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第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何关系，至少我们这一批留学生会感谢你。但你说我是你见过的第二个中国人，那么你肯定不知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不知道中国有改革开放这回事
电话仍然一个一个地打来。横山隆睛只好不断地接电话，可是慢慢地他对张丽玲所讲述的内容产生了兴趣，对电话开始不耐烦了，不断地推掉一些事倩。张丽玲在旁边可以清楚地听见他拿起电话后听不上半分钟就说：“不行，我现在正有事，明天再说吧。”挂上电话马上就转过头来问张丽玲“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改革开放了你们为什么就要出来？”、“你们留学生在日本又怎么生活？”之类的问题。
就像横山隆晴对中国不了解—样，原来张丽玲对富士电视台也一无所知，直到她见到横山隆晴的时侯她还以为富士电视台肯定是富士胶卷公司下面的一个很小的电视台，否则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发展到了如此之高的水平，横山隆晴怎么还会连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都不知道？但事实上富士电视台是日本最大的一家民营电视台。
直觉和经验告诉张丽玲，从横山隆晴的眼睛里透露的信息说明，他开始想知道中国的事情，他的好奇心促使他急于想从张丽玲这里了解中国。聪明的张丽玲抓住了这一机会，不仅告诉他中国现在的变化，而且还对中日关系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和日本虽然是邻国．表面看起来它们的文化和现实生活都是很接近的，似乎没有什么差异，其实思维方式的差别是非常大的，这种差异，甚至比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差异大得多，但问题是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谈话出人意外地一直进行了四个小时，远远超出了横山隆晴自己设定的半个小时的界限，可是他似乎还有许多问题要问，直到很晚了，富士电视台的人早都下班回家了，他们也感到肚子饿了，横山隆晴才恍然大悟似地想起来；“哎呀，光顾谈话了，饿了吧，咱们吃饭去。”
横山隆晴带张丽玲来吃一种日式自助饼，这是一种类似中国大排档的小吃，需要自己动手做，把准备好的青菜和鸡蛋放在一个摊开的面饼上，放在平底锅上去煎，吃得人满身都是烟。第一次见面请一个女孩子来吃这种低档的东西，这在日本不能算是太有礼貌的事情，而张丽玲还穿着上班时穿的衣服，这多少有一点让张丽玲感到不太合适，可是当时张丽玲是来求人的，人家请她吃饭已经不错了。
后来。这顿饭成了张丽玲“攻击”横山隆晴的话柄：“第一次你请我吃饭就让我吃那个！”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8、我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8、我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饭问，横山隆晴不断问张丽玲有关中国的事情，对电视片的事情反而不提了，张丽玲只能跟随着他的思路走，尽可能回答他的问题。吃过饭，横山隆晴对张丽玲说：“也许我会帮助你，你不要着急，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我要回摄影棚工作了。”
这就是张丽玲与横山隆晴的第一次会面，一次在无意之间创造了历史的会面，一次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架起一道新的桥梁的会面，一次让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会感动的会面，而且也是对张丽玲和横山隆晴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会面。
