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滚滚红尘中拈花微笑-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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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的工头提心吊胆。
最奇的要算赵州禅师塔院的修建。师父在塔前的一片乱草地上划出一个范围修筑院墙。工人在下墙基时竟触到古墙的遗迹，当地的老人说：过去塔院的围墙就在这里。竟是无心合古！
经过这两年的努力，到现在一座初具规模的梵刹平地而起。就像整理一间凌乱的屋子一样，师父把这一废墟整理得清净庄严。
现在我相信这两件事是不二的。你只有能净化一间屋子，才能净化一座寺院，乃至一个社会，一个娑婆世界，而这种净化源出于我们身心的净化。
所以师父告诫我们：“依报和正报是不二的。”我感受到他对环境的调整与改变像是出自一种本能，完全是自自然然的，好像无形中有一种光芒从他清净的身心辐射出来，驱除了杂乱，带来了和谐。
他的这种影响力不仅限于环境，对人也是一样。和他在一起，你会感觉宁静、祥和，心里很清净，没有杂念。
师父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成就自己的净土。”是啊，求生西方净土的人要先完成自我的净化，不能把娑婆世界的坏习性带到净土去。
第二部分明海：随师学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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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谈起复兴柏林寺的因缘，既属偶然，又像是必然。1987年10月，师父受中国佛教协会委派，陪同“日中友好临黄协会”访华团参拜赵州塔，目睹古寺颓敝，一片蔓草荒烟，他潸然泪下。后来他告诉我们：“年轻时亲近虚云老和尚，随侍身边，老人经常讲赵州和尚的公案，脑子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来到这里，看到一代大禅师的道场如此破败不堪，触动了感情。”
1990年农历十月初一日，普光明殿大佛在露天安座，风雨交加中万众腾欢。师父见此情景，老泪滂沱。
1991年冬，修复中的柏林寺举办了第一次佛七法会。居士们离寺时都恋恋不舍，有的泪流满面。他们说：这里温暖得像自己的家。师父的眼里闪着泪光。
1993年，在柏林寺南边一个清净幽雅的小院子里，师父为我们一位短期闭关的师兄启关。当他说完四句偈语后，热泪夺眶而出。
师父说：“我每次看到你们这些弟子，都想流泪。”
师父的眼泪真多！
提婆菩萨在《大丈夫论》中说：菩萨在三种时候堕泪：“一者见修功德人，以爱敬故，为之堕泪；二者见苦恼众生无功德者，以悲悯故，为之堕泪；三者修大施时，悲喜踊跃，亦复堕泪。计菩萨堕泪以来，多四大海水。”菩萨的泪从哪里来呢？从悲心来。“菩萨悲心犹如雪聚，雪聚见日则皆融消，菩萨悲心见苦众生，悲心雪聚故眼中流泪。”
师父的眼泪和悲心想必已经积聚很久很久了吧。在佛教饱受摧残的年月，他们是欲哭而无泪。僧人们被强迫返俗，被批斗、被劳改。有的人因承受不了这种打击而自寻短见，有的人则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剩下来的人便要忍受种种迫害和繁重的劳动。
有一次师父给我讲起劳动改造的情形。数九寒冬，凌晨两点起床，步行二十几里到工地挑土，到天黑收工，他有一阵子患浮肿，浑身无力，还得坚持干。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就找一个背风的地方，大草帽盖住脸，盘腿打坐。“你那时想到过前途吗？”出于文学的想象我这样问他。“没有什么具体想法，但相信那样的现实只是暂时的。”
师父这一代僧人真是命运多舛。他们年富力强的岁月几乎都消耗在那场劫难中，而当转机出现，复兴奄奄一息的佛教的重任又落在他们肩上。
