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事,成大业-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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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大科学家牢记很多重大问题。他们约有一二十个大问题想方设法去攻克。每当他们发现一个新想法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听到他们说：“唔，这个与该问题有关。”他们于是抛开其他一切，全攻此问题。现在我要说一个可怕的故事，我听来的，不担保其真实性。我当时坐在机场候机厅正和一个在Los Alamos的朋友谈论关于在欧洲发生的裂变实验在当时多幸运，因为这使得我们在美国这儿能搞原子弹。他说：“不。在伯克利（Berkeley）我们已经收集的不少的数据。我们之所以没能推导出来，是因为我们正在建造更多的机器设备，如果我们推导出来那些数据的话，我们就能发现裂变。”他们让到手的鸭子飞了。机会稍纵即逝！
伟大的科学家们，一旦机会来临，他们便紧追其后并且决不言弃。他们放下其他一切。他们摆脱掉其他事情，紧追一个想法不放手，因为他们已经有了通盘的考虑。他们的思想是时刻准备着的，看见机会就紧跟其后。当然，很多时候也不能奏效，但是你并不需要如此“鞍打”多次就能做一些大的科学。就这么简单。一个主要的诀窍就是活得长一点。
另一个性格特点，我一开始并没注意到。我注意到以下这些事实：有人“闭门造车”，有人“开门迎客” （people who work with the door open or the door close）。我观察到，如果你把办公室的门关起来，你今儿或明儿就能多干点，你也会比别人多出不少的活。但是，10年以后就未必了。你不知道干了点什么值得干的事儿。那些把门敞开的人的确是受了很多的打扰，但他也不时地获得些线索，了解这世界是什么或什么更重要。好了，我是无法证明何为因何为果，因为你会说：“关门造车”意味着“封闭心灵。”我可不知道。只是我可以说，那些敞开了门干活的人和最终成就了大事的人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你关上门多使劲地干也无济于事。反而，他们看起来干得有点不对劲——也不是太不对劲，但足以不成气候。
我想谈谈另一个话题，那是从大家都知道的歌词里来：“你做什么无关紧要，你怎样做才紧要。”我从自己的一个例子说起。当年正值关注二进制的日子里，我着迷似的搞着数字电脑（digital puter），其中一个问题最好的模拟运算装置（analog puter）也无能为力。（天哪，我头一回才听说电脑分数字的和模拟的，我犯错了吗？我以小人之见斗胆将“analog puter翻成“模拟运算装置”。大家瞧着办。五、六十年代的“大家伙”到底都什么样呢？译者注）。后来我得到了一个结果。我仔细考量了之后对自己说：“嗨，Hamming，你知道你得就这个军事方面的活向上打个报告。你花了那么多的钱可得能说明问题在哪啊，每一个模拟装置都等着看你的报告以便确实找不到毛病了。” 老实说，我是用对付一个相当简单的（crummy）的方法去做这要求的大集成的，但我居然也得到了答案。我终于明白了事实上这问题不在于就是找到了答案，关键在于首先证明了它，在此之上，我能用一个数字电脑战胜“模拟电脑”（又来啦，analog puter，就是它啦。译者注），而且在它自己的“地盘”（哪个地盘？明白的就明白了，糊涂就糊涂吧。反正咱也不可能搞懂所有的事儿。译者注）。我然后修改了那个解决方案的法子，创立了一个相当一流的理论。那个公布出来的报告就有一个后来好多年以后公认的“Hamming’s method Integrating Differential Equiations（“哈明XXXX法”， 哈哈，谁愿意怎么翻就怎么翻吧。译者注） 这个现在说起来可能有点陈康烂谷子了，但是当时可火了一阵子。就是稍微改变了问题本身，我把无关紧要的活干成了一个大活。
