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畅销书]经济思维-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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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让我乘车吗？
大概15年前，有一个普通的本科学生，暑假没打算回家，后来临时决定要回家一趟，于是他就到了长途汽车站。20世纪90年代中期，运输市场不如现在规范，许多车辆是私人运营的，虽然也由车站售票，但常常也有在车上自己跟车主谈票价的情况。这个学生到达车站时，刚好有一辆车已准备出发，里面还有几个空位，于是他向售票员要求以50元的价格乘车（若在车站购买则票价为70元）。售票员说：“车站定的票价都是70元的。”该学生说：“50元可以的话我就坐，不可以我就下去。不过你们的座位反正空着，同意我你们就相当于多赚50元。”售票员说：“70元又没多收你的，你要不坐就去等下一趟吧，还不是得花70元。”这个学生于是站起身来准备下车，售票员便又叫住他：“好吧，就50元，看你是学生照顾一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重庆长途汽车站。那个学生就是我自己。或许售票员真的有照顾学生的想法，但她一定也进行过边际分析：载上我，多增加一名乘客，几乎不会增加她任何成本（汽车的运行磨损、油耗、路桥费等不会因我而增加），但是却可以多得到50元收入（这50元实际上可称为纯利润，或者增加边际利润50元）。当时我还不曾接触现代经济学，等后来熟悉了经济学之后，我常常想起这个例子，当时的我和那个应该也没接受过经济学教育的售票员，竟然都本能地运用边际分析在进行思考。
故事是真实的故事，但它也带来了更多需要思考的问题。为什么我的行为并没有成为人们乘车的普遍行为模式呢？为什么人们不都等到最后要开车时再去要挟售票员低价乘车呢？甚至很少有人这样想。后来我想原因可能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不确定性，若人人都等到最后时刻去要挟售票员，很可能反而会提高售票员的谈判能力，甚至人太多（车座数固定）导致座位配给，结果就会使这样做的乘客有可能乘不到车；二是我那次在时间上确实不着急，我总可以尝试要挟策略从而使得我机会成本（预期乘下一辆车的代价）低于70元；但绝大多数人不会有我这样的时间自由（时间的机会成本近乎于0）来仿效我。
在逻辑上，我想到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我那次的行为没成为人们（包括我自己）乘车的普遍模式。但逻辑上成立的东西仅仅能称为假说。假说是否成立尚需经验来检验。事隔十多年之后，我竟然真的发现了一个支持我假说的经验例子：从广州到厦门的长途车，在车站出售的票价是340元/人，常常有很多人并不到车站买票，而是待车开出站之后再要求搭乘，当然票价也低了很多。有意思的是，人们居然自发形成了几个上车点以及几个不同的票价。比如，车票在天河客运站的票价为340元/人，出站不远就有一个上车点，340元的票价一下子就降为180元；然后在更远的某处（离火车站不远）上车点，票价进一步下降为100元。这一奇特现象似乎可以印证我的假说：那些更确定需要按时坐上汽车的人们，宁愿去车站买票；而时间成本不高的人，宁愿采取要挟车主和售票员的策略，而他们的要挟之所以可以成功，正因为车主和售票员为他们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很低。而且，有意思的是，车票价格居然按照乘客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小（离始发点天河客运站越远则越不能保证乘客所等到的一辆车有座位），也分成了不同的等级。难道这不是一个有意根据边际成本和消费者耐心而进行的价格歧视机制吗？我相信是的，因为最近我发现那些站外上车点竟然也是有组织的，有车主们的代理人为他们电话售票（这适当地降低了乘客面临的不确定性）。
第一章 经济思维（14）
这个例子，是我好几次送一位亲戚由广州回厦门的过程中逐渐发现的。然而我相信，这样的现象应该不局限于发生在广州至厦门的汽车上。若读者发现类似的现象，不妨告诉我。
应重视边际利润
