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庆422天的痕迹-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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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张狂，是对往昔自我生活状况的一种近乎变态的报复；她的标榜，是内心深处自卑感念的一种折射。她的放言狂悖，极度自尊，恰恰是自卑的暴露。是的，在刘晓庆内心的深处，潜伏着淡淡的、挥之不去的自卑。惟其淡淡，才可能久远，伴随她半生坎坷的脚步，延续至今。幼年时父母离异的不幸遭际、心比天高却不得不挖地耕田的困顿、初涉影事被人当众评头论足的尴尬，都是产生自卑感念的根源。她害怕这种自卑，不敢承认这种自卑，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张狂无度的刘晓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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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名之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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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庆为什么“屹立不倒”，为什么“常说常新”，我们以为很大成分上是她的个性使然，当然也有她在其他领域既创新又闯祸的因素在。可以说，确定了走“性格演员”的路，是刘晓庆演艺生涯的重要里程碑。尽管个性的演出同时也为她招来了非议、谩骂和谴责，但她真正得到的，是对她极富特色的表演的啧啧赞叹，是在观众、电影界越来越高的知名度，以及一个又一个令她身价倍增的名誉头衔。
无论如何，刘晓庆是名人、还是个不安分的、喜欢表现自己张扬个性的名人，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这个“喜欢张扬”是否含有不计内容的成分呢？只要有“刘晓庆”三个字，只要公众的眼球不断被“刘晓庆”三个字吸引着冲击着，你骂也好，捧也好，都是在宣传我的存在。笑骂任由笑骂，我自走我的路。有人说刘晓庆故意借媒体炒作自己，就算这是真的，就算刘晓庆心里就是这样“设计”的，你又能怎样？炒作刘晓庆的是媒体，不是刘晓庆本人。你媒体把人家炒作一番，还反过头来说刘晓庆在“借媒体炒作”，这不是自己承认被刘晓庆利用、被刘晓庆玩弄于股掌之上了吗？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无论好名恶名，身前身后名，刘晓庆要“名”做什么？何况这个“名”是可以凭空“要”就能得来的吗？一切拜媒体所赐、公众所赐，刘晓庆应该额手称谢，公众和媒体应该深深反思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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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牵往事堪回首，风霜刀剑等闲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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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名人，尤其是刘晓庆这样喜欢张扬口没遮拦的名人，她的家事几乎世人皆知。但是在此，我们也有必要简约地记录一下她的身世。这对我们全面地了解刘晓庆是大有裨益的。％％％丑小鸭的经历和“生父之谜”造成的心理磨难，困扰着幼年的刘晓庆，铸就了她倔强不屈、桀骜不驯、你禁我行的反叛性格。
像所有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人一样，刘晓庆的童年是幸福的。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刘晓庆出生时，迎接这个新生命的只有她的母亲刘慧华——父亲在她出生之前就和母亲离婚了。至于母亲与生父当年如何相爱又如何分手，刘晓庆至今不清楚；只知道亲生父亲离开时，母亲正怀着孕。这是刘晓庆长大之后在很长时间里都无法原谅生父的重要原因。多数人出生时有父母的呵护，她却只能面对孤苦伶仃的妈妈。多数人拥有的她都没有，这就酿成了她“人所具有的，我都要有”这种要强性格的补偿性心理因素。
