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9年合订本-第25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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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难道是莎士比亚这个姓氏不吉利吗？莎士比亚——Shakespeare，由shake（挥动）和spear（长矛）构成。挥动长矛是一副好战的形象，好战者常常是死于非命的，很难得有正常寿终正寝的。可是，莎士比亚和他的家人都是善良与温和之辈，为什么一个个都短命而去呢？
早在他40多岁写《李尔王》和《雅典的泰门》等悲剧时，莎士比亚就感到神经开始处于一种焦躁状态，常常有神疲力乏之感。莎士比亚离别长他8岁的妻子后，在伦敦事业有成，声名日隆，有不少女人心仪于他。他每次从伦敦回斯特拉福镇可以走另一条路，但他却选择经牛津回乡这条路。牛津有一家皇冠旅店。他选这条路回乡的目的，是要在皇冠旅店停留。旅店的店主叫达文南特（后于1621年做过牛津市长），他的妻子美貌异常，才智出众，能言善辩。她对莎士比亚早已芳心暗动，莎士比亚对她也暗恋已久，于是两人演绎了一个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爱情故事：莎士比亚与达文南特太太有了爱情的结晶，这个私生子也与莎士比亚一样取名为威廉，叫威廉。达文南特。此人继承了莎士比亚的事业，成为17世纪英国著名的诗人和戏剧家。
另外，还发现了伦敦圣克莱门特丹麦人教堂埋葬记录中有“简。莎士比亚，威廉之女，1607年8月8日”的文字，不少人认为可能是莎士比亚的私生女，存疑。此外，莎士比亚长年在外，不免也有艳遇，甚至寻花问柳。这也弄得他身心疲惫，且不经意间染上性病，加上他又有点血管栓塞，使得他健康每况愈下。
莎士比亚就这样带着疲惫的身心和染病的躯体回到了家乡。回到家乡后，看着家人一个个走在他的前头，感到自己的日子也不多了，于是立下了遗嘱。可是，二女儿朱迪思的婚事大伤他的面子，使他感到十分难堪，令他心情抑郁，健康进一步受到影响。他为此修改了拟好的遗嘱。
莎士比亚一直为二女儿朱迪思久未出嫁发愁。而朱迪思在31岁时才嫁给了一个27岁的酒店老板奎尼。本来，两家既是邻居又是朋友，关系不错。但莎士比亚对这门婚事心里很不高兴。女儿的婚事像是步父亲的后尘：女大男小，而且匆匆忙忙，让人生疑。1616年2月10日正处于需办特别许可证的那段时期，这足以证明婚期的急迫。莎士比亚当年与安妮办的特别许可证是通过正常手续从主管此事的伍斯特主教那里领来的。而奎尼与朱迪思的特别许可证却是从斯特拉福教区牧师那里办来的，这是不合教规的。为此，伍斯特宗教法庭传讯奎尼，奎尼未出庭，结果被罚款，并逐出教门。莎士比亚怀疑二女儿与奎尼有鬼，实际上朱迪思是清白的。但奎尼却在9个月前与一女子有染，并使女子怀孕。这桩丑闻在朱迪思嫁给奎尼一月余后暴露了：那女子和她产下的婴儿同时死去。随后，奎尼被起诉。奎尼在法庭上供认他与那女子“曾发生肉体关系”，并表示悔恨。奎尼被勒令身披白布到教区教堂示众3周，意为他的劣行与白布相比，显得何等的肮脏。奎尼缴了5先令的罚金，才了结了这一件丑事。奎尼通过欺骗手段与莎士比亚家联姻，而且没有拿出定亲时答应的价值100英镑的田地，特别是他把莎士比亚的家风丢尽，使莎士比亚无地自容，并深深地伤了莎士比亚的心。
1616年4月25日，莎士比亚逝世两天后被安葬在圣三一教堂内。莎士比亚能在这里安葬，是因为他在教区内拥有地产权，而不是由于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墓碑上刻有如下文字：“看在主面上，请勿动我墓，动者遭诅咒，保护受祝福。”碑文似乎显得俗气，不像是出自莎士比亚之手，但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呢？这个谜尚未解开。