同理，当早年在顶楼用机器（再次提及的“机器”均指计算机。那个年代，计算机不是我们看到的样子。译者注）的时候，我在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成功的居多失败的少。周五弄完了一个问题回到家里，却奇怪我并不快活——我很沮丧。我看到生活就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又接着另一个问题。想了相当长一阵子后，我决定：不，我得对各种“产品”进行“批量生产”，我得考虑所有“下一步的问题”， 而不是仅仅眼前的问题。通过改变提问，我仍得到了同样甚至更好的结果。我去着手主要问题：我如何才能在我不知问题是什么的时候攻克机器（计算机。译者注）并做些“未来的问题”？我要如何为此做准备？我要怎样做才能站到计算机之巅？我要如何遵从牛顿的法则？他说：“如果我能比别人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旁上。” 而现如今，我们（仅）站在相互的脚面上！
你 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去干你的活：甘为人梯！于是别人就会说：“看哪，我站在他的肩膀之上，我看得更远了。” 科学的本质是积累！通过稍微改变一下问题，你就能常常作出非常好的的活，而不是一般好的活。我不去做相互孤立的问题，除非看到一类相同的本质。我决不再去解决单一的问题。
现在，如果你是个不错的数学家，你就知道努力的归纳意味着简单的结论。“那是他要的问题，但是这是问题如此这般的特征。对啊，我能用高明得多的方法攻克整个这一类难题，因为我尚未被那些细节所困扰。” 这个抽象的“买卖”真值，常让事情变得简单。更者，我丢掉（file away）细枝末节，只准备将来的问题。
为了结束这部分，我要提醒你：“好工匠不怨家伙式——一个有用之才与其工作的问题相处融洽，无论他得到什么，并且尽力而为争取最好的解决结果。” 我还要建议，通过改变问题，通过从不同的角度看事物，在你的最终成果中，你总能成就相当程度的不同寻常，因为，你要不然能以此方式做事——让人们确实在你的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建树；要不然只能以彼方法干活——下一个人不得不把你干的活从头再来复制一遍。这不是仅仅一个作业的方法，这是你写报告的方法，你写论文的方法，以及整个态度。做更广泛的、一般的工作就像做一个个案一样容易，并且会更加有惊人满意的结果和有价值！
我现在得来聊聊一个非常讨厌的话题——你做完一件事情还不够，你还得把它“贩卖”出去。对于一个科学家而言，推销是一件棘手的事。这非常讨厌， 你本不该做这事，这世界就该等着，当你做成某件大事时，他们就该赶快出来主动迎接。但是，事与愿违的是每个人都很忙着他们自己的活。你必须很好地主动介 绍，使得他们能把手头的活放在一边，过来瞧瞧你的东西，理解它，然后回过头来说：“是，那玩意不错。” 我建议当你打开一本刊物，翻页的时候，你问问为什么你读其中一些文章，不读另外一些。你最好在写报告的时候也想想：当它发表在《物理评论》或其它什么刊物上的时候，别让读者们把你的文章翻过去，而是停下来读一读你的文章。如果他们不停下来读它，你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you won’t get credit）。
一共有三件事你得去推销。你得学会写好写清楚以便人们愿意看；你必须学会发表相当正式的发言；你还必须学会作出非正式的谈话。我们有不少所谓的“后排科学家”。在一个会议上，他们更愿意闭口不谈。三星期后，决定也做完了，然后他们提交了一份报告，说了一通为什么你该如此这般一番。哎，太晚了。他们不 愿站在一个炙手可热的会议的中央，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我们应该做这件事，为了这些原因…”你必须掌控这种形式的交流以及准备发表演说。
当我刚开始做演讲的时候，我几乎是一种生理上的病态，我非常非常紧张。我意识到或者我得学习作演讲，或者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就得缺一条腿。头一次在纽 约IBM要我做一个演讲，我决定要做一个非常好的演讲，一个真正符合听众需要的演讲，不是一个专业上的，而是更广泛的；一个如听众喜欢，我可以在演讲结束时轻轻地说“只要你们想听，我任何时候愿意效劳”的演讲。其结果，我通过给有限的听众做演讲获得了大量的锻炼。最终我战胜了害怕，而且，我也能学到什么方法有效，什么方法没效。
