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事,成大业-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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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chn。blogbeta/124。html

做大事，成大业　YOU　AND　YOUR　RESEARCH
March　23rd；　2006　

这是大科学家Richard　Hamming的著名讲演，于1986年在贝尔通讯研究中心给200多名Bellcore的科学家们所做。在google上一搜，还未见中文翻译。在享受到Hamming闪耀的智慧的同时，禁不住要把它译成中文，让更多的只学了法语、德语、和柬埔寨语还未来得及学英语的同胞可以分享。思维是独特的，任何人的翻译都加上了译者的“思想”。所以，要知道Hamming到底讲的什么，请看原文。要看我是如何听Hamming讲的，你可以继续了看这篇“翻译稿”了。尽管我本人从不是自然科学学者，其中的科学名人大多不熟悉，很多术语也不懂，但我仍作出努力。我的时间有限，抽空为大家效劳，恕我不字斟句酌了。不当之处，请您补上。而且Hamming是大家，我也没亲耳聆听过其教诲，我就不“直译”了。遇到一时没译好的，希望后来者补我的缺，以免误人子弟。有明显的错误或需要的补缺，请大家贴到ment里面。如若承蒙厚爱引用本译稿，敬请高抬贵手标明出处：中文翻译：老马　引自染缸。

演讲者介绍：Richard　Hamming，前贝尔实验室著名计算机科学家，美国the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in　Monterey教授。1968年因其在“数值方法，自动编码系统，错误检测和纠错码”方面的贡献获得图灵奖。

我演讲的题目是“你和你的研究”。这不是有关研究管理方面的，而是关于你如何独自做研究的。我也可以作别的方面的专题演讲–但是不，今天是专门谈你。我不是谈什么平常的“车轱辘转”（run…of…mill）的研究，我是谈重大的研究。并且，为了描述重大的研究，我将时常要谈及相当诺贝尔奖那一类的“大事”。这和获奖不获奖无关，我指的是我们认为有重大价值的事情。如相对论，香农（Shannon）　（信息理论之父，译者注）信息论，以及其他杰出的理论　—…　这就是我要讲的。

那么，我是怎样搞起这样的研究的呢？还在Los　Alamos（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的所在地，1943年由能源部为研制原子弹而建立。译者注）的时候，我负责运行有关计算机方面的事，以便那些科学家们、物理学家们可以去干他们的（大）事了。我无非是个“跑龙套”的。尽管我在身体上与他们无异，但我还是与他们不同。说实话，我挺嫉妒的。我见过Feynman　（1965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译者注），我见过Fermi和Teller，我见过奥本海默，尤（里乌斯）·罗伯特（Oppenheimer）（1902…1967美国原子物理学家；　原子弹计划主持人。译者注），我见过贝蒂（Hans　Albrecht；　1906…；　美国物理学家；　曾获1967诺贝尔物理学奖。译者注）—他就是我的“老板”。我见过不少非常有才能的人，我于是有兴趣去了解自己与那些正在做事和已经成事的人之间的差别。（瞧瞧那龙套跑的，啧啧。译者注）

当年我刚到贝尔实验室的时候，我进入到了一个硕果累累的部门。Bode是那时的部门头，香农（Shannon）也在那里。我一直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和“差别是什么”。我于是去读有关的传记、自传，去问他们这样的问题：“你是怎么干起来这样的事的？”　我试着搞清差别是什么。这就是今天要谈的内容。

那么，为什么这样的话题重要呢？那是因为，就我所知，你一生只有一次生命。即使你相信来世，那也无助于你对待来世的“来世”！为什么你不在这次生命中就做一些意义重大的事呢，不管你是如何定义你的“意义重大”？我不会去定义它　—…　你懂我的意思。我将主要谈论科学，因为这是我研究的领域。尽管就我所知，别人也多次告诉我，我所讲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很多领域。尽管杰出的工作在很多不同的领域里都具有相同的特点，我还是将我自己限定在科学的领域。（他老人家的意思是说，他要去当总统或“政协委员”的话，实在是大材小用，驴头不对马嘴。译者注）