刘晓庆3岁那年，母亲与继父冉昌儒结婚，刘晓庆从此有了这位和她相伴近半个世纪的父亲。但是这些情况刘晓庆当时一无所知，继父对刘晓庆视如己出，童年和幼年的她，一直像所有的孩子一样，很幸福地生活在完整的父爱和母爱之中，直到14岁入团填表时才知道“父亲”和她没有血缘关系。
这突如其来的亲情变故，让刘晓庆一下子对自己的身世充满了疑惑。刘晓庆长大以后听母亲说起过生父的“冷酷无情”：自己1岁的时候得了肺结核，这个当时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病险些要了她的命。母亲为给她治病到处奔波，每天从牙缝里挤出钱买药。现在只值几毛钱的肺结核药“雷米封”，那时要几十块。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得到过生父的一分钱，甚至连只言片语的关心问候也没有。这样的经历在刘晓庆心中投下了很深的阴影，对生父与母亲的离异（刘晓庆认为那是抛弃），她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不肯原谅。可以说，她和母亲对生父都非常痛恨。但在刘晓庆的心底，却始终有一个强烈的欲望—弄清楚自己的生父是怎样一个人。她几次问母亲，可是母亲怎么也不肯告诉她，只是一味地告诉她眼前这位就是她的亲生父亲，她只有一个父亲。
刘晓庆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更是一个性情中人，“生父情结”一直深深地萦绕在她的心头。她在《我的路》中写道：“我不要见他，永不要见。他也许到现在也不知道我是母亲的孩子。就是现在站在我面前，我也不认他。”“他在欢乐的时候有了我，留给母亲重重艰辛。他对于我们没有履行过父亲的责任，没有任何养育之恩。”
话是这么说，但亲情和血缘是割舍不开的。对生父的痛恨和思念几乎同时出现，又同时煎熬着她的心。
《我的路》发表后，听说大明星刘晓庆还没见过生父的面，于是就有很多人上门来认女儿。北影的门卫见多了这样的人，来一个便赶一个。后来，刘晓庆带着电影《太监李莲英》参加西柏林的一个电影节，有一个年轻人找到姜文，自称是刘晓庆同父异母的弟弟，当时在西德留学。小伙子自称是受父亲之托来认这个姐姐的。因为他说出来的事挺靠谱，尤其是刘晓庆和她母亲的生辰八字之类都说得清清楚楚，刘晓庆便见了他一面。回国后，刘晓庆又见到了生父—一个来自山西的退休老人。当时生父已在山西退休，退休前是一名修铁路的工程师。生父在山西成家后，又有了4个儿子和1个女儿。
刘晓庆生父的详细情况没人知道，但是母亲刘慧华的经历却令人心生敬意。那年在全国政协开会时，沈醉（前国民党特务头子）告诉了刘晓庆一个秘密：“如果我当年下手快，早点抓了刘慧华，今天就没有你刘晓庆了。”原来，刘晓庆的母亲刘慧华、舅舅刘渝民当年都是中共重庆地下党的党员，舅舅是区委书记，母亲跑交通，兄妹两人都在沈醉的黑名单上。而继父冉昌儒那时是川东地下党党员，他的领导人就是那位著名的“双枪老太婆”。当时冉昌儒在华蓥山一带活动，公开身份是个有钱的医学院学生，没有暴露真实身份。
解放以后，刘慧华、冉昌儒选择了搞专业，在成都体院附中当了正、副校长。两人在业务上是好搭档，终于在生活中走到了一起。第二年，刘晓庆有了妹妹晓红。
当一个花季少女骤然知道自己的父亲竟是继父时，那种心灵的震撼与冲击究竟有多么强烈，恐怕只有刘晓庆自己能说得清楚。这件事在刘晓庆心中投下的是阴霾还是阳光，也只有通过她成为公众人物之后的种种表现来诠释了。
幼年的刘晓庆并不好看，黑黑瘦瘦的。邻居们看到晓庆长成这样，都对母亲说：“还不赶紧给你女儿剃头呀，将来长大了嫁不出去她要怪你的。”母亲听从邻居和同事的劝告，咬咬牙拿起剪刀，在晓庆头上来了一个斩草除根。而不明就里的刘晓庆最怕的就是剃头。别的小孩子一头秀发，她们不剃，为什么我要剃？因此，每次剃头时她都像是赴刑场，捂着脑袋拚命地哭喊、反抗，一副留发不留头的气势。每逢这个时候，只有外婆有办法，因为外婆会讲故事。她和颜悦色地对晓庆说：“剃了头好，你不是要当花木兰吗？花木兰小时候就剃光头。”
外婆这一招很灵，一提到当花木兰，刘晓庆的哭声便戛然而止，乖乖地坐在椅子上，任凭母亲大刀阔斧，一直坚持到最后成为小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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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牵往事堪回首，风霜刀剑等闲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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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庆每次捂着光头走出屋子，总会有人投来惊异的目光。尤其是一些小伙伴，跟在她后边又喊又叫又跳，拿她的秃头开心。