经过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国佛教百废待举，太需要人才了！师父必须以一当十地工作。
他要主编两种刊物，主管河北省佛协，还要参与中国佛协的许多工作。至于柏林寺的复兴他更是多方筹划，惨淡经营。从化缘募捐，到规划设计，图纸的审查，工价的商定，还有与各种社会关系的周旋，寺内僧团的建设，法会的主持等等，这一切都是他的工作。他一年的很多时间都奔波在旅途中。
许多次回寺，因为事务忙，他都是夜间赶路，半夜到达，凌晨出现在大殿上，使我们大吃一惊。我曾经想：石家庄—北京一线的火车，在中国这么多人中，可能只有我师父坐得最多了，因为他平均两星期就要往返一次。
不管事情多么忙，师父像是长有千手千眼，应付自如。他休息的时间那么少，却总是一身洒脱，神采奕奕。有时他也会嘲笑我们年轻人不如他精力好。我想，我们缺乏的主要不是精力，而是他那片似海的悲心。须知，这才是他能量的源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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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冬天的下午，在北京师父的住处，师父与我和一位四川的陈先生谈起虚云和尚那张低首蹙眉的照片。陈先生说：“这张像，很烦恼的样子。”师父说：“不是烦恼，是忧患。”我怦然心动。师父接着说：“我们都能像虚老一样，有忧患意识，佛教就有望了，我们个人的修行就能有所成就。”
有谁能理解禅者的忧患呢？我们选择禅时都只注意了禅的喜悦和超脱，却忽略了禅的艰难、禅者的承担。
禅宗初祖迦叶尊者以苦行著称。连佛陀都为老迦叶担心，怕他吃不消，劝他放松些，可他却依然如此。最后在灵山会上，世尊拈花，众皆惑然，惟迦叶尊者莞尔一笑。这一笑后面有多少艰辛！
六祖慧能大师为传佛心印，先是磨房碾米，得法后又混迹猎人队伍十三年，屡被险难。
近代虚云老和尚住世一百二十年，为振救衰颓的教运，他东奔西忙，历经九磨十难！
师父说：“不要谈玄说妙，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
我渐渐明白：禅这个概念是多么沉重，而用生命去实证禅又是多么艰难啊！
第二部分丰子恺：佛无灵
丰子恺
我家的房子——缘缘堂——于去冬吾乡失守时被敌寇的烧夷弹焚毁了。我率全眷避地萍乡，一两个月后才知道这消息。当时避居上海的同乡某君作诗以吊，内有句云：“见语缘缘堂亦毁，众生浩劫佛无灵。”第二句下面注明这是我的老姑母的话。我的老姑母今年七十余岁，我出亡时苦劝她同行，未蒙允许，至今尚在失地中。五年前缘缘堂创造的时候，她老人家镇日拿了史的克在基地上代为擘划，在工场中代为巡视，三寸长的小脚常常遍染了泥污而回到老房子里来吃饭。如今看它被焚，怪不得要伤心，而叹“佛无灵”。最近她有信来（托人带到上海友人处，转寄到桂林来的），末了说：缘缘堂虽已全毁，但烟囱尚完好，矗立于瓦砾场中。此是火食不断之象，将来还可做人家。
缘缘堂烧了是“佛无灵”之故。这句话出于老姑母之口，入于某君之诗，原也平常。但我却有些反感。不指摘某君思想不对，也不是批评老姑母话语说错，实在是慨叹一般人对于“佛”的误解，因为某君和老姑母并不信佛，他们是一般按照所谓信佛的人的心理而说这话的。
我十年前曾从弘一法师学佛，并且吃素。于是一般所谓“信佛”的人就称我为居士，引我为同志。因此我得交接不少所谓“信佛”的人。但是，十年以来，这些人我早已看厌了。有时我真懊悔自已吃素，我不屑与他们为伍（我受先父遗传，平生不吃肉类。故我的吃素半是生理关系。我的儿女中有二人也是生理的吃素，吃下荤腥去要呕吐。但那些人以为我们同他们一样，为求利而吃素。同他们辩，他们还以为客气，真是冤枉。所以我有时懊悔自己吃素，被他们引为同志）。因为这班人多数自私自利，丑态可掬。非但完全不解佛的广大慈悲的精神，其我利自私之欲且比所谓不信佛的人深得多！他们的念佛吃素，全为求私人的幸福。好比商人拿本钱去求利。又好比敌国的俘虏背弃了他们的伙伴，向我军官跪喊“老爷饶命”，以求我军的优待一样。
