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旅游-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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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这场“没有硝烟战争”的“始作俑者”当然是乔家大院。乔家大院于1986年11月1日进入旅游市场。1991年，随着《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拍摄和公映，这颗被誉为“北方民居建筑史上罕见的明珠”人气急剧上升，其中2001年所接待游客达27万人次，门票收入近800万元。
乔家大院的成功开发，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山西省晋中市人眼中，既然乔家大院能开发得如此成功，能产生如此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那些比乔家大院更壮观更辉煌的大院肯定也会产生良好效益。于是，各地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大院，大有摆出“欲与乔家试比高”的姿势，构成了一组令人目眩的大院文化风景线。
1995年10 月1日，太谷县曹家大院（三多堂）对外开放，全院以“寿”字型布局，并以“多福、多寿、多子”为主题，第二年全年门票达到108万元，但之后则出现了逐年递减的现象。
1996年6月22日，祁县渠家大院对外开放，定位为“晋商文化博物馆”。尽管现在开放的渠家大院，是原来渠家宅院的五分之一，但其门票收入也呈逐年上升趋势。
1997年8月18日，灵石县王家大院对外开放，定位为“中国民居博物馆”。开业以来，门票收入一直呈明显上升趋势。2001年王家大院的全年门票收入为1200万元。
2000年10月1日，太谷县孔祥熙宅院正式对外开放，门票收入不甚理想。
2001年9月29日，榆次市常家庄园对外开放，定位为“中国儒商民居”。开放仅2个月，常家庄园的门票收入就达到150 多万元，走势强劲，成为大院文化旅游的一匹黑马。
大院四起；逐鹿市场，白热化的竞争自然免不了出现“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悲喜两重天”的局面。
是大院开发过火了吗？是大院开发泛滥了吗？大院文化开发的路在何方？一时间，业内、业外人士纷纷在媒体上“论剑”，先是黄芳女士于2002年2月25日的《中国旅游报》上刊发了一篇名为《大院文化开发热该叫暂停了》的文章，该文在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山西开发以大院和晋商文化为主题的民俗旅游对于推动山西旅游业发展的作用的同时，也提出一个鲜明的观点，认为大院开发过热会导致重复建设和旅游资源的浪费，进而导致各大院的效益下降。因此提出“大院开发该叫暂停”的观点。但在2002年3月25日的《中国旅游报》上，我的好朋友、山西旅游界资深人士李彬先生回应了一篇名为《大院文化冷与热应由市场调温》的文章，该文认为大院文化的“热”与“冷”都是很正常的市场现象，大院开发冷热应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调节，通过竞争而达到优胜劣汰，从中促进大院开发上档次、上水平、成规模、成气候。如果人为地去阻止大院的发展，并不适当。
在这两种论调中，我较为倾向后者，但不可否认在业已开发的大院中普遍存在产品档次不高，表现手法老套，文化挖掘不足，参与性不强等问题，甚至出现盲目开发、疯狂克隆、重复建设的现实。文化的魅力在于个性，文化的乏味在于雷同。山西缺的不是大院，而是精品的大院，而是有个性、有魅力、充满历史文化底蕴的大院。
如果仅仅把大院的建筑形态作为大院文化开发的最大卖点，那么这样只能造成重复的建设和资源的浪费，这样走下去路只会越走越窄，越走越迷惘，直到被市场淘汰。
总之，文化是大院的灵魂，个性是大院的生命。能否在市场的“大浪淘沙”中傲视群雄，立于不败之地关键是看各个大院能否“以市场为导向，以建筑为形体，以文化为灵魂，走文化与旅游紧密结合”的特色之路。
没有灵魂的家园
山西的乔家大院，在20世纪90年代无意中成了在文化遗产旅游领域的一颗新星。随后，陆续浮出水面的周庄为代表的江南古镇、丽江为代表的雪域风情、宏村为代表的徽派建筑等文化遗产，不仅一次次掀起旅游高潮，而且也越来越引起国人对自己所在城市文脉渊源的反思：千城一貌，是不是城市化的陷阱？
一、大院的背后
