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暴力的权力-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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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非殖民化给殖民帝国和殖民地带来了问题，那它也给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带来了研究的空白点。比较政治学领域最初关注主要欧洲国家（老牌国家）的特点使得它对新兴民族国家出现的反应措手不及。然而，比较政治学家要赶上形势并不需要走很长的路。尽管在五十年代对政治发展的分析几乎为零，但到六十年代初期这方面的文献就非常丰富了。确实，六十年代非殖民化进程达到顶峰，六十年代也代表了几大学术研究领域发展的顶峰。
最为著名的是，1960年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 ）和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Ａreas）的出版。这本论文集提出了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这一研究方法成为数年后由比较政治学委员会（mittee on parative Politics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发起的政治发展系列研究的基础。 阿氏和他的伙伴们对民族国家政治体系政治能力的问题和政治进程怎样与外在更广的社会经济环境隔离给予了足够的学术关注。
他们用输入、输出功能范畴来标示各政治体系的共同特性。他们把输入功能分为四类：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录用、利益表达、利益整合、政治交流。在输出或能力方面，他们强调政治决策、政策实施、政治裁决。阿尔蒙德和科尔曼及其同事并不认为在实现其功能时各政治体系同等有效，但他们认为成功的实现各项功能是政治发展的关键。
同年，西蒙·马丁·利普塞特（Semour Martin Lipsets）出版了《政治人》（Political Man）一书。作为其对政治社会化领域研究的一部分，他对维系稳定的民主制的因素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尽管其中有一部分分析是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几个欧洲民主政体的崩溃，他还是从拉美经验中寻找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同步进行是稳定民主的一个重要前提。利普塞特进一步提到经济发展的时机和民主进程的步调 是民主制度得以成功的关键。
在1960年拉普特·爱默森（Rupert Emerson）出版了《从殖民帝国到民族国家》（From Empire to Nation）一书，这是一本研究亚洲、非洲非殖民化进程和主权从殖民帝国转到地方精英手中的专著。他追述了西方向外扩张并最终因它而削弱殖民扩张的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横贯全世界的扩散史。他还谈到了非殖民化进程对前殖民地随后政治发展模式的影响。
在随后的几年里，有关政治发展的文献迅猛增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61年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的《社会流动与政治发展》（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论文的发表，他在此文中分析了伴随着工业化的社会变迁与政治制度的生命力、社会变迁与度量社会变迁的各项系统性的经验指标之间的关系。克利福特·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在1963年发表了同等重要的论文《整合革命：新兴国家的原始情感和公民政治》（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他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据称为是对新兴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最大影响的问题上：民族国家情结及与之相抗衡的宗教、种族、语言、地区情结的整合。
第一部分 政治能力研究的背景第2节 早期的发展文献（2）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亨廷顿（Sameul Ｈuntington）在1968年的《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一书中提出了“到底什么是政治发展”的问题，并回答说：政治发展就是高效的、能确保秩序和稳定的政治制度的创建，简单的说就是政治制度化（1968，VII）。早期的一些文献把政治发展等同于民主制度的建构和发展，这被很多批评家认为是种族中心主义 的体现。更公正的说，正如我早已表明的，作为非殖民化运动的民族主义思想的理论根据就是民主思想。为了避免这种简单的等同，亨廷顿努力寻求一个关于政治发展的一般模式：“国家之间的最重要的差别不是它们的政府形式，而是政府制度化的水平”（1968，1）。 因而亨廷顿过分强调秩序和稳定。
亨廷顿的创造性分析源自他对政治制度的细心关注。早期学者在宽泛的社会变迁与政治发展的边界上模糊不清，亨廷顿却对此非常清楚。他把政治制度化界定为四个组成部分：调适能力，复杂性，自主性，内聚力。套用这个公式，发展就只是一个度的问题，政治制度的调适能力、自主性、复杂性和内聚力的程度越高，该制度的能力也就越强。拥有制度能力相对较强的国家，它的政府的层次也就相对较高。
制度化这个概念内涵丰富，确实，人们普遍认为亨廷顿的书对政治发展的问题进行了一次最为彻底的清扫。无论是在对政治事件的平常的议论还是学术争论中，政治真空的概念一直得以使用（e。g。； Zolberg 1966；chap。1）。在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时期，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在欧洲势力撤退后，将给当地留下一个没有清晰边界的政治权威的真空。或许关于这一问题最为著名的论述是温斯顿·丘吉尔在1946年和1947年的演说。他说，工党政府由于印度次大陆的民族解放运动而迅猛发展。他断言在当地没有可以接受权力转让的代表性组织，权力撤退的唯一可能的结局就是混乱和屠杀。 最近，我们目睹了黎巴嫩自1975年内战爆发后的一些事件。我们不幸地看到1975年以后黎巴嫩没有任何一个中央政府能控制整个国家，反之，不同的党派、组织、势力控制着国家的不同部门，并在军事上相互竞争、抗衡。在国家的层次上，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派系或派系联盟具有打败对手的实力从而留下了政治真空，这就是内战的实质。这种惨剧在北爱尔兰继续上演着。毫无疑问，新教徒势力由于有英国的军事支持而比其它派系或比黎巴嫩的各个势力更有能力实现对国家的控制，但控制远未实现。在爱尔兰遗留的政治真空比黎巴嫩要少，然而政治制度受到自身力量的强烈限制。北爱尔兰的中央权威缺乏解决问题的政治途径，政府机构脆弱不堪也就势所必然。
