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9年合订本-第18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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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时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一个小女孩悄悄地走进来，依偎在这位老先生身边。她瞪着好奇的眼睛望着我。他告诉我这是他最小的孩子。他抱住孩子，低声地跟套，一条长辫子拖到背后。她是在皇帝退位、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的那天出生的。
“我曾想她宣告着新时代之春的来临，”他说，“然而她只是这个伟大国家之秋的最后的花朵。”
他从书桌的一条抽屉里取出些铜钱，交给小女孩就让她走了。
“你看见我留了一条辫子，”他把辫子拿在手里说，“这是个象征，我是古老中国的最后的代表。”
他现在更温文尔雅了，他说起古代哲学家如何带着他们的弟子周游列国，传授一切值得学习的知识。各国王侯召请他们商议国事，让他们成为国家的治理者，他非常博学，也极富有口才，他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了他的国家历史上的一些事件。我不禁想他多少是一个悲哀的人物，他觉得自己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但没有帝王来赋予他治理国家的重任。他满腹经纶，渴望传授给莘莘学生，这是他精神上所追求的，但只有少数生活不幸、贫穷和资质愚钝的外乡人去听他讲学。
我几次小心地表示我该告辞了，但他不想让我走。最后我觉得必须得走了，我站起身，他拉住了我的手。
“你来看望中国最后一个哲学家，我要送你一点东西作为纪念，但旬一个贫穷的人，我不知道我能送什么才值得你接受。”
我谢谢他的好意，表示拜访留下的记忆本身就是宝贵的礼物。他笑了。
“在这个衰败的时代，人的记忆是很短暂的，我愿望送你更为坚实一点的东西。我想送你一本我的书，但你不能读中文。”
他带着一种亲切的困惑表情看着我。我有了一个主意。
“送我一幅你的文字吧。”我说。
“你喜欢中国书法？”他笑着说，“我年轻时就有人认为我的字不是一无是处的。”
他在书桌前坐下，取出一张宣纸铺开来。他在砚台里倒了一点水，用墨磨着，又拿来了笔。他活动一下手臂，开始写起来。我一边看写字，一边饶有兴趣地想起听来的他的一些些轶事。说是这个老人每当积攒了一些钱，就会胡乱地用在花街柳巷。他的儿子是城里一个有名望的人，被他父亲传闻弄得很没有面子，只是他强烈的孝顺心才避免了对这种放荡行为的严厉责备。我敢说，对于做儿子的来说，如此放荡确实令人难堪，但对研究人性的学者而言，这又是可以平静看待的。哲学家倾向于在书房中阐述他们的理论，只是众他们间接了解生活材料中得出结论，而在我看来，如果他们也面临普通人所遭遇的的人生浮沉，那他们的著作会有更确切的意义。我是乐于宽厚地看待老夫子的这种雅好的，也许他寻求的不过是去阐明人之假象的最不可理解的一面吧。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3期P50
战争与和平
●宋美龄
议长先生，美国参议院各位议员，各位女士、先生：
受到诸位所代表的美国人民热情与真诚的欢迎，令我感动莫名。我事先不知今天要在参议院发表演说，只以为要到此说声“大家好，很高兴见到各位”，并向贵国人民转达敝国百姓的问候之意。
我并不擅长即席演说，事实上也根本称不上是演说家，但我不会因此怯场。因为前几天我在海德公园参观过总统图书馆，在那里看见的一些东西鼓励了我，让我感觉各位或许不会对我的即席演说要求太多。让我最感兴趣的，莫过于一个放着总统先生演说草稿的玻璃箱，里头放着从第一份草稿到第二份草稿，一直到第六份草稿。昨天，我碰巧向总统先生提及此事，我说我很高兴知道，以他如此知名又公认为一流的演说家，还必须写这么多份草稿。他回答说，有时他一次演说得写12份草稿。因此，今天本人在此发表的即席演说，我确信各位一定会包容。