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捧红了沉寂百年的山西乔家大院，并在随后的若干年里掀起了一股大院文化热；李安的《卧虎藏龙》让全球的目光走进了那“中国画里的乡村”，极大地引发了世人对徽商和徽派建筑的关注。如果说张艺谋指导的《菊豆》是第一次以电影为媒介让人们了解了徽派建筑的个性，那么李安的《卧虎藏龙》则是让世人感受了徽派建筑的神韵。
2001年，台湾导演李安指导的电影《卧虎藏龙》，荣获第73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等四项大奖。这部影片中有两处令人过目不忘的场景：广袤翠绿的竹海，平滑似镜的水面。就像所有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一样，我也一直在询问着自己：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后来，我终于知道了：浙江安吉的竹海，安徽黟县的宏村。
正是这部华人第一次获奥斯卡大奖的《卧虎藏龙》，免费为安吉竹海和黟县宏村做了个世界性的广告。至此，电影的魔幻功能加上奥斯卡的号召力，将大量的国内外游客带进了那卧虎藏龙的竹海和宏村。
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第一次让全球的人们关注晋商和那些承载着山西辉煌的晋商大院；李安的《卧虎藏龙》，则是再一次以高姿态吸引全球眼光关注徽商和那些传承徽州智慧的徽派建筑。
实际上，晋商“大院文化热”也好，还是“徽派建筑热”也好，虽然载体是明清中国两大商帮晋商和徽商的宅院建筑，虽然这种热潮的掀起是归功于几部在这里拍摄的精彩的电影，但能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持续关注，就说明这不仅仅是一种附庸风雅的旅游热潮，更是一种深刻的社会文化现象。
人们喜欢参观我们的晋商大院，或是徽派建筑，不仅仅是想看看这些保留完整的文化标本，也不仅仅是想探寻晋商和徽商的人文精神，更多的是透过这些文化遗产，寻找出文化传承的纽带。
二、断裂的城市文脉
改革开放20多年，各地固有的文化正在悄然褪色。从上海到喀什，从哈尔滨到三亚，大小城市都是在用现代的推土机将历史掩埋，用灰色的混凝土将传统覆盖。
大约从10年前开始，对我穿梭过的绝大多数城市，我已经无法清楚识别。都是宽宽的水泥路、硬硬的隔离栏、大大的中心广场、高高的摩天大厦、密密的车流、乱乱的广告招牌……，如果在街上找不到该城市的名称，我恐怕很难分清这是哪里。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很久以前看过的苏联电影。男主人公无意中错搭班机，在一个并不是他的目的地的城市降落后，他竟然并不知情。这位苏联老大哥居然“熟门熟路”地坐的士回到了和自己所在城市一摸一样的住宅小区，一样的街道，一样的路边植物，一样的小区大门，一样的大楼外形，一样的门牌号码，居然用自己的家门钥匙打开了和自己家一样门牌号码的那扇几乎一样的大门，昏昏顿顿地和该房间的女主人同居了一个晚上。男主人公迷迷糊糊中以为这个女人是自己的太太，而女主人公又以为男主人公是自己那该死的天天喝醉酒的丈夫。
当然，这是一部电影；当然，这部电影肯定是以喜剧结尾。那么，这部影片除了带给我们一些欢笑外，又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思考呢？
再过几年，中国是不是也会像我们的苏联老大哥电影中反映的一样，每个城市都一模一样呢？
我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各地的自然地理和文化渊源有很大的差异性，形成了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经国务院审批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就有101座，山西的祁县、平遥等名列其中。少数几座保护较好的古城，如云南的丽江和山西的平遥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国的这些历史文化名城，正以其独特的建筑结构、艺术造型、文化传统以及绚丽多彩的景色跻身于世界名城之列。但是从总体来看，中国的城市特色正在遭受新一轮的破坏，一些充满魅力的城市和建筑已经悄然消逝了。
杭州是我国第一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西湖自然景观文化特质和吴越、南宋历史文化特质相交融的名城。由于城市建设被迫采用“见缝插针”的办法，和盲目追求现代化的发展观，导致市区许多建筑、空间缺乏个性，丧失了历史底蕴和缺乏文化内涵，陷入了城市景观趋同、千城一貌的尴尬境地。