最近，我们经历了前苏联及其东欧保护国的崩溃。新成立的十五个国家的政治生命力值得怀疑，源于种族权利要求的内战也就很有可能伴随着前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政治分裂而爆发。通过对这一问题（为民众广泛认可的政治权威的缺失）的关注，制度的脆弱性问题得到了强调。
因为对这一问题有着清楚的关注，亨廷顿的分析也就显得更趋重要。它提醒我们政治能力的衰弱不只是一个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简单问题。黎巴嫩居民的文化素质在中东国家中最高，在1975年前，贝鲁特还是一个商业和金融中心。确实，在1975年之前，黎巴嫩还被普遍认为是第三世界国家中最有可能实现民主的国家。与此相似，与世界范围内的其它经济模式相比，北爱尔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这些例子清楚的表明社会的现代化不一定就会带来政治的发展。
亨廷顿的分析模式还告诉我们，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政治衰朽（political decay）可能发生，制度也可能崩溃。换言之，不象某些更为乐观的现代化研究学者所说的那样，政治发展不是伴随着工业化的社会变迁的自然结局。与此同时，政治衰朽的可能发生意味着发展不是一个畅通无阻、直线前进的过程。
但是，亨廷顿的观点还有更深层的意义。他认为，工业化、非殖民化以及其它的发展进程带来了没有预料到的、与维持秩序相冲突的大众参与政治的要求。如果要在广泛的、非组织性的大众政治参与活动和有限的、而又是有组织的大众政治参与活动中作出选择的话，亨廷顿倾向于第二种选择，因为在他看来，秩序最终是更为重要的追求目标。在政治真空中由于缺乏组织性和连续性，参与必将导致混乱。因此，在政治结构脆弱的国家里，不应该鼓励大众参与。
亨廷顿用一个等式来表示政治动荡。政治动荡是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的比率（1968，55）。不稳定不只因政治容量（political capacity）的低弱而产生。 确实，假如大众参与不足，即使制度化的水平低下，同样可以维持政治稳定。只要参与的水平和政治容纳能力保持一致，政治动荡就不太可能，亨廷顿把这种情况（参与的水平低于容纳水平）称为公民政体（civic polities）。
问题是假如参与水平超出了容纳能力，比如说在执政官政体（praetorian polities） 中该怎么办。其实这才是亨廷顿真正关心的问题：
要想以这些国家的政府形式来给它们分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无庸置疑，美国是立宪民主制国家，苏联则是共产党专政的国家。但是，印尼、多米尼加、南越、缅甸、尼日利亚、厄瓜多尔、叙利亚等国家实行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它们也进行选举，但它们的民主显然不是丹麦和新西兰实行的那种民主。它们有专制统治者，但又没有共产党国家那样高效的专政。唯一人之命是从、依赖个人魅力的领导者或军事独裁者都曾大权在握。把这些国家列入任何一类政府形式都行不通，因为捉摸不定、集各种政体的脆弱性于一身是它们独具的特征。具有非凡魅力的派系首领、军人政权、议会政权、深得民心的独裁者，你方唱罢我登场，眼花缭乱，无法预料。政治参与既不稳定，也无规则，在这种政体和那种政体之间来回摆动……这种动荡是缺乏政治共同体和政治参与超出政治制度化限度的明显标志。
这种动荡不安正是政治发展缺少现实基础的外在表现。
尽管亨廷顿比他的前辈们对政治结构明显给予了更多关注，但在早期的研究中就对此问题有过总体的论述。例如多伊奇就曾说过，在政治能力匮乏的国家，社会流动可能导致不稳定，因而社会流动的步子要适中。奥而森（Olson）在1963年有过近似的论述，他说，迅速增长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和经济的混乱，而这又加剧不平等并最终引发政治动荡（Olson，1963）。根据这类论述（Geertz，1963；Almond，Powell，1966），可以说，过快的增长不一定会带来政治能力的同步、协调增长，期望的增长超出了整合和满足这些期望的制度能力的范围。
在有了这么多的学术回顾之后，加上过去三十年来大多数非洲国家糟糕的经济状况，有人或许要问为什么要对快速增长和大众参与的问题给予这么多关注。问题就在这些学者对新旧国家进行对比后发现，老牌国家或平坦或曲折的政治发展都花了几百年的时间。它们的政治发展道路并不完全一样，但在大众政治参与的要求产生之前，它们的领土已经通过军事征服或其余手段得到固定，制度已经形成并日趋完备。此外，新兴国家必须面对一个与老牌国家形成完全不一样的国际背景。
人们不要忘记民族国家的现代形态起源于欧洲（Bull；1979；Badie； Birnbaum；1983；Gellner；1983；Hobsbawm；1990）。一些人把现代民族国家看作是已经消失的欧洲势力在当地留下的遗产 （Bull，Watson ，1984，2）。尽管安德森（Anderson）已把民族感情的起源追溯到十八世纪移居美国的欧洲移民的后代（Creoles） （1991，chap。4）；然而，艾利·克杜尔（Elie Kedourie）却进一步声称民族主义患的是欧洲病（“The European Disease”，这一术语引自 Geertz， 1977，249）。当代国际体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纪的欧洲，作为现代国家，新兴国家要比英国少两百多年的历史，比德国和意大利要少一百多年 。许多欧洲国家（nation）的历史甚至比亚、非、拉的新兴国家的历史更短 （Connor，1990）。 国家权利平等和主权平等的原则确立的历史还不到一百年，这一原则在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的建构后得到遵循，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的成立时得到更为明确的表述（Bull和Watson，1984）。成年人都应享有公民权利的原则与国家主权原则的并行则是非常晚近的事（Bendix，1978）。
因此，人们对新兴国家的经历与老牌国家的截然不同一点也不感到奇怪。更明显的是，新兴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