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暴力的权力-第4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因此，人们对新兴国家的经历与老牌国家的截然不同一点也不感到奇怪。更明显的是，新兴国家同时经历了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nation and state building）、巩固政治制度、满足广泛的政治参与的要求的过程。用阿尔蒙德和鲍威尔的话来说就是，“新兴国家今天遇到的主要问题就是它们必须面对累积的革命要求。人们要求参与、要求国家民族的统一、经济状况的好转、法治和秩序，并立即、同时予以解决。”（1966，39；还可参Rustow，1967，227…33；Linz，1978，7）。正如我早已提到的，创造了新兴国家的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建构在源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强调代表制的民主理念的基础上。对代表制的强调本身引发了大众参与的要求并使它日趋高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现代化早发国家的历史并不能为新兴国家提供一个清晰的蓝图，政治参与的问题就只是新兴国家的特殊问题， 因而要关注政治参与，要强调政治秩序。
第一部分 政治能力研究的背景第3节 对发展研究的批评
在七十年代，整个发展的思想遭到两个方面的攻击。首先是我们姑且把它叫作纯粹主义者（Populist）的批评，他们声称，正是政治发展这一名词本身把一些毫无根据的、带有目的论色彩的东西带入分析当中，发展概念的使用必定表明发展论者在先念中预设了一个目标，这一目标就是西方的制度。引用批评家的话说，就是“由于西方政治、文化霸权作怪，种族中心主义已经甚嚣尘上，仿佛只有西方的政治发展才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模式”（Kesselman ；1973；153）。用这种观点去衡量发展思想，它只不过是西方冷战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魏雅达（Wiarda）接下来认为我们必须对发展或现代化这类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进行再认识，比喻在定义、概括或对现实进行描述时非常重要，但不应把它误认为是现实本身。比喻方法在对现实进行描述时不仅有着各种局限，而且这些比喻是西方的，与非西方世界既相关又不相关（更多情况是属于后者）（Wiarda；1981；Janos；1986；65…66；Somjee；1982；chap。1）。
与此一道，还有人反对在发展研究中对政治秩序的过分强调。正如我早就提到的，政治秩序是亨廷顿进行分析的核心概念，对其他许多研究政治发展的人来讲也是如此（e。g。；Zolberg；1966）。反对意见认为政治秩序并不一定是需要予以重视的唯一价值。专制统治也可能维持“秩序”，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站在专制统治的一边？难道那些竭尽全力消除暴政的人也是在制造混乱吗？在亨廷顿看来，真正无序的是暴力政体（执政官政体），对其它的一些东西，他却加以回避。没有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大众参与只会产生过度参与的政治危机。确实，亨廷顿进一步仔细地考虑了这个问题：
通过考察是否存在能够满足大众利益的政治制度，我们可以对发达社会和不发达社会进行政治上的区分。我们还可以借助它来区分道德社会和非道德社会。制度化水平低的政府不仅是脆弱的政府，还是坏政府。一个缺少权威的脆弱的政府，既是一个无法实现自己使命的无能的政府，还是一个官僚贪污成风、军队胆小怕事、教师愚昧无知的道德败坏的政府（1968，28；斜体为原文所加）。
批评家们发现对秩序的重视和把秩序与道德连在一起成了一个势不可挡的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既然权力地位的维持是它们的必要条件，那么采纳这种关于权威的观点就是在骨子里头存在着天生的偏见。”（Hopkins，1972，275…76）。另外一位学者说道“秩序是上层强加给大众的，这样大众就是政府政策可以随意操纵的对象……对政治秩序的绝对重视导致了对过去同样得到重视的一些对象，比如经济发展、社会改革、当然还包括政治民主化的轻视和再思考。”（O’Brien，1972，363，365）。考虑到美国越南外交政策的明显失败，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殊问题（Smith，1985，543）。
对发展研究的第二个攻击来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依附/世界体系理论学派。批评主要集中体现在这一主张上：民族国家并非彼此是分离的，而是置身于一个更为宽广的系统中。这是一个强国家的统治阶级剥削弱小的、依附国家的世界体系（Baran；1957；Furtado；1964；Frank；1969；学术会议的发言。）。按照依附理论的这种说法，发展研究正因为假定发展是一个由内部力量支配的过程而误入歧途，认为更具现实意义的做法是去证明强国的精英用什么方法造成了依附国家的不发达。外国资本对穷国的经济运行具有潜在的不良影响，象跨国公司那样的外国机构也可能会破坏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自主，这是依附理论千方百计要加以改变的研究的重点和方向。在对后独立非洲进行研究时，与新殖民主义分析视角类似的观点多得惊人——它们都含蓄地主张非殖民化运动与其说是真正的成功，还不如说是表面上的成功。
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a，1974b）的世界体系理论对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非常重视，在这一体系当中，中心国家（强国）剥削边缘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一布局中，有一部分国家居于矛盾的、模棱两可的位置，这就是半边缘国家（e。g。Chirot；1977）。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世界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整合的、统一的体系。沃勒斯坦认为世界经济自身就是一个基本的分析单位或“对比分析的实体”（1974b），当今的政治模式只能放在源于十六世纪的这一体系中去理解。
按这一角度去考虑，民族国家的自主就没有分析的空间。事实上，世界经济是基本的分析单位并不含有这种意思。它只是认为由于这一视角的局限性或者不相关性，使得对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的研究误入歧途。民族国家只是一个局部层次上的统一体或非系统的东西（Wallerstein，1974b）。它的政治机构甚至从潜在的意义上都没有自主性。比如说，在一个“中心国家的统治集团与边缘国家的统治集团借助一种可怕的方式互相紧密联系的”世界中就是如此。因此，七十年代中期沃勒斯坦（1976）宣告整个“现代化”理论的死亡完全恰当，这丝毫也不令人觉得奇怪。