我们常常希望一项决策实现利润最大化。我们如何知道利润实现了最大化？一个简单的做法是问问自己：再增加一单位物品的边际利润是多少？
边际利润，被定义为边际收益减去边际成本所得之差额。当边际利润为正，意味着增加单位该物品带来了正利润，于是总利润会增加；相反，边际利润为负，意味着增加单位该物品是得不偿失的，于是总利润会降低，此时要增加利润反而应削减该物品。当边际利润为0的时候，意味着没有充分理由增加或减少该物品，无论增加或减少该物品，总利润都不会变化；此时，总利润实际上达到了最大。
边际分析思路，可能也体现了一个生活常识：选择一条中庸而不是极端的道路通常会生活得更好。或者说，恰当地平衡生活之各个方面，通常比不去平衡生活之各个方面，更能令人快乐生活；保持在一种恰当的中间状态，不能不足，也不要太过，这就是最佳的境界了。边际收益递减而边际成本递增，意味着边际利润是比边际收益更快递减的。我们常说做一件事“过与不及”都不好，那正是因为“过”意味着边际利润为负，“不及”意味着边际利润为正，这都不是利润最大化的解。“恰好不过”，实际上就是边际利润为0的时候。因此，懂得边际分析的人们往往更不容易走向极端，也不会简单地以为多比少好。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人必谤之――中国传统的中庸平正的为人处也之道，未尝不与边际分析的思想同理。可是现实中很多人都很容易忽视过犹不及，结果做事成了画蛇添足，徒劳无功。
任何人都可以学会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首先，经济学家在分析人类行为时，假定人是理性的。当然，这就意味着经济理论并不能去解释一个疯子的行为，不过，好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疯子的数量可以忽略不计。其次，经济学家一旦观察到难以理解的行为，常常偏好从制度根源去理解人们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行为，只有深入理解了行为的制度约束，才能更深入地洞察个人行为的动机和表现。什么样的制度，会激发什么样的人类行为；人们会对制度激励做出反应。此外，经济学家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尽管也会看我们能得到什么，但他们更关注为了得到而放弃了什么；这就是机会成本理论。而且，经济学家非常强调在边际上思考决策问题，即我们再往前走出一小步，我们将会付出什么代价（边际成本），我们会得到什么好处（边际收益）――当边际收益超过边际成本时，我们就应该继续迈进；当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时，我们就应后退；如果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祝贺你，你正处于最优的位置，只需停留在那里就everything is ok！
第二章 一个人的世界（1）
没有选择就谈不上价值，没有选择余地的“机会”就不应当叫做机会，也谈不上机会成本。
――汪丁丁（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教授）
一个理想的社会是：个人有选择的自由，而政府没有无视个人选择的自由。
――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经济理论有两大重要任务：解释经济现象，推测经济后果。当然，一些具有雄心抱负的政府经济学家还会为它加上第三大任务：指导经济政策。不管两大任务也好，三大任务也好，经济学首要的任务是解释经济现象。欲改造世界，必先认识世界。
理解经济现象必须先理解人类行为，尤其是人类的理性选择行为。事实上，不单理解经济现象需要理解人类的理性选择行为，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意对生活的感受，因而希望可以巧妙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使其多姿多彩。问题是，在财富有限、精力有限以及各种有关生存的空间和环境受到约束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才可以巧妙地安排多姿多彩、意义丰富的生活？有关理性选择的理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一样有深刻启示。
