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卫军档案-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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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布尔格啤酒馆的大厅门外等着他的队伍。他的怀表指向20：30。他合上怀表，喝光杯子里的最后一口酒，以戏剧性的动作将杯子摔向墙，从裤袋里拔出勃朗宁手枪，打开弹簧门，带领着他的手下冲了进去。他的身旁除了戈林还有突击队的学生领袖鲁道夫？霍斯，周围是挺进队的人马。希特勒跳上一张椅子，冲天花板开了一枪，又踩着一张桌子爬到台子上，喊道：“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接下来他声音尖细地说：“这座大厅被600名全副武装者占领了，任何人不得离开大厅。巴伐利亚政府被推翻了，将组建一个临时国家政府。”
与此同时，另一位民族革命者在狮子啤酒馆召集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上尉恩斯特…罗姆用充满希望的许诺欢迎他的准军事协会“帝国战旗”的战友们。“今晚的聚会，”罗姆神秘地说道，“将超出一个普通的战友聚会。”当布尔格啤酒馆的消息传到时，他以习惯的态度破口大骂“十一月罪犯”：暗语是顺利分娩。罗姆知道情况了。他毫不犹豫，指挥手下前往县征兵指挥中心。要去占领这座大楼，为鲁登道夫将军在那里设立一个“总指挥部”。
恩斯特…罗姆也认为战争是他的使命。他的自传《一位高级叛徒的历史》（Geschichte eines Hochverraeters）开篇句就是：“1906年7月23日我当兵了。”好像在那之前他没有生活过似的。“我从我的军人立场观察世界。明知道是片面的。军人不会妥协。”同性恋的罗姆鄙视平民，仇恨资产阶级世界和它的禁忌。他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锋队员联盟神化为理想的生活联盟。后来他甚至在其中找到了一种朦胧的战壕社会主义的胚胎。人们视罗姆为豪放的勇士。1914年秋天，在马斯高地战役中一颗手榴弹片击中他，在他的脸上终生留下一道从鼻子到下巴的疤痕。另外，脸部手术后他的鼻子变形了。所有这一切都让人觉得他像个乡村仆人，他好像刚从30年战争的雇佣兵营地回来似的。
党卫军的神话
作为埃普自由军团的军需官，他在战后的巴伐利亚很快就找到了他的位置，向苏维埃共和国开战。后来他向全国的激进防卫队伍提供武器，反对民主的右派的很多线索都汇集在他这里。他参加了一系列黑－白－红的军官联合会，其中也包括由他参与创建的国家社会主义集团的“铁拳”。1919年秋天，他在这里首次遇到了希特勒。这次相遇很快就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表面的亲热中很早就萌生了不信任。
1921年6月，就在突击队创建前不足两年的时候，作为纳粹党的新主席，希特勒就要求建立一支打手队伍，最早是将它用于会议厅保护的。罗姆的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们似乎是再合适不过了。该组织取名“冲锋队”，简称SA。罗姆和他的亲信招募了一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年龄大多在17岁至24岁之间，队伍迅速壮大，由“埃尔哈德旅”圈子里的前世界大战军官们领导。1921年8月3日，冲锋队在成立时宣誓：“作为铁的组织为纳粹党效劳，高兴地效忠元首。”这帮人很快就臭名远扬。谁在啤酒馆或大街上对希特勒表示一点不满，就会被无情地打倒在地。在外人看来，冲锋队和希特勒似乎是一体的。