贵国和敝国之间有着160年悠久历史的情谊，我觉得贵国人民和敝国百姓有许许多多的相似点，而这些相似点正是两国情谊的基础，我也相信不是只有我才有这样的感觉。
在此，我想说个小故事，来说明此信念。杜立德将军和部下一起去轰炸东京，回程时有些美国子弟兵不得不在中国大陆跳伞。其中一人后来告诉我，他被迫从飞机上跳伞，当他踏上中国的土地时，看到当地居民跑向他，他就挥着手，喊出他会说的惟一一句中国话“美国，美国”，也就是“美利坚”的意思，美国在中国话里的意思是“美丽的国家”。这个大男孩说，敝国人民听了都笑开来，拥抱他，像欢迎失散多年的兄弟一般。他还告诉我说，当他看到我们的人民，感觉到他已经回到家了，而那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
我来到贵国时是个小女孩，我熟悉贵国人民，和他们一起生活过。我生命中成长的岁月是和贵国人民一起度过的。我说你们的话，我想的和你们一样，说的也和你们一样。所以今天来到这里，我也感觉到我好像回到家了。
不过，我相信不只是我回到了家，我觉得，如果中国人民会用你们的语言与你们说话，或是你们能了解我们的语言，他们会告诉你们，根本而言，我们都在为相同的理念奋战；我们有一致的理想，亦即贵国总统向全世界揭示的“四个自由”，自由的钟声、联合国自由的钟声和侵略者的丧钟响彻我国辽阔的土地。
我们要如何实现这些理想？我想，我可以告诉各位一个我刚想到的小故事。各位知道，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我们被迫从汉口撤退，转入大后方继续抵抗侵略的时候，蒋委员长和我经过一处前线，就在长沙。有一天，我们上衡山，山上有一处有名的遗迹，叫“磨镜台”，是两千多年前的古迹。诸位或许有兴趣听听这古迹的故事。 〃
两千年前，台址近旁有一座古老的佛寺。一名年轻的和尚来此修行，他整天盘腿坐禅，双手合十，口中喃喃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唱念佛号，日复一日，因为他希望成佛。
于是寺里的住持也跟着拿一块砖去磨一块石头，时时刻刻地磨，一天又一天地磨，一周又一周地磨。小和尚有时抬眼瞧瞧老和尚在做什么。住持只是一个劲儿拿砖磨石。终于有一天，小和尚对住持说：“大师，您每天拿这块砖磨石头，到底为什么呢？”住持答道：“我要用这块砖做镜子。”小和尚说：“可砖块是做不成镜子的呀，大师。”“没错。”住持说，“就像你成天光念阿弥陀佛，是成不了佛的。”
因此，朋友们，我觉得，我们不但必须有理想，不但要昭告我们有理想，我们还必须以行动来落实理想。所以，我要对诸位参议员先生，以及旁听席上的女士、先生们说，没有我们大家的积极协助，我们的领袖无法实现这些理想。诸位和我都必须紧记“磨镜台”的教训。
我谢谢大家。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3期P44
与“恶人”斗法
●曾子墨
因为拥有接近3。9的学积分和在美林的暑期工作经历，我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几乎所有大型投资银行的初次面试；然后，凭借充分的准备和逐渐娴熟起来的技巧，我又在所有公司的第二轮面试中过五关斩六将，一次次地飞往纽约，接受最后的考验。
进入第二轮面试，常常是应试者同时面对两个人提问，半小时后，再迈入另外一个房间，接受同一家公司另两位银行家的评判。
两位考官，常常一个扮“好人”，一个扮“恶人”。
与摩根斯坦利进行第二轮面试时，我就曾经成功地把“恶人”感化成了“好人”。
那天上午9点，我准时走进约好的房间，两位男士早已经在那里等候。其中一人友好地站起来，热情地说：“子墨，你好。这位是我的同事。”
一见Rob好似阴天的表情，我就知道，他一定是那个“恶人”。
“为什么对投资银行感兴趣？是因为钱，还是因为喜欢接受挑战？”
