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8-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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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冬天，黄兴就《民报》在东京秘密续刊之事连续两次致函巴黎《新世纪》杂志：“章太炎此次发布伪《民报》检举状，乃受陶成章运动（陶因在南洋欲个人筹款不成，遂迁怒中山，运动在南洋之为教员者，连词攻击之。陶归东京后，极力排击，欲自为同盟会总理，故谓《民报》续出，则中山之信用不减，而章太炎又失其总编辑权，无以施其攻击个人之故智，遂为陶所动），遂有此丧心病狂之举。已于二十六号中登有广告，想同人阅之，皆晓然于太炎人格之卑劣，无俟辩论也。”“昨邮上一函，内附呈二十五号《民报》之提单一纸，乞再为查收为幸。此期内有辨正章炳麟之伪《民报》检举状之告白，若能转登于《新世纪》，更加以辟词，同人等尤为盼切。”〔29〕
胡汉民认为黄兴极力为孙中山辩护，维护其领袖地位，而不是乘机取而代之，“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但这件事在孙中山心头还是留下了浓重的阴影。章太炎的《伪民报检举状》虽不可全信，但也值得深思：“试观黄兴，非与孙文死生共济者耶？而以争权怀恨，外好内猜；精卫演说，至以杨秀清相拟。”汪精卫是孙中山的亲信，他将黄兴与太平天国企图架空洪秀全、野心勃勃的东王杨秀清相比，恐怕不是无缘无故的。毕竟黄兴在同盟会中的威信太高了。但毫无疑问孙中山需要黄兴的臂助，没有这样一个革命的实行家，他的理想再高远也难以落到实处。黄花岗起义失败后，1911年5月4日，孙中山在美国接到胡汉民复电，得知黄兴等安全脱险到达香港，就欣然表示：“天下事尚可为也！”〔30〕当黄兴一度致力于暗杀行动，决心以一死拼李准，以谢海外侨胞，维护革命党人的信誉时，孙中山等无不忧心忡忡，函电交驰，极力劝阻。最后黄兴才放弃个人暗杀的念头，组织了“东方暗杀团”。8月31日，孙中山在写给吴稚晖的信中说：“盖黄君一身为同志之所望，亦革命成败之关键也。彼之职务，盖可为更大之事业，则以个人主义事（指暗杀）非彼所宜为也。……今彼欲组织四队，按次进行，大为同志所赞成。”〔31〕所以，外界猜测孙、黄“相仇”并不符合事实。梁启超在1911年10月写给徐勤的长信中就提及：“孙、黄不睦久矣，黄剽悍实行，而孙巧滑卷望，黄党极恨之。去年曾决议除孙名，赖有刘揆一者，谓方当患难之时，不宜内讧，授人口实，仅乃无事。今日彼此互相利用，而实有相仇之心。”〔32〕
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几次“倒孙”风波中，假如不是黄兴坚定地拒绝取而代之，自为同盟会总理，他扮演革命主角的机会是一直存在的。他身上的这种配角意识，放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也是罕见的，因为配角意识无疑是一种极为可贵的民主意识，其中处处闪现出黄兴的伟岸人格。
得知孙中山即将回国消息，不到南京就职：“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
武昌起义突然爆发后，等黄兴赶到上海时黎元洪早已被推出。宋教仁力劝黄兴不要去武汉，到南京去另开新局面，他没有接受。上海光复之后，张謇等推庄蕴宽到武汉，请黄兴去上海主持大局，统率江、浙军队攻克南京，组织全国军政统一机构。黄兴的回答是：“全国军政统一机构是愈早组织愈好，但不必要我担任领导人。”〔33〕（廖宇春日记中讲到，顾忠琛对他说，黄兴曾言“前次各省推举某为临时总统，某所以坚辞不受者，正虚此席以待项城耳”。黄兴在写给汪精卫的信中也表示，只要袁世凯能推倒清廷、赞同共和，他愿意推袁）〔34〕