事实上，背地里，一方面是冲锋队和它的强大人物，另一方面是希特勒和纳粹党，它们之间存在深深的裂痕。希特勒早就发现罗姆的政治野心太大了。反过来，罗姆只将纳粹党看做他的冲锋队的宣传组织，他想让冲锋队在将来能成为正规部队。罗姆认为希特勒首先是有能力的鼓吹家，他的任务是让民众拥戴他。1922年罗姆谈论希特勒道：“他的鼓舞力毫无疑问是伟大的，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他。但他是带着轻便行李旅行的，他的远见超不出德国国界。我们会及时将他排挤掉。”就像希特勒认为自己是个政治家一样，罗姆自认为他是一名政治军人，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我要求军人的特权先于政治家。”矛盾的种子播下了，13年后它将会发芽。
虽然希特勒安排“他的人”赫尔曼…戈林担任冲锋队指挥官；罗姆仍然是原动力。冲锋队员不接受希特勒的直接命令，他的位置是易受攻击的。于是他产生了组建“亲卫队”的想法，一支保镖队伍，只接受希特勒领导，效忠于他。1923年11月暴动的血腥结局也奠定了有关挺进队的传说，党卫军的神话就由它而来。
权力斗争第4节：美梦的初次破灭
希特勒的暴动计划是幼稚的。州委员冯•；卡尔未受阻拦地离开了布尔格啤酒馆。他不想同希特勒磋商。德国国防军也不想和这些暴动分子合作——相反，11月9日上午德国国防军和州警察署的强大队伍聚集在旧国防部大楼外。罗姆的队伍还能保护这座大楼多久，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一幅照片显示：包围者反被包围了。一位戴着镍架眼镜、面色苍白的人首次登上了政治舞台，对于他来说，这个舞台似乎仅是一个统计学角色。年轻的农业实验师海因里希•；希姆莱以他极其崇拜的恩斯特•；罗姆的名义高举着帝国战旗。11年后，作为“党卫军国家领袖”，他将处决冲锋队领导层和组织谋杀他曾经的榜样。
11月9日上午，布尔格啤酒馆里狂热的“革命者们”很快就清醒了。在最后的抵抗中鲁登道夫将军命令道：“我们前进。”他们想穿过城市游行引起注意，获得群众的支持，解放罗姆及其手下。贝希托尔德命令他的部下说：“突击队在花园里集合。”他再一次让他们宣誓。然后开始游行。
在奥德翁广场上，在统帅厅旁，数百名巴伐利亚州的州警察已经各就各位。游行者想反抗由塑料棒、卡宾枪和步枪组成的人链。当游行队伍不听从停下的要求时，第二支州警察队伍干涉了。佩戴骷髅头的乌尔利希•；格拉夫跳到双方之间：“别开枪，鲁登道夫阁下和希特勒来了。”咆哮声淹没了他的请求。一声枪响掠过奥德翁广场上空。穿制服的警官冯克被打倒在地。子弹在街头呼啸——交火只持续了1分钟。希特勒的朋友被击中，倒地死亡。跌倒时他拉住希特勒，将他的胳膊拉脱臼了。保镖格拉夫也受伤倒在希特勒身旁——这件事后来演变成传说；说他扑到希特勒身上，用他的身体挡住了那些本来会射死希特勒的子弹。16名死去的暴动者中有5人是挺进队员。
这场“革命”的悲惨结局也是一则神话诞生的标志。一面血迹斑斑的饰旗留在了奥德翁广场上。纳粹们后来称它为“血旗”；它先是存放在慕尼黑警察署的地下墓穴里。这场外行的颠覆试验后来被“老战士们”神化为自我牺牲。从1933年起，党卫军在统帅厅旁布置了一个“荣誉岗哨”。1945年4月30日，最后的党卫军成员在那里被美军俘虏。
巴伐利亚的州府并没有恢复平静。当希特勒相当舒服地坐在兰茨贝格监狱里时，孜孜不倦的恩斯特•；罗姆又开始在慕尼黑重新组建一支战斗力更强的准军事联盟：由于纳粹党和冲锋队受到禁止，因此他给这个新组织取名“前线魅力”。在罗姆的严格领导下，这个组织联合了那些同情国家社会主义的力量。他的队伍迅速壮大。1923年11月冲锋队只有2000名成员，当他的麻烦朋友希特勒1924年12月被释放出狱时，罗姆可以骄傲地告诉他：“前线魅力”已经拥有3万名成员了。
罗姆想像从前一样继续干下去。由他担任一支准军事队伍的领导，希特勒将来也只能担任“鼓吹家”的角色。但这位老朋友似乎汲取了从前的教训。希特勒不想再一次受制于不受任何控制的强大的党的部队。没有党的支持罗姆就必须让步。1925年4月30日，就在对纳粹党和冲锋队的禁令被取消前不久，当希特勒“回忆我们一起度过的美好和困难的时光，为你的同志情谊衷心地感谢，请你不要取消你（对我）的私人友谊”时，他没有别的办法。