好人Mike抛出的第一个问题如同一份押中了50％的试卷，前一半在复习范围之内，后一半却只好临场发挥。比临场发挥还折磨人的是，这个问题让人左右为难：虽然无论对本科毕业生还是MBA，投行的起薪确实高于平均水平，但如果你的答案是钱，你会被看作“贪婪”，如果答案是挑战，又会被视为“虚伪”。
我该怎么办？
此情此景，我想我只能避重就轻，搬出倒背如流的老套路：“投资银行最吸引我的是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首先，我可以学习到很多技能，比如，评估资产价值，帮助企业融资，协助公司通过收购兼并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把股东价值最大化，还有谈判以及如何与律师、会计师一起创造出最好的交易架构；其次，投资银行集中了许多聪明能干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与他们一起工作，我一定会有收获；第三，美国经济高度发达，资本市场功不可没，我希望通过投资银行的工作，近距离地观察资本市场如何推动资源的有效配置，又如何推动经济的发展。另外，我对投行感兴趣是因为我非常适合投行的工作……”
设计这样的答案，“首先”是为了告诉对方，我了解投行的业务，“其次”是一半奉承一半真心，当然主要是为了让他们倆人高兴，“第三”是表明我还有宏观的视野，最后，之所以又把“自我表扬一二三四”加了进去，哪怕有些答非所问，是因为我不能放弃任何一个诠释自己的机会。而且，我必须为自己赢得时间，必须在滚瓜烂熟地背诵“台词”时，腾出一半大脑，认真地思考“钱和挑战”，我到底该如何应对。
“做投资银行的确是很好的学习过程，但是钱呢？钱重要吗？”“恶人”Rob果然看穿了我的小把戏，将了我一军。
“不能否认，投行的薪酬是有诱惑力的，但是如果以一周工作八九十小时来计算，分析员每小时的薪酬又能比在麦当劳打工高多少呢？人应该有长远的目光，作为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工作，最重要的不是薪酬有多少，而是你学到了什么，能让你终生受益。”
短短的几句话，我眼看着Rob的表情阴转多云，又多云转晴。我知道，我的左右逢源又帮我逃过了一劫。
在一家投行的前两轮面试中，通常要接受五六个人的“拷问”，到纽约参加最后一轮面试，则要在一天之内至少见8个人。这么多轮面试成百上千的问题中，“钱”的问题并不算刁钻，Rob也不算最恶的“恶人”。
参加摩根斯坦利的最后一轮面试时，一位分析员刚走进会议室，样子就让我颇为意外：他的衬衣袖子高高地挽起，领带歪斜着挂在胸前，双眼还布满了通红的血丝。面无表情地与我握手寒暄后，他不动声色地发问了：“如果你找到一份工作，薪水有两种支付方式：一年12000美元，一次性全部给你；同样一年12000美元，按月支付，每月1000美元。你会怎么选择？”
我心里“嘭”地一跳，这人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啊！
我嘱咐自己千万别慌，刚要迅速回答，却又突然意识到，如果简单地说选择第一种，答案太过绝对了。
我想，我不如搬出课本里的名词：“这取决于现在的实际利率。如果实际利率是正数，我选择第一种；如果是负数，我选择第二种；如果是零，两者一样。同时，我还会考虑机会成本，即便实际利率是负数，假如有好的投资机会能带来更多的回报，我还是会选择第一种。”
说完这一长串的答案，我不禁有些沾沾自喜，因为我知道回答这类问题时，相对于答案本身，思考的过程更被看重。
“一般人都说选择第一种，你还不错，考虑得很周全！”淡淡的一句点评后，他并没有就此罢休，“那实际利率又是什么呢？”
“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幸好经济学的基础知识还没有完全荒废，我在心里庆幸。
“现在的联储基金利率是多少？通货膨胀率在什么水平？”
这一次，我真的被问住了！我实在想不通，我与他素昧平生，他何苦这么咄咄逼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