河南的安阳，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这里曾出土了十多万片刻有古老文字的甲骨，上万件青铜器，盘庚迁殷、妇好请缨、西门豹治邺、岳飞精忠报国等典故千古相传，中华文明在安阳留下了浓墨重彩。如果我们走进安阳，会发现她和其他许多城市一样，已经被水泥森林所覆盖。
广州自古就是典型的山水城市格局，以白云山系的越秀山为制高点，面向珠江，形成“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的格局。1984年，国务院批复的总体规划没有将城市中心迁出旧城区，造成“摊大饼”的发展方式。1996年，更是错误地将城市中心移回“云山珠水”约束中的旧城，外科手术式的旧城改造和见缝插针式的摩天大厦，破坏了千年古城形成的历史文化基础。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线已经退到了文物保护单位这样的单体建筑的层次。
中国人似乎总是能在摧毁历史的过程中寻找到快感，以前的历朝历代如此，现在的每届每任如此。可能每个中国人因为几千年文化的浸染而变得很有艺术气质，可能每个人都想给这个世界留下点属于自己的东西，就好像我们在很多旅游景区看到的“XXX到此一游”的涂鸦作品一样。
这让我想起了动物界的一些类似现象：动物们总是用自己的尿液在自己的领土到处涂鸦，这些尿液的存在就代表着它的存在，更代表着它的“权利”和“控制”，这不就和张艺谋执导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点灯——灭灯——封灯的程式”所隐喻的“权利”和“控制”的意思完全一样吗？
三、刀下留城救平遥
每次到祁县，我都会顺便去看看平遥。
2004年12月的一天，我因公务又一次来到了平遥古城。那天，山西下起了第一场雪。当我在雪花飞扬中仰望着那高高的城墙，仔细地打量着这座与丽江古城一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时，我每一次都会自然而然地想起一位上海的老人。
如果不是这位老人，平遥古城可能早就不复存在了；
如果不是这位老人，江南六镇也将灰飞烟灭。
这位老人，就是有着“刀下留城救平遥”之美誉的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在中国的规划界，尤其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面，阮仪三先生是我最为敬重的。
最近，我刚刚又读了一遍阮仪三先生的《护城纪实》。一本简朴的《护城纪实》，真实记录了20多年来他在为留住中华各地风情各异的古城古镇和山川胜迹过程中的甘苦，以及无力挽救那些万劫不复的历史遗存时无奈和义愤的心路历程。在序言中，作家冯骥才说：“在当前城市文化保卫战中，建设界的知识分子一直站在最前沿。他们是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实施者，又是决策的参谋，城市的历史文化遗存也在他们的手中。故而，是趋炎附势而升官发财，还是坚持知识分子的良心，这是一个重要的选择。但选择是需要付出代价的。”20年多来，除了人们熟知的平遥古城和江南六镇，中华各地风情各异的古城古镇上，都曾留下这个老人竭力相争的身影。基于此，他称阮仪三先生为“行动的知识分子”，并将这些行动概括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良心录”。
古稀之年的阮仪三先生是名门之后。高祖阮元是乾隆年间进士，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历任三省巡抚、三地总督，在经、史、金石、书画乃至天文、历算方面都有相当造诣。祖父是清朝秀才，父亲是江苏省机电业技术先驱。从阮先生身上，我似乎领略到了一点：一个尊重家族历史的人，或许才会对民族历史、文化瑰宝心怀虔诚。
1980年他“刀下留城救平遥”，及时制止了已经开始的扒城墙、拆民居，并在古城频临拆毁的前夕，制定出“完整保护古城，开辟新城区，新旧分开，合理发展”的规划方案，划定保护地段，确定保护单位的具体做法。在我国首次提出了“古城保护规划”这个课题，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1997年，平遥古城以其保存完整的历史格局和风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名录。
1986年起，阮仪三教授陆续开始主持制定苏州、绍兴、安阳、福州、潮州……等一系列历史名城的保护规划，同时开始系统地研究“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传统风貌，以及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