一个月后，希特勒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说明白纸黑字地摆在了罗姆的办公桌上。希特勒的办公室通知他：“希特勒先生不想再来一场新的武装运动。如果他曾经这么做过，只是因为那些后来抛弃了他的先生们的敦促。他如今只需要一支会议厅卫队，就像1923年前一样。”这是一个圆滑的拒绝。罗姆先是没有多大成就地过着平民生活，1928年他流亡玻利维亚，担任军事教官。
希特勒以他对危险竞争特有的敏感第一次排挤掉了他错认的朋友。当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坐牢时，罗姆将“前线魅力”大规模扩建了，待到希特勒回来时，它的影响超出了党的影响数倍。这支武装部队做到了党还必须做的事情：将影响扩大到了巴伐利亚州境外。纳粹党又有了被冲锋队比下去的危险。但现在希特勒夺走了冲锋队具有独特魅力的支柱。这支队伍虽然依然存在，却失去了中央领导。留下的是一支各自为营的党的军队，不能统一行动。作为权力因素它暂时被排挤掉了。这下希特勒可以不受影响地着手在党内大规模地巩固他的指挥权了。他只信任那些他亲自挑选出来的人。
权力斗争第5节：谁是老大？
希特勒后来解释1925年4月的这一决定说：“我当时想，我需要一支卫队，不管它规模多小，它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我，甚至会朝着他们自己的兄弟动手。宁可只要来自一座城市的20个人——条件是，可以完全信赖他们——也不要一大群不可靠的人。”他命令老突击队员尤利乌斯·施莱克组建一支新的卫队。施莱克执行指示，发现了众所周知的地方。在慕尼黑的托尔布劳啤酒馆里，他将“老战友们”聚集在他周围。这支队伍9月份取的名字符合它的领袖目前的需要：“防卫梯队”；简称党卫军。
像“突击队”一样，党卫军最初也自认为是“精英”；无条件地服从于它的领袖。成员的挑选极其严格，更让人想到古老的体操协会。最初的党卫军规定里写道：“慢性酒鬼、饶舌鬼和有其他毛病的人不予考虑。”每个觉得有此需要的人都可以像从前一样加入冲锋队，但和冲锋队相反，党卫军的拥护者从一开始就要接受一个严格的筛选程序。他们必须年龄在23岁到35岁之间，必须有两个担保人，必须在一个地方居住了5年以上，必须“身体健康； 体格强壮”。不光在慕尼黑，其他城市现在也出现了党卫军小分队。它不是冲锋队那样的群众运动，它只想成为一支小型的精英部队：各分队有一位队长和10名成员。只有柏林有两个领导，指挥20人。形式上属冲锋队，外表和冲锋队的区别仅在于戴有黑边的饰袖章和帽子，着褐色衬衫，这些少数的党卫军成员像是褐衫纵队的默默的陪伴者，它的行为准则更让人想到一所寺院学校和一个教派。党卫军国家领袖”埃尔哈德·海顿在1927年的一道命令中规定：“党卫军在队员集会上绝不参与讨论。为了从政治上训练他们，夜里集会时，在整个报告期间，党卫军成员谁也不许吸烟，谁也不得离开饭店。”“党卫军成员沉默不语，绝不介入一个和他毫无关系的领域（政治性地方小组和冲锋队）。”
党卫军在公共场所很少引人注目——即使它像在德累斯顿一样参加了殴斗。在那里，党卫军成员们在一次纳粹党集会上反击50名共产党员的袭击，党卫军领导罗森温克欢呼道， “自从……德累斯顿、普劳、茨维考和开姆尼茨团结一致的党卫军不仅狠狠地殴打了共产党员，而且将他们部分扔出了窗外之后”，没有哪个左派敢来破坏。相反，慕尼黑警方1929年夸奖了“要求党卫军成员遵守的”纪律，“即使触犯一点点现行党卫军命令中的规定，就会被罚款或在一定时间内被没收袖章或停职。特别重视各人的行为和着装”。检查时党卫军成员们随身始终带有一个党员证、党卫军证件和一本歌曲集。1929年还没有哪位重要的魏玛共和国的捍卫者对党卫军歌曲的歌词表示过异议：
“当所有人都不忠诚，
我们保持忠诚，
让大地上始终
有一面小旗为你们飘扬。”
希特勒很早就在培养有关他的党卫军的神话。在1926年的魏玛全国党代表大会上，他将如今已经交回纳粹党的党卫军的“血旗”交到了“忠诚者的手里”。从此，在粗暴的开幕式上我们就看到党卫军军官雅各布·格里明格尔扛着它走在希特勒身后。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