《我们的留学生活》播出后，横山隆晴在日本接受中国新闻社记者的采访，又谈起张丽玲第一次去见他的情景，感慨不已，而且与张丽玲对记者的说法颇有一点不同：“1995年12月，张丽玲第一次来到富士电视台找我。那时富士电视台还在新宿区河田叮老地址（两年前迁移到东京湾，现在坐落于台场海滨——笔者注）。这是一次不速之访，来得非常突然。她问我你就是富士电视台的横山隆晴吗？
她说她想拍一部纪录片，她从朋友的朋友口中知道我在制作纪录片，我在日本电视纪录片界还有点名气，她请我借给摄像机，说是想为在中国的电视台播出而拍一部纪录片，朋友说向横山开口可以借到。我问她拍过纪录片没有，她说连一部片子都没有拍过。这就是我和张丽玲的初次见面，我想这个人是不是发疯了，那一口半生不熟的日语，还带着地地道道的留学生的稚气，对纪录片一无所知。当时，张丽玲才二十八岁。我仔细问了她的计划之后，告诉她，我对拍留学生，特别是中国的留学生的事，一点也不感兴趣，但我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她想表现的东西，很有价值，所以，我向她许诺在可以做到的范围以内帮助她。”
张丽玲一边张罗着纪录片的事情，一边还要认真在大仓上班。她对业务越来越热爱了，对食粮部的感情也越来越深，石井部长和桥爪课长对张丽玲的工作能力大加赞赏。食粮部的同事都非常喜欢这个漂亮的中国女孩，一个演员出身的女孩子，竟然能把商务也做得这么好，实在难能可贵，甚至把张丽玲称作“食粮部的女儿”。张丽玲也觉得她必须把工作干好，多为大仓创造些效益，否则就对不起大仓，对不起同事们的理解和爱，对不起课长和部长，更对不起像人生导师一样关心她的山内专务。这有时也会给张丽玲的心理上造成矛盾，在大仓之外还要干那么一件事，是不是她对大仓不忠。
见过横山隆晴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张丽玲照例来到大仓上班。预感告诉张丽玲，今天横山隆晴肯定会来电话，她几乎整个上午都在心神不定地等电话。果然，下午两点的时候，有人叫张丽玲接电话，说是富士电视台打来的。电话里的横山隆晴仍然没有明确地答应下来，只是说他觉得张丽玲这个人很有意思，没准这个片子可以做，他想再听一听张丽玲的详细计划，可是他又没有时间，说不定晚上12点以后，他问张丽玲时间这么晚无所谓吗？张丽玲说无所谓，夜里2点、3点都无所谓。
第二天晚上10点半的时候，横山隆晴给张丽玲打电话说没准他今天晚上有时间，让张丽玲等着。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仍然没有消息，张丽玲就以为他又没有时间了，就先回家了，这时已经是12点了，可是刚回到家里，横山隆晴打来电话说他现在有时间，让张丽玲在12点半到一个24小时茶店里去等他。结果一谈谈到早晨6点，谈完之后，横山隆晴要回去睡觉，张丽玲直接去公司上班。
但是横山隆晴仍然没有明确表态。
这时已经进入1995年年末的最后几天，张丽玲觉得不能再等了，她要自己先干起来。12月31日，1995年的最后一天，张丽玲用从大仓领到的30多万日元的奖金买了一台小型数字摄像机，以她身边的朋友作为拍摄对象练开了手，当然只是练手，拍下的东西后来也基本没用。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9、她买了一台数码摄像机
9、她买了一台数码摄像机
张丽玲只是觉得当年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在当年做起来，不能让它跨年度。其实她去见横山隆晴的时侯横山隆晴曾经不无嘲弄地要借她一台小型数字摄像机，让她自己拍，那时日本正好刚出了一种小型数字摄像机，拍摄效果不错，可以在电视台播出的，却被张丽玲当场顶了回去：“我不会用这么一个小小的摄像机去面对我的拍摄对象，那对人家不尊重，太失礼。”横山隆晴一愣，心说一个要饭的要挑肥拣瘦，求别人的时候还要求第一的，最好的，这小女子真是一个怪人，至少与日本的女子不一样。后来横山隆晴对这事一直心有所愧：“12月，张丽玲写好了拍摄计划书。拿到我这儿给我看，向我借摄像机。我拿出一台最新型的SONY数码摄像机给她看，说这种摄像机是拍摄电视节目用的，完全可以，一台三十五六万日元，有这么一台就够用。她说，你别骗我了，你真是太过分了。我告诉她，真的可以。后来，年终奖金发下来的时候，她自己跑到商店去，花了三十六万日元买了一台。她不知道怎么用，就边向人请教，边自己拍。圣诞节的时候，她跑到原宿（年轻人聚集的街区）去拍……后来，我看了她拍的数码摄像，的确艺术感觉很好，画面非常漂亮，构图也十分精彩，完全看不出是刚刚接触摄像的新手。”