通过参加会议我搞清楚了为什么有的论文能够被记住而有的却不能。专业人员就愿谈论非常限定的专业问题，但大多数情况下听众只想要一个宽泛的发言，并 且希望比发言者说得更多的调查和背景介绍。其结果是，很多发言毫无效果而言。发言者说了个题目，然后一猛子扎进了他解决的细节中去，听众席上的极少人能够 跟进。你应当勾勒一个大致的图画去说明为什么重要，然后慢慢地给出纲要，说明做了什么。那样更多的人就会说：“对，乔做了这个或马莉做了那个。我知道了怎么回事。是呀，马莉讲得不错，我明白了马莉做了什么。”我们的倾向是做一个高度限定的、安全的发言。但那往往是没有成效的。而且，太多的发言充斥了太多的信息。所以我说“推销”的方法显而易见。
让我总结一下。你得去干那些重要的问题。我反对全部是运气，但是我承认是有不少运气的成分。我赞成巴斯德的“运气光顾有准备之士”的说法。我极力主张 我过去所为，如多年以来坚持的星期五下午“大想法时间”，只有大想法—…意思是我投入10％的时间试图去搞懂本领域更大的问题，比如什么重要和什么不重要。我早些时候发现我相信“此”却一整周时间都奔着“彼”方向忙乎。这的确有点滑稽。如果我真正相信作用点在“这”，为什么我往“那”去？我要不就的改变我的目标，要不 就的调整行动。所以，我改变我做的事并且向认为重要的方向迈进。就这么简单。
现在你也许要告诉我，你还未能支配那些你干的事。当然，当你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难。但一旦你获得了适当的成功，就会有更多的人前来要求结果，比你 能提供的要多的时候，你就有了一些选择的权力了，但不是全部。我 来告诉你相关的一个故事，这还与“开导”你的老板的主题有关。我有一个老板，叫Schelkunff，它过去和现在都是我的好朋友。有军队的人来求助我，要求周五出 答案。嗯，我已经决定把我的计算机资源为一组科学家所用，用于精炼数据。我正沉浸于短的、小的、重要的问题。这个军队的人却要我在周五提交结果。我说：“不行。我会在星期一给你结果。” 他就跑到我的老板Schelkunoff那里。Schelkunoff说：“你必须给他干这活。他必须周五要结果。” 我问他：“为什么我也得如此呢？” 他说：“你必须！” 我说：“行。Sergei，但是你得坐在你的办公室一直到周五最后一班班车，盯着那伙计，看着他走出门去。” 我在周五下午很晚拿出了结果，给了那军队的人。我然后走到Schelkunoff的办公室坐下。当那人出门的时候，我说：“你看， Schelkunoff，这伙计手里什么也没拿。我可是把结果给他了啊。” 星期一一早Schelkunoff把他叫来，对他说：“你周末过来干活了吗？” 我能听到好像磨磨唧唧的，那伙计试图搞清楚到底怎么发生了什么。他知道他本该周末到，没有最好别说有。所以他说他没来。从那以后 Schelkunoff总说：“你设定了你的最后期限，但那也没准（you can change them）。”
一次教训就足以开导我的老板明白为什么我不愿把探索性的研究放在一边儿去搞什么华而不实的事，为什么我能判断不去做那些抢占所有设施的没劲的事。我宁肯用这希望设备去为一个小事进行大运算。再说一遍，早年我的“运算”能力受到限制，因为在我的领域里，“数学家对机器无用处”的结论显而易见。每次我都得告诉其他领域里的科学家们，当他们抱怨：“我没法干，我没有计算机（mechine）。” 我跟他们说：“去告诉你们的副总裁：Hamming需要更多的计算机（puting capacity）。”
我还干了一件事。当在计算领域早些时候我产生了（loaned）一点编程的能力时，我说：“我们没有给与我们的程序员足够的认可。当你发表一篇论文 时，你应该谢谢程序员，否则你就别再从我这指望更多的帮助了。程序员应该被个别地致谢，因为他们付出了努力。” 我等了好多年，然后我翻了翻某一年全年的BSTJ（The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译者注）文章，数数有哪些专门感谢了那些程序员。我把这拿到老板那里，对他说：“这反映计算机在贝尔实验室的中心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