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52
梅兰芳的为人
齐如山
我同梅兰芳五十年的交情，在一间屋中，共同用功工作也有二十几年之久，对于他的性情品行，知道的相当清楚。所以知道的清楚者，不止因为相处甚久，而且也曾经详细留神，严格的审察过。为什么要这样详细审察呢？这无妨连带谈几句。吾国社会中有一种传统的思想，以往不必谈，明清两朝，几百年的风俗，凡是正人君子，都不肯与戏界人来往——尤不敢与唱旦脚的熟识，免招物议。我在宣统二年，就认识他，但无来往，只是看了他的戏，给他写信，发表我的意见，大致总是说，该戏演的某处好，某处不对，应该怎样演法等等的这些话。最初写信，不过好玩的性质，他彼时已很有名，对于我这一位，不十分相熟的外行的信，不见得能够重视，没想到下一次再演，我又去看，他完全照我写的改过来了，这一来，把我的兴趣，引起来了，以后写过七八十封信，他还都保存着，有一部分，粘在册上，存于国剧学会。
我自民国二年以后，便天天到他家去，然不过谈谈旧戏的规矩情形，没有给他编过戏，意思就是我要看一看他，是怎样一个人。他演戏的天才，自是很高，然倘人格不够高尚，也值不的帮忙。因有两三年以上的工夫，所以察看的很清楚，不但他本人，连他的家庭也都很好。从前社会中的议论，大多数的人，都疑惑戏界家庭，不够高尚，其实我同戏界家庭有来往的很多，看他们都很安闲清洁，绝对不是大家想像的那种情形，不止梅兰芳一家。若说戏界有不够高尚的人，自然也难免，但哪一界没有呢？在那个时期，恐怕政界的人，不高尚的，比戏界人，还多的多。自此之后，我才决定帮他的忙。最初替他编了一出《牢狱鸳鸯》，一演而红。又编了出《嫦娥奔月》，不但替他设法创制古装，且为他安了舞的身段。因为既创出古装，就一定要编几出《红楼梦》的戏，第一出即《黛玉葬花》。这两出戏，一因是古装，二因有舞，于是大红而特红，每次演唱，必卖满座。其实叫座能力，所以那样大者，固然因为是新戏，也确是他本人叫座能力特别大，只这两出戏，到上海每次，就赚了三万多元钱。一次我二人闲谈，他颇有想送我一笔款，报答我之意。我说您不必动这种脑思，向来外界人对于戏界人，约分两种，一是在戏界人身上花钱的，一是花戏界人钱的，我们二人，是道义交，我不给您钱，也不要您的钱，只是凭精神力气帮您点忙而已。后来又有一次，他同我说，我的声名，可以说是您一个人，给捧起来的。我说，话不是这样说法，编几出新戏，固然于您很有益处，但仍是靠您自己的艺术能力，比方一样的一出戏，您演出去，就可以卖一块钱一张票，倘是我自己扮上，上台一演，恐怕两个铜板，也没有人来看。再说，您出名，我固然有点力量，可是我的声名，也蒙您给带起来，所以现在知道您的人，大多数都知道我，如此说来，我也应谢谢您。他说，那也不然，您出名是有您的著作，对于社会的贡献，于我没什么相干。以上乃我们平常谈话的一些情形，我为什么写这个呢？大家由此可以知道，他为人是谦虚而恭谨。
他讲信用的地方很多，最浅显最常见的，是演义务戏。北平的风气，为办慈善事业或学校等等，常常找戏界人演义务戏，演员无报酬，又可以卖大价，倘办的好，颇能剩钱。不过戏界人，虽明处是不要钱，但他开帐时，场面、跟包、配脚等等，所开之价，总此平常加倍还多，暗中自然就把主脚应得之数，开在里头了。就是主脚不是自动如此，他的办事人，也要这样做。因此闹的开支很多，剩钱有限，且有赔钱而很狼狈的。这种情形，戏界人人知之，常当戏提调之人也都知道，此外知道的人，就很少了。梅则不如此，规模太小之义务戏，他不演，他既答应演义务戏，我则一文不要，自己跟包人，自己给钱，其余配脚，由义务办事人，自己接洽，以昭信用。以上这段话，并非讥讽他人，其实我就不赞成白找人家演义务戏，我的思想，是戏界人之艺术，也是花钱学来的，如同店铺的货物一样，白找人家演戏，就与白搬人家的货物一样；自然倘遇重要事情，则另当别论，所以几十年中，没有找兰芳白演过戏，只有一次，是蔡孑民、李石曾两先生，创办中法大学，曾由我约梅，演过一次义务戏，就是未受分文的报酬。前边所说规模太小之义务戏者，系指办一小学等等，他如果答应这种，则他一年之中，只能专演义务，无法再演买卖戏，因为求他之人太多，且有许多借端图利之人，所以无法答应也。至于大规模或本戏界之义务戏，则他永远站在前边，盖民国六七年后，老辈如谭鑫培等去世之后，叫座能力，以梅居首。所以他永远倡头举办，他到上海之后，也要赶回北平出演。后几年不能回平，他便在上海约各脚合演，所得之款，一半给上海本界贫人，一半汇寄北平。
