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暴力的权力-第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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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会看到我的主张和亨廷顿关于政治衰朽（Huntington，1968）的观点之间的类似之处，确实，我们这两种观点都赋予政治制度以极大的重要性，并极为关注那些制度的脆弱性。亨廷顿把政治衰朽当成是参与和制度化之间比率的一个因变量，即是说，如果参与超过了制度化的能力，那么政治衰朽也就发生了。这样，保持稳定的关键就是，确保参与水平和制度化之间的平衡。亨廷顿对平衡的强调看起来和我对政治能力相关实质的强调有着某些共同之处。
尽管其间有着这些类似之处，然而，我对权力和暴力的区分以及对政治参与如何看待上的观点与亨廷顿的观点大相径庭。我认为，权力的实施事先假定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和合法性的存在，而且对暴力的持续性的依赖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非政治的（apolitical）。相反，亨廷顿断言，军队——在所有政治秩序中体现暴力使用的组织——能够发挥与众不同的积极作用。请看：
军人干预……常常标志着一连串政治暴力的终止。从这一意义来说，它明显地有别于其他社会集团所能采取的手段……在一个激进的普利夺社会中，军队至少有能力使秩序短期内得到恢复。军事政变是反对政治权威的直接行动的极端手段，但它也是使其他形式的反对这一权威的行动暂告结束的方法，它还是重建政治权威的潜在的方法……在这一意义上，夺取权力，表明了政治斗争的终结，同时它还是政治斗争的结果。正如民主国家里在选举之日发生的情况一样（Huntington，1968，p216…219）。
这种表述当然加上了“短期内”这样的限定词语：很明显，亨廷顿并不把军队当成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即便如此，他的结论意味着，军事政变以及其后的压制性的军人政权，能够把问题解决的方法强加在相关的集团之上并获得成功，而其他的力量是无法做到这点的。而我对此持完全不同的看法，那种军队强加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实际上根本不是有意义的政治解决，从长远看来尤为如此。而且，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通过军事政变就任的政治领袖，他的任职期限也要比其他的领袖要短，并且也可能被另一次军事政变推翻（请参HannemanandSteinback，1990）。这就是为什么多数军人政权最终必定失败的原因。
在大众政治参与的问题上，这两种观点也截然不同。亨廷顿认为在制度较为脆弱的地方，需要对代表不同社会集团的人们的政治参与加以控制和约束，以使它不致过量。他继续认为，过量的政治参与只会导致政治衰朽和普利夺主义的出现。我在第五章已经提到，亨廷顿的这一结论建立在迪尔凯姆把政治暴力当成是非理性的和社会失范所致的这一假设的基础上。但是这些假设是容易误导人们的，尤其是因为它们忽略了对于采用政治暴力策略的人而言将产生的成本和代价。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把政治暴力当成是一种策略。这样，这些前提假设最好是予以抛弃，并应把政治暴力当成是一个与不同的成本和潜在收益相联系的策略和手段。这样，暴力就不再是社会失范的非组织化的表现，相反，它应该被理解为是那些——认为尽管这一手段可能有很高的成本，但它也会产生收益——人的一种行为。这样来看，暴力行动的发生表明国家共同体的相当一部分人对正常的政治渠道失去了信心，因而它也表明国家政治能力的失败。
鉴于这种差别，很明显，这两种观点有着根本不同的政策意义。当然，二者都强调制度的实际年龄和代际更替年龄的重要性，但是那些年龄是一个不能迅速形成的“总量”，即使从理论上来说也是如此。那么政治能力如何在短期到中期内来扩大和发展呢？亨廷顿认为，必须对动员和流动进行限制以避免出现过量的要求。但是必须认识到“控制（containment）”这一词语只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因为控制的努力会退化为压制，尤其在军队直接地、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治行动时更有可能。
我的观点是，如果人们真的关注政治能力，那么他就会发现控制战略将产生相反的结果。相反，对于新兴国家而言，合法性倒是一个需要迅速最大程度地予以加强的东西。决定使用压制手段是政权可用的基本方法，而最大程度地扩大合法性则意味着它们可以避免物质强制手段的使用。我已经指出，政府可以用包括物质和象征刺激组合在一起的方法在内的各种手段来引导同意。即便如此，合法性产生的难度也不应有任何的低估。正因为认识到这些困难，我才不是一个乐观的预测者。但是，它确实提醒我们，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秩序是脆弱的，而这有助于解释当今许多国家政治衰弱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