最近十年内，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中清醒过来的人日渐增多。首先，有些人认为沃勒斯坦对十六世纪以来欧洲历史的解释具有根本性的缺陷（e。g。； Skocpol； Gourevitch；1978； Smith；1979； Zolberg； 1981； O’Brien；1982）。奇洛特（Chirot）则走得更远，他认为用韦伯的观点来解释西方的兴起要更为准确。 与此同时，我们很难从依附/世界体系理论中找到有关能够解释在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当代世界中，民族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不平等的令人信服的系统的证据（Philip，1990）。比如说，跨国公司的投资并没有阻碍第三世界的经济增长（Jackman，1982；Firebaugh，1992）。一些有效的证据也并不足以证明处于世界经济非中心地位的相关国家就会加剧国内经济的不平等（Bollen ，Jackman，1985）。
其次，在依附/世界体系理论学派里，开始有人认为民族国家至少在有些地方可以灵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有些学者已开始重视依附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的可能性。按这一观点，有些国家，尤其是那些半边缘国家，能够取得相当可观的经济发展（e。g。；Cardoso和Faletto；1978；Evans；1979；Haggard；1990）。依附发展的主张仍然重视国外资本和跨国公司的作用，但可以通过制度及其实施者来对它的作用进行修正和调整。他们甚至认为中心地带以外的国家可以取得真正的经济增长。
也有人并不认为依附发展理论对世界体系理论有很大的修正。例如，史密斯就认为对当地因素、国家角色和真正的经济增长的意义的认识并没有拒斥依附理论方法的必要。他反而这样认为：依附理论的著作并非头脑简单的表现，相反，去学习它的那些使它自己能够产生不同学术派别并能使自己及时改变观点的分析概念，就一点也不奇怪……象其他连贯的理论思想一样，依附理论也有保护自己免受威胁和保持自己学说完整性的阀门（Smith，1985，555…5；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然而，我们并不真正需要学习它的什么东西，最初的依附/世界体系理论吸引人的是它的连贯性及一致性。一旦我们接受上述三大修正，整个理论将因失去它的一致性而变得折中和无所适从。确实，接受这三大修正，意味着整个依附理论将要失去它的理论上的特殊性。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把这一学说当成意识形态或教条来进行辩护的话，那么它代表的只会是“本末倒置”（Almond，1987，117…47；Packenham，1992），它的有效性也只有通过诉诸神学的标准而非世俗标准来加以判断。这也是社会科学家应该高兴地给自己开脱的一项任务。
国家的作用可能变得日趋重要的观点正在成为最新的正统思想 （请参Krasner，1984；Benjamin，Elkin，1985；Evans，Rueschemeyer，Skocpol，1985；Nordlinger，1987）。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是强国家 ，当然，只要它是一个强国家，学者们就认为甚至在一个由超级大国和跨国公司主宰的世界中，政府在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中仍然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尽管在过去的十年里又有了对国家力量（state strength）进行研究的兴趣，可对这一概念仍然没有界定清楚。强国家被说成是更能够对环境进行控制的国家。在这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国家确实比弱国家更有力量。国家力量（strength）与政治容量（capacity）或政治能力（capability）密切相关的观点，也就是说，当前对国家（states）的理论关怀事实上反映了对推动民族国家政治发展研究的课题的再度重视。
除此以外，在国家到底由什么构成这一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混乱。一些人认为它包含官僚机构，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包括政治人物（政府首脑和他们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人把国家等同于制度甚至国家层次上的政策（我将在第三章中讨论这一问题）。国家概念的这些差异使人回忆起早些时候区别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munity）、政体（regime）和权威（authority）的种种尝试（Easton，1965）。通过以上的对照分析，使我们认识到由于政治发展研究的经验参考价值的模糊性，使得对它的研究难以为继。我相信最近对“国家”这一概念内涵界分的尝试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而遭到同样的命运。
第一部分 政治能力研究的背景第4节 对发展批评的再思考
我们又应怎样去理解过去三十多年的民族国家政治发展研究的理论流变呢？对这一问题的一般解释是六十年代遍及整个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信心在七十年代已经消失，而到七十年代末，发展研究处于一个危急状态（e。g。；Hermassi；1978；Smith ；1985）。另有一些人认为六十年代对发展的研究是第一代，依附理论则是这一研究的第二代，试图超越早期争论、对国家的最新重视的发展研究则是第三代（e。g。；Kohli；1986）。换言之，有很多人认为，六十年代发展研究的一般分析框架已经完全为一个新的理论取向所取代。正如克拉斯勒（Krasner，1984，226）所指出的：
暂且不管新的国家取向的研究之间有何不同，但这些研究确实给曾经支配美国政治科学的研究传统提出了挑战。它们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政治空间，回答的是全新的问题，调查的是全新的经验现象，提供的是一些全新的答案。
库恩（Kuhn，1962）认为规范的科学（normal science）研究是在特定理论范式（paradigm）的背景中进行的，范式就是界定关键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这种现象可以引用库恩这一观点来解释。当流行的规范科学的理论范式难以解释新现象时，科学也就充满危机。结果就是主流理论范式的转变。 有人把库恩的思想应用到政治发展的研究上，并认为六十年代的理论范式到了七十年代就站不住脚了。最近的分析研究表明一次显著的范式转变发生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斯戈普（Skocpol，1985，8）写道，“一场发生在宏观社会科学领域的范式转变正在进行，它包括对在经济和社会中国家的作用的重新思考”（另外请参Chilco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