为了让你感觉到专门针对你个人的，我必须使用第一人称。我必须让你抛开谦逊并对自己说：“对，我想做一流的事。”　我们的社会会对那些着手去做像样的事的人皱起眉头，他们会怀疑：“你是那块料吗？运气会光顾你吗？或许你侥幸做成某件大事。”　好吧，随这些闲言碎语去吧。我要说的是：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动手去做一点大事呢？！你不用告诉别人，但是你可以告诉你自己啊：“对，我就是喜欢做一些重要的事。”

为了达到第二个层次，我自己也得放下谦逊并以第一人称来谈我见识了什么，我做了什么，以及我听到什么。我会谈及一些人，其中一些你们认识，但我相信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你们不会把我的话当成“话柄”到处说事儿。

请让我从心理学的角度开始，而不是逻辑的。我主要不赞成人们认为重大科学成果是因运气而成。要说什么事情都和运气有关。但是，想想爱因斯坦，看看他做了多少不凡的事，那全都是运气使然吗？难道就没有一点可重复性？想想香农，他不仅仅搞了信息理论，多年以前他就做了一些别的有益的事，还有一些防卫密码系统。他可做了不少的好事。

你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一个“好”人不只做一件“好”事。但有时一个人一生就做一件事，关于这一点我们一会儿再谈，只是更多时候是存在可重复性的。我坚持认为运气并不推及所有的事。我在此引用巴斯德（Louis　Pasteur，19世纪法国化学家。译者注）的话：“运气只光顾有准备之士。”　他的话说出了我心里所想。的确有运气的因素，同时也有没有运气的成分。有准备之士早晚会找到重要的事并去做它。所以，的确，是有运气。你去做的那件特定的事是偶然，但是，你总归要做某事却并非偶然了（The　particular　thing　you　do　is　luck；　but　that　you　do　something　is　not）。

举一个例子，我当初来到贝尔实验室，和香农共用一个办公室。他在那间办公室搞出了他的信息理论的同时，我也做出我的编码理论。真有点奇怪，我们两人居然在同一办公室、同一时刻做了这些“事”——在某种气氛中。你可以说：那是运气。另一方面你也可以问：“但是为什么那时所有在贝尔实验室的人只有我们两个做了这事呢？”是的，那里面部分是“运气”，部分是“有准备”。“部分”一概念也是我后面要谈到的另一问题。所以，尽管我会不时提及“运气”这个问题，但我不会把运气这东西看成与你的工作出色与否有没有关联的的唯一砝码（谢谢海涛帮我“掰斥”这句。译者注）我主张即使不是全部你也要对“运气”有部分掌控。最后我引用牛顿对此的原话：“如果别人也和我一样努力思考的话，那么他们也许会得出差不多的结论。”（译者注：问问自己，用一卡车苹果往你头上砸，直把你砸晕看能砸出个什么来。）

包括许多（大）科学家在内的很多人所具有的一个特质，如你所见，就是通常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具有独立的思维并有勇气去追求。举一个例子，爱因斯坦，大概在他12或14岁的时候，他问自己：如果我有光速那么快，那么光波看起来是个什么样子？现在他知道了光电理论告诉你不可能有稳定的局部极大（local　maximum），但是你随着光速移动，你就能看到局部极大（local　maximum）。他能在12或14的时候就难能看到这样的“矛盾”——所有的事物在光速条件下看起来不一样。是运气使得他最后创造了相对论吗？（那是由于）他早就开始积累对此问题的思考。这，就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所有这些就是我要谈论的“运气”和“非运气”。