1911年12月4日，独立各省留在上海的代表开会选举大元帅、副元帅，黄兴得十六票，当选为大元帅，黎得十五票，为副，并议决以大元帅主持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35〕。留在武汉的代表认为，留沪代表只是一个通信机关，没有选举职能，不予承认，要求黎元洪通电撤消。第二天，黄兴也在江苏教育总会举行的各界欢迎大会上致辞，表示自己愿意带兵北伐，至于组织政府，孙中山将要回国，可担当此任。有人发言说：“孙君诚为数十年来热心革命之大伟人，然对外非常紧急，若无临时政府，一切交涉事宜，俱形棘手。况大元帅为一时权宜之计，将来中华底定，自当由全国公选大总统，是故某以为黄大元帅于此时实不必多为推让。于是黄大元帅乃允暂时勉任。”这是上海《民立报》1911年12月6日的报道，应是可信的。不料当天黎元洪通电反对公举黄兴为大元帅，说什么“情节甚为支离，如确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消”〔36〕。
南京攻克之后，局势大变，从12月11日到14日，各省代表齐集南京，连日开会，决定16日选举临时总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15日浙江代表陈毅从湖北带来了清廷议和代表唐绍仪向黎元洪透露的消息（袁世凯有赞成共和的意思），于是又决定缓举临时总统，甚至不惜修改既定的选举法（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增加“大总统选举前其职权由大元帅任之”一条），宣布承认当初认为“不合法”的选举（即上海选出的元帅、副元帅）。本来对于这事，一会儿认为手续不妥，要予以撤消，一会儿又承认了，而驻扎南京的苏、浙军人挟攻克金陵的余威，声言不愿隶属于“汉阳败将”之下，因此又有了元帅、副元帅倒置之议〔37〕。12月17日，正好黄兴来电力辞大元帅，并主推黎，结果以黎为正，黄为副，黎驻武昌，由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他仍力辞。但军队从镇江排队到下关，人民也沿途准备鞭炮，欢迎他到南京就职，江浙联军还推出林述庆等代表到上海敦请。一连三天，他都不肯。各方以军务紧急督责，他架不住再三劝驾，不得已才准备去南京就职，并通过张謇向上海日商三井洋行借款三十万元作为到南京后的军政费开支（12月23日，《民立报》报道，此前一天12月22日他已答应，准备就绪即去南京）。12月23日，即就在启程前的晚上，黄兴忽然对李书城说，明天不去南京了。李问何故？他说：“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启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为鉴戒。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38〕谭人凤也说，当时集中在南京的各省代表急于组织临时政府，拟推举黄兴为临时总统，但黄兴知孙中山将至，“亦意存推让”〔39〕。邹鲁《回顾录》说，当年率广东北伐军前队进入南京时，只见沿街悬旗，老幼拍手欢迎，他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这是黄兴原定入南京就任副元帅代理大元帅的日子，南京百姓误把骑在马上的青年邹鲁当成了黄兴。
劝说同志：“不要抱怨孙先生向外国借款不成功”
作为革命先行者、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在国内不是毫无影响的。辛亥革命发生后，《民立报》曾先后披露扬州有人冒充孙中山之侄以劫掠财物、江西有人假托孙中山授权以夺取都督之位等消息。马君武在1911年11月24日发表的评论中感叹：“呜呼！孙文，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40〕《纽约时报》在1911年10月13日也即武昌起事三天前刊出的报道中就说：“如不发生意外，著名的流亡革命家、反清革命领袖孙中山可能被推选为民国总统。”〔41〕接着，10月14日又对孙中山在海外的筹款活动、政治观点等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还刊登了孙中山的画像。但是无论如何，假如不是黄兴自居配角，假如没有黄兴他们的努力，远在美国的孙中山对国内的影响确实是有限的。1911年12月20日，马君武在《民立报》发表社论《记孙文之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盛赞其“热忱、忍耐、博学、远谋、至诚、勇敢及爱国心”，“孙君之真价值如此。日人宫崎至谓其为亚洲第一人杰。而尚有狭小嫌宿怨以肆诬谤者，其人必脑筋有异状，可入疯人院。……今见反对孙君之人，大肆旗鼓，煽惑军队，此事与革命前途关系至大”〔42〕。其中可以看出当时反对孙中山的声音之强烈。