次谈他的自爱，民国以前不必谈，民国以后，北方有些军阀，固然也是捧唱戏的，可是给有名之脚为难的地方很多。闹的丑声也很多，彼时的名脚，也确有一二不自爱之人，我知道的相当详细，但此不应该随便说，以免自己的口过。所以有如此情形者，所不规则的军阀，大概大家还都知道，而这些军阀的部下，倚势凌人者更多，狐假虎威的气势，尤难对付。梅则对付的不错，他常说，命我唱戏，因为我是这行，当然非唱不可，且永是规规矩矩的唱，至于给钱与否，既然不能抵抗，也就满不介意。惟独他们要找我去，同他们吃吃喝喝，打麻将，叫女等等的事情去鬼混，就是杀了我，我也不干。因此所有的军阀，也没肯逼迫他，大概也是因为他名气太大，倘闹的天下皆知，于他们军阀，也不很利，所以他们有所顾忌，然梅之摒挡，也真不容易，此足见他自爱。
再谈他的气节。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以溥仪为傀儡，在东三省成立满洲国。在未成立之前，日本人即使中国人来找他，请他于满洲国成立之日，去演几天戏，以志庆祝，戏价定可极力从优，安全绝对保险。他当然不去，如此交涉了几次，这个中国人说，你们梅府上，三辈都受过清朝的恩典，是人人知道，如今又成立新政府，你们自然应该前去庆祝，且此与演一次堂会戏，也没什么分别，有何不可去呢？梅回答的很好，他说：这话不应该这样说法，清朝已经让位，溥仪先生，不过一个中国国民，倘他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庆寿演戏，我当然可以参加；如今他在敌人手下，另成立一国，是与我们的国家，立于敌对的地位，乃我国之仇，我怎么能够给仇人去演戏呢？该人又说，那么从前的恩惠，就不算了？梅说：这话更不能说，若严格的说，清宫找戏界唱戏，一次给一次钱，也就是买卖性质，就说当差，像中堂尚书等，或可说受过恩，当小差使的人多了，都算受恩吗？我们还不及当小差使的人，何所谓恩惠呢？该人无言，事遂作罢。过几个月，有苏俄“教育部”，约梅兰芳前去演戏，所有条件都谈妥，预定前往苏俄之期，即满洲国成立之时。梅对我说，由北平往苏俄，势必经过满洲国，倘被他们强留住，演几天戏，是无法抵抗的；其实平平常常，演几天戏，也算不了什么，他们的名义，一定是庆贺满洲国，日本人必借此，大事宣传，于我实在合不来，苏俄此行，只好作罢。后又经几次接洽，结果规定了所有配脚等等二十余人，由北平乘火车，经东三省赴苏俄，兰芳则一人由上海乘苏俄轮船，直赴海参威前往。这些情形，日本人当然尽知，然苏俄船在日本靠岸时，日本人对梅，还开了一次欢迎会，这当然是日本人的手段，故意表示友好，然此却可见梅之气节。
还有一件，就是日寇时代，梅留须躲于香港。此事几乎人人知道，但其中较详细的经过，则知者甚少，亦可略谈几句。当日本未占北平之前，梅曾与我写信，请我到上海去住，他说北平怕不保险，我给他回信，说上海也不会安定。但他却认为上海是各国租界，在南京政府未迁移之前，他总认为上海是可靠的，所以毫无搬移的心思，迨政府往西一移，他才有移动之心。想追随政府，然政府尚无确定地点，未便移动，后政府决定设在重庆之后，他想去可就不容易了，一则交通已不方便，二则日本对他早已注意，想往重庆，恐怕是万不可能的事情了。日军初到上海，他尚可安居，后来日本势力伸展到租界之中，他看情形不好，才想迁往香港。未迁之前，有人同他说，日本对你向来非常友好，何必迁居呢？日本人说过，所有中国人到日本去的，日本社会呼他们的姓名，永远用和音（即日本音），从前只有李鸿章，则有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