信佛为求人生幸福，我绝不反对。但是，只求自己一人一家的幸福而不顾他人，我瞧他不起。得了些小便宜就津津乐道，引为佛佑（抗战期中，靠念佛而得平安逃难者，时有所闻）；受了些小损失就怨天尤人，叹“佛无灵”，真是“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他们平日都吃素、放生、念佛、诵经。但他们的吃一天素，希望得到比吃十天鱼肉更大的报酬。他们放一条蛇，希望活一百岁。他们念佛诵经，希望个个字变成金钱。这些人从佛堂里散出来，说的都是果报：某人长年吃素，邻家都烧光了，他家毫无损失。某人念《金刚经》，强盗洗劫时独不抢他的。某人无子，信佛后索得一男。某人痔疮发，念了“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痔疮立刻断根……此外没有一句真正关于佛法的话。这完全是同佛做买卖，靠佛图利，吃佛饭。这真是所谓：“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
我也曾吃素。但我认为吃素吃荤真是小事，无关大体。我曾作《护生画集》，劝人戒杀。但我的护生之旨是护心（其义见该书马序），不杀蚂蚁非为爱惜蚂蚁之命，乃为爱护自己的心，使勿养成残忍。顽童无端一脚踏死群蚁，此心放大起来，就可以坐了飞机拿炸弹来轰炸市区。故残忍心不可不戒。因为所惜非动物本身，故用“仁术”来掩耳盗铃，是无伤的。我所谓吃荤吃素无关大体，意思就在于此。浅见的人，执着小体，斤斤计较：洋蜡烛用兽脂做，故不宜点；猫要吃老鼠，故不宜养；没有雄鸡交合而生的蛋可以吃得……这样地钻进牛角尖里去，真是可笑。若不顾小失大，能以爱物之心爱人，原也无妨，让他们钻进牛角尖里去碰钉子吧。但这些人往往自私自利，有我无人；又往往以此做买卖，以此图利，靠此吃饭，亵渎佛法，非常可恶。这些人简直是一种疯子，一种惹人讨嫌的人。所以我瞧他们不起，我懊悔自己吃素，我不屑与他们为伍。
真是信佛，应该理解佛陀四大皆空之义，而屏除私利；应该体会佛陀的物我一体，广大慈悲之心，而护爱群生。至少，也应知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道。爱物并非爱惜物的本身，乃是爱人的一种基本练习。不然，就是“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的齐宣王。上述这些人，对物则憬憬爱惜，对人间痛痒无关，已经是循流忘源，见小失大，本末颠倒的了。再加之于自己唯利是图，这真是此间一等愚痴的人，不应该称为佛徒，应该称之为“反佛徒”。
因为这种人世间很多，所以我的老姑母看见我的房子被烧了，要说“佛无灵”的话，所以某君要把这话收入诗中。这种人大概是想我曾经吃素，曾经作《护生画集》，这是一笔大本钱；拿这笔大本钱同佛做买卖所获的利，至少应该是别人的房子都烧了而我的房子毫无损失。便宜一点，应该是我不必逃避，而敌人的炸弹会避开我；或竟是我做汉奸发财，再添造几间新房子和妻子享用，正规军都不得罪我。今我没有得到这些利益，只落得家破人亡（流亡也），全家十口飘零在五千里外，在他们看来，这笔生意大蚀其本！这个佛太不讲公平交易，安得不骂“无灵”？
我也来同佛做买卖吧。但我的生意经和他们不同：我以为我这次买卖并不蚀本，且大得其利，佛毕竟是有灵的。人生求利益，谋幸福，无非为了要活，为了“生”。但我们还要求比“生”更贵重的一种东西，就是古人所谓“所欲有甚于生者”。这东西是什么？平日难于说定，现在很容易说出，就是“不做亡国奴”，就是“抗敌救国”。与其不得这东西而生，宁愿得这东西而死。因为这东西比“生”更为贵重。现在佛已把这宗最贵重的货物交付我了。我这买卖岂非大得其利？房子不过是“生”的一种附饰而已，我得了比“生”更贵的货物，失了“生”的一件小小的附饰，有什么可惜呢？我便宜了！佛毕竟是有灵的。
叶圣陶先生的《抗战周年随笔》中说：“……我在苏州的家屋至今没有毁。我并不因为它没有毁而感到欢喜。我希望它被我们游击队的枪弹打得七穿八洞，我希望它被我们正规军队的大炮轰得尸骨无存，我甚而至于希望它被逃命无从的寇军烧个干干净净。”他的房子，听说建成才两年，而且比我的好。他如此不惜，一定也获得那样比房子更贵重的东西在那里。但他并不吃素，并不作《护生画集》。即他没有下过那种本钱。佛对于没有本钱的人，也把贵重货物交付他。这样看来，对佛买卖这种本钱是没有用的。毕竟，对佛是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