袁世凯的密使蔡廷干在武昌时曾问孙中山在这场革命中起了什么作用，“人们告诉他，孙中山在起义中没有起任何作用，起义纯粹是军事行动。与蔡廷干会见的革命者以几分轻蔑谈到他不过是一个革命的吹鼓手，没有参加过任何实际行动，为了保住性命总是躲到一边。”这是他1911年11月16日对莫里循说的〔43〕。黎元洪对英国《大陆报》记者谈及孙中山时也是用藐视的口吻。黎认为孙中山是个“空想家”。莫里循记录了他在1913年7月的一番话：“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模糊印象外，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人……孙逸仙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44〕
正是黄兴极力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处处为他设想，孙才顺利地当选为临时大总统。胡汉民说，章太炎曾倡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同志多病其妄。……然终以党人故，克强不敢夺首领之地位，遁初始欲戴为总统，己为总理，至是亦不得不服从党议，然仍主张内阁制”〔45〕。所谓黄兴“夺首领之地位”这一说法其实是没有依据的，在孙中山回国之前黄兴拒绝任何职务、等待孙的回来是事实。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四天后各省代表选举他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时在上海和南京方面的同志对于获得外国政府的承认和借款本抱有极大的希望，但结果都成泡影，因而他们对孙先生多不谅解，说孙先生只是‘放大炮’。但黄先生向他们作了如下一番解释，大意是说：孙先生在国外的友人大多都是在野的政治家，还未取得政权。他们可能与执政的人有些联系，可以向执政者建议给中国革命党人以帮助，但欧美的当权派要借款给中国，首先考虑的是在借款条件上能否在中国攫取特殊的利益，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帮助中国进步党派，促使中国走上进步道路。例如我们曾向日本要求借款，它就要我们把汉冶萍公司同它合办，我们不应允，它就不借款给我们。孙先生当然不会拿我们国家主权去换取外国借款的。我们对孙先生应该有此认识，不要抱怨孙先生向外国借款不成功〔46〕。经过黄兴的解释，人们对孙中山的责难才渐渐平息了（莫理循在1912年1月5日写的信中说：“孙中山迄今给人们良好的印象。人们认为孙中山随身携带巨额的外币，因此对他有好印象，但印象好到底多少是由于所传他带来巨款却很难说。据我了解，实际上他什么钱都没有带来。一旦此事为人所知，人们很可能会对他产生反感。”〔47〕）。
孙中山就职后，一扫几千年中国官场积习，废除繁文缛节，无论官阶大小都穿同样的制服，这种服装以后被称为“中山装”。他本人生活简单朴素，非常平民化，经常书写“自由”、“平等”、“博爱”等横幅送人，以自己的行动，在南京开创了新时代的风气。黄兴对孙中山的这种作风极为钦佩，“常常向人称赞不已”〔48〕。
三、孙、黄分歧
国旗之争：青天白日旗还是井字旗？
据邓家彦回忆，自同盟会成立后，“克强先生对于总理，必恭必敬，可谓‘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49〕。黄兴尊重孙中山的领导，甘当配角，并不意味着他对孙中山的观点都是没有保留地附和、赞同，更不表明他们之间就没有分歧，比如他们在国旗问题上早就发生过一次尖锐的冲突。
1906年冬天，同盟会集会讨论革命方略，并讨论了未来中华民国的国旗，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认为这是牺牲的战友陆皓东设计的，兴中会诸烈士和惠州起义都有人为此流血，不可不留作纪念。黄兴对此持异议，他认为此种设计不但形式不美，而且与日本的太阳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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