选择机会的重要
幸福源自能够有所选择
研究人们的选择行为，首先得让人们拥有选择机会。若一个人没有任何选择的机会，一切都像机器人般被设定了固定的程序，那他就不需要理性，更谈不上理性选择。
作为以经济学为职业的人士之一，我对经济学家这一群体最大的感受是：他们中大多数都比普通人更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而对于那些狭隘和不友好的态度，他们也常常表现出了更多的宽容。其中的原因我想可能在于，没有人比经济学家更推崇自由选择。
经济学家可能比一般人更清楚：有选择的自由，才可能会有幸福。某种意义上，研究选择行为的经济学，也是关于人生幸福的学问。若没有选择的机会，就不会有人生的幸福；若能更明智地选择，常常有助于获得更大幸福。
正如第1章中曾提及的，没有选择机会，就意味着“不得不”，意味着被强制，意味着个人的意志得不到尊重、个人的自由得不到保障；所以没有选择机会的人
不会感到幸福。一个孩子，如果他在人生的每个十字路口都只能接受其父母和家庭的安排，而无权自己选择，那么这个孩子不会感到幸福。同样，一个公民，如果他始终只是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其自由意志得不到合法的表达，他就不能实现心中的梦想，这个公民不会感到幸福。
尽管打着“自由选择”的幌子，但实际上却限制了个人选择余地的做法，等同于一种强迫，那不会给人真正的幸福。自由主义哲学家霍布豪斯曾举一例：某人坠入山崖，无法自救；另一人在崖上与其谈判，称若坠崖者愿以全部家产相赠，他就扔一绳索救之，否则便会离开任坠崖者自生自灭。此例中坠崖者答应以全部家产交换一救命绳索，看起来是自愿的（自由选择）。但实际上他是不自由的，是不得不做此选择，因为他已经别无选择。
霍布豪斯的故事在生活中或许也有其版本。譬如工人愿意接受血汗工厂恶劣的环境和微薄的薪酬，看似自由选择，但实际上可能不是，因为工人的处境可能恰好与那个坠崖者一样，他们除了“自愿”全部付出自己唯一的资产――人力资产――之外，别无选择。这为社会向工人提供起码的工作条件和基本的生活保障提供了一个理由：社会保障系统的作用，在于使得工人的选择机会有所扩大。
第二章 一个人的世界（2）
让人们有更大的选择的自由
大多数经济学家关于政策的主张，总是与扩大人们的选择机会有关。甚至，绝大多数时候，我们想要知道一个政策的优劣，只需要看看这个政策是增进了人们选择的自由，还是缩小了人们选择的自由，便可给出恰当的评估。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93―）教授就主张，理性的政策应该增进个人选择的自由，而不是空谈效率或公正等抽象原则。换句话说，评价一项政策时，它是否增进了人们选择的机会和范围，将是比套用效率或公平等抽象原则更具现实性的评价标准。毕竟，选择机会的扩大很容易取得一致的辨识，而效率和公平等抽象原则却不那么容易争辩清楚。
给人们更大的选择自由的政策，可以给人们带来更高的主观效用。比如，若要对贫困家庭进行补贴，经济学家更赞成对低收入家庭进行货币补贴而不是发放食品券，因为货币可以用于购买任何东西，而食品券只能用于购买食品【严格说来，得到食品券的家庭可以通过“黑市”等将食品券兑换成货币再购买其他东西，但黑市兑换意味着家庭得到的货币价值必然低于食品券的购买价值（也就低于与食品券购买力等值的货币补贴价值）】，所以货币补贴可以比等价值的食品券给家庭带来更多的选择机会，从而是一种更有效率的补贴方式。又如，对于国内户籍和劳动力流动的管制，政治家或许有其出于各种目的之考量，但经济学家大多主张放松这些管制，放松管制意味着人们选择工作地和居住地的机会大大增加，人们将有更多的机会去实现自己所渴望的生活和梦想。
甚至在孩子的教育中，扩大选择机会这一原则也是适用的。茅于轼先生写过一本书《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他谈到了父母总是希望管教孩子，帮助孩子决定专业、婚姻等诸多人生大事，但这样做未必见佳；真要想让一个人更好地成长，最好的途径应该是给他（她）自由。给一个人自由，就是给予一个人选择的机会，这是让他（她）幸福的前提。也许，有人会说，孩子的选择可能是错误的；但问题是父母的选择也不一定就正确。一个人没有理由用一种可能不正确的选择去干预另一个人可能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