。
不过1913年“宋案”发生后，孙、黄之间确实有了分歧。孙中山后来回忆说，宋教仁死后第五天，他和黄兴等人一起讨论对策。黄兴说：“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黄兴认为国民党内掌握兵权的人（如广东陈炯明，湖南谭延辏В暇┑诎耸Φ氖β贸こ轮鳌⒊略Ｊ薄⑼跣㈢恰⒒柒龋┒疾豢洗耸背霰衷奥劢簧钤谑昵啊钡牟田筛欠炊远銎舅羌父龀嗍挚杖娜耸遣患檬碌模灾髡旁菔辈惶肝淞饩觯扇》墒侄危笳员酵ナ苌蟆４耸保虾７ㄍヒ严蛱锰霉褡芾矸⒊龃薄５牵菩巳衔笔惫嘶姑挥腥锨逶揽恼婷婺浚晕丛枪竦橙说恼纹绻ü山饩龅陌旆ò言鲜谝饽鄙彼谓倘实恼嫦啾┞冻隼矗构俗涠栽目捶ǎ蚱苹孟耄て鸸撸突嵝纬煞丛挠呗邸４釉甘顾奖本┢苹癜瞪被兀⑼ㄖ虾７ㄍゴ菩说桨咐纯矗鞘强只诺模矣云淙酥阑怪纹淙酥怼Ｓ谑牵菩松碚慌掠靶保阋闳幌蛏虾７ㄍケǖ健�
然而，孙中山还是主张用兵，一面派人到各地联络军人，一面派陈英士、戴天仇与黄兴辩论，结果，不欢而散。论私交，黄、宋更接近，他之所以持谨慎态度，是深知南方武力不足以抗衡袁氏，与袁世凯论法律虽然迂阔，但在当时仍不失为一条途径。最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黄兴万般无奈，仓促上路，亲往南京，要求孙中山在义旗初举时不要前往，等创下一个局面再去主持大局。因此，孙中山等此后一直责怪黄兴不死守南京，“贸然一走，三军无主”，才导致失败，否则以南京“帝王之都，龙蟠虎踞”，如果“效死以守”，大江以北决不会“闻风瓦解”〔55〕。而黄兴当时的看法不一样，他在7月26日发表的声明中表示：“我如奋斗到底，将使大好河山遭受破坏，即获胜利，全国亦将糜烂，且有被列强瓜分之虞。……［此次讨袁］真相已被御用报纸加以掩盖，而我方目的，亦横被歪曲，传诸外国人士。”〔56〕以后他旧事重提，在1915年2月25日和陈炯明等联名发表的通电中也说：“当举事时，成败利钝，已能前睹。一击不中，即复戢兵，诚不欲以骤难克敌之师，重生灵涂炭之祸。”尽管其时“可战之卒，尚复累万；可据之地，何止一省？”但他“不肯负固以困民生”，宁愿背负战败的罪名〔57〕。
7月31日，袁世凯勒令北京国民党本部将黄兴、陈其美等“一律除名”，并悬赏十万元，比昔日清廷的赏金高出了许多。8月4日，香港总督宣布，孙、黄等永远不准到港。在自己创立的民国，孙、黄等成了通缉犯，再度踏上流亡之途，其心情可以想见。当年8月，黄兴黯然写下“东南半壁锁吴中，顿失咽喉罪在躬”等诗句。国民党内对于“二次革命”本来就意见纷纭，包括蔡元培、汪精卫、陈陶怡等都持稳健、冷静态度。陈陶怡还力劝黄兴不要开战，“又传精卫在沪，不以孙、黄办法为然。孑民则演说国民党自革命至南北统一时为进取时代，自此以至于今为保守时代，以中国之革命，乃系新旧合同之革命也。又谓作事不可违反多数国民心理，多数国民既不愿用武力，则决不可用武力”。尽管汪精卫在巴黎也极为愤慨，认为“宋案”必系当局指使〔58〕。8月27日，黄兴终于抵达流亡多年的东京，而孙中山已先他到达。并肩战斗了八年的孙、黄在流徙中重逢，检讨失败的根由，意见再度不一。章士钊回忆道，“克强求自杀不获”，在日本人掩护下可到日本。“共和昙花一现，重履亡命之途，浑沌穷奇，亦何所谓！顾克强精神抖擞，仍复计划多端，期于振刷。……时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由于党员不听命令，意指克强，刻责无已。而克强温温自克，不一校也。”〔59〕追随黄兴多年的石陶钧回忆说：“黄到南京，明知无成，却为孙、黄关系的内幕，不能不借此解嘲。八月，我们先后亡命到了倭地东京。黄兴约我进［晋］见中山先生，大被痛骂。其后，孙、黄裂痕显然。”〔60〕9月17日，日本志士宫崎滔天访问黄兴，“以后几乎连日往访孙、黄，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61〕。
不入中华革命党：“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
孙中山把这次失败原因归结于党员不听话，特别是黄兴不听话，要另组秘密的中华革命党，以服从他为第一要旨，在孙手订的入党誓约中有“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样的内容，并要在上面加印右手中指的指模。因为党章第十条规定，“凡党员有叛党行为，除处罚本人之外，介绍人应负过失之责”，第十一至十四条进一步规定，按照入党时间先后把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在革命成功以后分别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元勋公民享有一切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利，有功公民享有选举、被选举的权利，先进公民则仅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