张丽玲总觉得拍摄纪录片的事情不能瞒着大仓，她就先给桥爪课长说了，桥爪一开始并没当回事，后来张丽玲自己买了摄像机，要去拍摄了，桥瓜还跟着去看。如今说起来，桥爪还对张丽玲拍摄时的表现赞不绝口：“后来我得知她有自己想干的事：拍纪录片。白天干公司的事，晚上和周末用于拍摄。她买了一台数码摄像机，告诉我要到原宿去拍，邀了好几个公司的人，我也跟去看了。那算是热身吧。她穿了一身与公司上班完全不一样的便装，带了可以露出指头的一双手套，完全不亚于专业人员。后来大家回去之后，她还一个人留下来拍。那种热情劲儿是不多见的。”
在张丽玲折腾的时候，张焕琦也没闲着。因为资金和摄像机的困难，张焕琦一度要放弃，可是最终割舍不下，还是咬着牙干，四处寻找机会。他曾回到国内寻找援助，他的母校北京广播学院，答应可以出一台摄像机，免费让他们使用两年，还可以出两个摄像师。他把这个消息带回日本跟张丽玲和横山隆晴商量，问题太多，首先国内的机器是PAL制的，日本是NTSC制，不吻合，一旦机器出点问题，修理起来非常麻烦，跟买一台也差不了多少；其次养着两个摄像师，工资怎么发？
住在哪里？都是可题。行不通，只好放弃了。
虽然困难重重，张丽玲一点也不灰心。自从那次W出事后，张丽玲的信念就再也没有动摇过。她相信，只要用心去做。奇迹肯定会出现，而且她凭直觉，横山隆晴肯定会加入她的行列，肯定会支持她，而她也只有获得横山隆晴和富士电视台的支持才可能把事情做成。于是她一边耐心等待着横山隆晴的态度，一边开始用火一样的热情去寻找和劝说拍摄对象，让每一个中国留学生接受她的采访。
张丽玲再次找到《留学生新闻》的主编赵海成，从他那里搞至厂许多人的联系方式，一个一个去接洽。后来在《我们的留学生活》中独立成集的丁尚彪就是在《留学生新闻》中找到的线索。参加当年北海道大逃亡的下尚彪给馆学生新闻》写了一篇题为《北海道大逃亡》的稿子，张丽玲看到了，顺藤摸瓜，找到了“黑人”丁尚彪，于是就有了那集感天动地的《家在我心中》。
赵海成也被张丽玲的这种热情所感动，改变了当初的态度，陪着张丽玲一同去找人。每见一个人，张丽玲都要说同样的话：拍这部片子的意义，拍这部片子的可能，拍这部片子的代价，拍这部片子的结果……
赵海成曾说：“你一直无止境地这样说同样的话，太辛苦了，不如用一部录音机把你要说的话录下来，去见人时放给他们听，那样你还可以省点力气。”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10、张丽玲真情练嘴
10、张丽玲真情练嘴
张丽玲却说：“录音机是死的，没有感情，人是活的。我现在所能做到的就是用活的感情和真诚去说服别人接受我。”
当时播出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张丽玲一点也不避讳这一点，而且对每一个采访对象都要说：“我不知道这个片子能不能播出，如果不能播出你还让我拍我才会拍。但我一定会永远为你保存着磁带，等你需要的时候我就会给你。”
陈建成是张丽玲在大仓的同事，上海人，对拍电视一事特别反感。张丽玲反复找过他许多次，每次都会遭到他的白眼，不光不接受，反而会对张丽玲泼点冷水。张丽玲从不气馁。张丽玲几乎是花了一年的时间跟随他磨，一有机会就不放过，最后，张丽玲的热情和耐心终于打动了陈建成。他接受了采访，并在接受横山隆晴的采访时说：‘不是我愿不愿意的事，只要我还是一个人，我就没有理由拒绝她的采访。”对于张丽玲的顽强和坚韧，陈建成感到难以理解，他常会开玩笑地对张丽玲说：“我发现你—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你生为一个女人。
张丽珍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白天去大仓上班，下了班就忙着到处去“游说”。
一种莫名的热情鼓舞着张丽玲，她的嘴上起了泡，嗓子也哑了，口才却见长，嘴皮子练得越来越利索了。在这个过程中，张丽玲也不断被朋友们追问：‘你为什么要拍这个片子？”就像她当初进大仓被追问“你为什么要进大仓？”一样。的确，依张丽玲的自身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