成了小秃子的刘晓庆，决不愿意成为同伙欺负的对象，为此她便要处处显露出与一般的小孩子不同，让同伴们对她刮目相看。
久而久之，她成了一个处处“反潮流”，时时想造反，使父母十分头痛的“屡教不改的坏孩子”。
那是她的思维方式，似乎凡是大人反对的她就想拥护，凡是大人拥护的她就想反对，越是禁止她做的事情她越是要去试一试。这样的思维方式，恐怕就是她反叛精神的初萌。
母亲告诉她，在床上玩玩具的时候，不要把玩具掉到地下。她等母亲一转脸，便把所有的玩具都往床外一推，统统弄到地下。继父告诉她，蓖麻籽不能吃。她等继父不在时，便跑去摘蓖麻籽，拿了当花生米似的往嘴里塞，结果吃下后又吐又拉，险些中毒。在她家旁边有一个菜园子，里边种了许多萝卜，外婆叫她不要随便到园子里去玩。可这话好像提醒了她似的，等外婆一转身她便钻了进去，连挖带拔，糟蹋了好多萝卜，被人家“人赃俱获”……
刘晓庆的父母对孩子管教甚严。对所有的课文，父母都要求她倒背如流。有一次让她背一篇课文《灌木》，文章枯燥无味。她被逼着站在桌子面前，背呀背呀，上下眼皮直打架，怎么也背不下来。但母亲拿着家伙站在旁边，一点也不可怜她。直到半夜，好歹总算把它背下来了，母亲才允许她去睡觉。朦胧之中她听到父母在商量，如果她不听话用什么东西打她比较好，做到既不伤皮肉又要让她觉得痛。刘晓庆听到这里气坏了，睡意全无，抓过母亲的枕头，先在心里喊了一句“打倒妈妈！”然后狠狠地在妈妈的枕头上吐了好几下口水。
苦难是人生的老师。虽然“丑小鸭”的经历和不知生父是谁的孤独使刘晓庆从小有了一份抹不去的自卑，但谁也不能否认，正是这种心理上的磨难，铸就了她倔强不屈、桀骜不驯、你禁我行的反叛性格。
离婚风波和《我的路》的发表，使刘晓庆迅速从一个知名影星变成炙手可热的公众人物，变成千夫所指的“坏女人”，这种遭际使她的反叛精神愈发昂扬。
20世纪70年代末，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代，“真理标准大讨论”使得中国可以摆脱束缚轻装上阵进行改革开放，向世界打开国门，令社会全方位转型，上至政治经济文化，下至衣着言谈举止。经济的发展、国门的骤开、社会的转型给中国人展示了一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新世界。
刘晓庆第一次婚姻的年代，结婚必须经过双方单位的组织调查予以批准后才被认为是合法的。那时候，个人的一切都属于单位，组织的认可大于法律的认定。结婚既然如此，组织对离婚的干预便势所必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已经成为公众人物的刘晓庆，居然敢于旗帜鲜明地抛弃己所不爱，大胆追求己之所爱，是要有相当勇气的。当第二次婚姻开始直至最终结束之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条件及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道德价值体系，世界上的各种文化也随着日益发达的大众传媒入侵和渗透，使得刘晓庆的个人问题再次被社会化。而大众对离婚的逐渐认同和干涉力量的步步弱化，使刘晓庆的婚姻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标本。
刘晓庆是一个个性鲜明、敢做敢为的演员，她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同时也是最令一些人反感的就是一个字：狂。里里外外都透出一股“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圣人之言”的狂劲儿来。刘晓庆的从影之路，起步并延展于中国社会从苦难多乱走向大治的新旧嬗变时期。然而，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不可能取代年深日久的封建伦理文化对小农意识和市民情调的广泛渗透。好他人隐私之奇，在一个精神和物质双重贫困的国度里，几乎是绝大多数国民的普遍嗜好。而刘晓庆生性不羁，露面银幕不久又闹出了家庭婚变，这自然会成为众口啧啧的谈资。中国人一向讲究温良恭俭让，却对“枪打出头鸟”之道无师自通，突然间看到一个本应该“令仪令色，小心翼翼”的女子竟然如此这般毫无遮拦，不加收敛，不知天高地厚，当然要始而反感，继而群起攻之了。
刘晓庆是这样解释自己引发物议的原因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当然也绝不例外。由于各人的性格各异，每个人的缺点也不相同。我桀骜不驯，不合潮流，不是个惟命是从的‘乖孩子’，不思悔改，招来众多人的非议是自然的，在中国，甚至可以说是正常的。”
这的确是客观之言——个人性格与传统观念相悖，招致非议是“自然的”而且是“正常的”。
她的这种剖析很快就得到了验证：当年由于电影《瞧这一家子》《神秘的大佛》招致无数非议和谣言的刘晓庆，又因为主演的电影《原野》在国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