孙中山曾多次希望黄兴担任中华革命党协理，这个章程上的位置也一直空位以待，但他坚决拒绝了。在黄兴看来，“无论维持国民党的名义或者另组新党，领袖非孙先生莫属。但是硬要在誓约上写明，这无异于服从一个人帮助一个人搞革命；硬要在誓约上打指印，这等于犯罪的人写供词一样，两者都违背平等自由精神。至于党员入党之后，都是共患难同生死的革命同志，应该一律看待，而不应有‘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之分，更不应以所谓‘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享有权利不同相号召”〔62〕。说白了就是“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
对此，孙中山的回答是：“要知道过去革命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就是不肯服从一个领袖的命令。我们现在要做革命能够成功，以后党内的一举一动，就要领袖来指导，由全体党员去服从。至于哪一个人来做领袖，这是没有关系的。假使你黄先生愿意当领袖，我们就可以在誓约内写明‘附从黄先生’，我当然也填誓约来服从你的。如果你不愿意当领袖，就由我来当领袖，那么你就应该服从我。至于誓约上要打指模，完全是表示加入革命的决心，决不是含侮辱的意思。”〔63〕
即使在孙、黄出现严重分歧的情况下，1914年3月24日，黄兴还是应胡汉民等之托写信给章士钊，请章来主编中华革命党的机关刊物《民国》杂志：“弟思袁氏作恶已极，必不能久于其位，兄能于此刻出为收拾人心之举，亦不为早。”〔64〕但章没有接受，而是另办了著名的《甲寅》杂志〔65〕。5月29日，黄兴在给刘承烈的回信中透露了心曲：“党事弟久灰心。近来尤极其诡谲之态。”〔66〕也就是这一天，孙中山来信，历数对黄兴的种种不满：“宋案发生之后，彼此主张已极端冲突。第二次失败后，兄仍不能见及弟所主张是合，兄所主张是错。……及今图第三次，弟欲负完全责任，愿附从者，必当纯然听弟之号令。今兄主张仍与弟不同，则不入会者宜也。此弟所以敬佩而满足者也。弟有所求于兄者，则望兄让我干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为期，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如弟幸而成功，则请兄出而任政治之事。此时弟决意一到战场，一遂生平之志，以试生平所学。……弟所望党人者，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因第二次之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所以，今后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
6月初，黄兴给孙中山回信，不同意孙的指责，并披肝沥胆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宋案发生以来，弟即主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先生由日归来，极为反对。”即便以用兵而论，最初两人曾分别致电广东、湖南二省都督，对方复电都说不可。至于以身代孙去南京，“实重爱先生，欲留先生以任大事。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先生之责，固所宜然”。
但弟自抵日以来，外察国势，内顾党情，鉴失败之主因，思方来之艰巨，以为此次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试翻中外之历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义不伸者，是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今吾党既握有此胜算，若从根本上做去，本吾党素来所抱之主义发挥而光大之，不为小暴动以求急功，不作不近情言以骇流俗，披心剖腹，将前之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尽披露于国民之前，庶吾党之信用渐次可以恢复。又宜宽宏其量，受壤纳流，使异党之有爱国心者有所归向。夫然后合吾党坚毅不拔之士，学识优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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