那么，把很多聪明的头脑都凑在一起会怎样？这主意听起来不错。这屋子里的听众们大概都具有从事一流工作还富余的头脑。“有头脑”可用不同的方式来衡量。在数学、物理、天体物理方面，一般来说，头脑在很大程度上与处理那些“信号”有关。因此标准的IQ测试足够给他们一个高分。但另一方面，在其他领域里有点不同。举个例子，Bill　Pfann，此人发明了区域溶化（zome　melting）理论，有一天走进我的办公室。他那时只是模模糊糊地有了一些想法和提出了一些问题。当时我非常清楚此人不太懂数学，而且有点“茶壶煮汤圆——有话说不明”的意思。但我觉得他的问题挺有意思的，于是我就把他的问题带回家琢磨了一下。我最后教他如何使用计算机以便帮他计算自己的答案。我给他提供了用数学计算的动力，他于是走了下去，悄无声息地在他自己的公寓里干了下去。终于他收获了在此领域里的全部声誉。只要他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头，他的胆怯、他的不熟练、他的含糊不清都会消失。他会用用其他而更具成效的方式。当然，他变得更加融会贯通（articulate）。（译者注：也许你对articulate会有不同翻译，对我，articulate就是“融会贯通”。其实翻译，即understanding　＋　articulate，和做任何一件事一样，关键在于你融会贯通。）

我还要举另一个人的例子，希望他不在场。一个叫Clogson的家伙。我遇到他的时候正值我和他一起在John　Pierce（贝尔实验室研究总监，在通信理论、电子光学和行波管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译者注。）小组一起攻克一个难题，我那时可没觉得他有肚里没有什么料（I　didn’t　think　he　had　much）。我问那些和他一同上过学的同事们：“他在学校里就这德性吗？”“是的”，他们回答。那好，我还是把他辞退了吧。但是John　Pierce明智地把他保了下来。Clogston最终做成了Clogston　Cable　（想想吧，能以他的名字命名东西的人是什么牛吧。译者注）。他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一次成功给他带来了自信和勇气。

成功科学家的重要品质之一就是勇气。一旦你鼓起了自己的勇气并相信自己能解决重要的问题，那么你就行。如果你觉得你不行，几乎肯定你不会去做。勇气就是香农（Shannon）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想一想他的主要定理。他想建立一种编码方法，但是他并不清楚如何做，所以他搞了一个随机码（a　random　code）。然后他又卡了壳。然后他问了一个“不可能”的问题：“一个平均随机码（the　average　random　code）会怎样？”　他于是去证明了平均码（average　code）是arbitrarily　good（随意性良好？），并且因而一定存在至少一个好的编码。除了一个拥有无限勇气的人，还有谁胆敢有如此勇气想此所想！　这就是伟大的科学家的品质——他们有勇气。他们不管周围境况，勇往直前；他们思考、思考、再思考。

年龄是另外一个自然科学家们（physicists）担心的因素。他们总是说你要做就得趁年轻，否则就别做。爱因斯坦做事就早，所有的量子理论的同仁们做他们的“事”的时候都早得吓人（disgustingly　young）。　大多数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以及天体物理学家都在他们的早年作出了我们公认的他们最好的成就。这并不是说他们岁数大了以后就不能做有益的工作，只是我们认为他们最有价值的事是他们年青的时候所为。在另一方面，在音乐、政治和文学方面，通常的情况是，那些我们仰慕的大作品往往出炉较晚。我不知道你的情况适合以上的哪种情况，但年龄总是有影响。

就让我说说为什么年龄产生那些影响。首先，如果你要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你必须要找到你全心身投入的状态，全力投入以至于不能再做更多的事了。你也许发现你就和我见到获诺贝尔奖时的布拉顿（Brattain；　美国物理学家；　曾获195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差不多。颁奖的那天我们全都聚集Arnold大厅（Arnold　Auditorium），三个获奖者都上台发表了演讲。第三个是布拉顿，他差不多噙着泪水说：“我知道这个诺贝尔奖的影响，但我不会让它影响我。我会继续保持做个好的老瓦尔特。布拉顿。”　我于是对自己说：“真带劲！”。　但是仅仅几周的功夫我就看见（诺贝尔奖）对他产生影响。现在他只能对付那些“伟大的”的问题了。（译者注：既然如此的大牛科学家都为身外之物所累，我们又怎可幸免？所以，你没有做好“出名”的准备之前，不可妄自出名。名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出的。）

当你成名后再做一些“小”事就难了，香农（Shannon）也难逃此运。有了信息理论（information　theory），你还能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