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6-第8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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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饮料。房子里的住户回来的响声惊动了他，他躲进卫生间。住户恰好上楼直接进入卫生间，偶然回身，看见门后又黑又扁地贴着一个人，住户下意识地喊叫，小偷立刻跪在地板上磕头。很快，小区的保安和保安队长都来了，有点兴奋，要把小偷捆上押送派出所。当然，在刚见到小偷的时候，保安们狠狠踢打他，被住户劝住了。
大家喝令小偷掏出口袋里的所有东西，担心他怀里藏有凶器。翻遍全身，只有半包烟，几张电话磁卡。保安们说，磁卡正是小偷打开房门的作案工具。
住户看小偷相当年轻，问了，只有十八岁，再问，家住在相距不远的中牟县。住户感觉这还是个孩子，不是职业盗窃者，起了怜悯心。而被迫脱光了衣服的小偷一直吓得发抖，颠三倒四说他家里穷得很，上不起学，吃不饱饭，爹娘都有病，他实在没办法才跑到城市里找活路。住户和保安队长商量，决定开车送小偷回家。
小偷非常害怕上汽车，大约他认为这些人肯定在骗他，一定会把他交给警察。直到看见出了城，出现了他熟悉的田地，小偷忽然松弛了，甚至迅速变成了一个平常人，左右环顾，欣赏麦田和杨树。一路上几个人都劝小偷年纪还轻，要把握自己，好好成个人，他似乎没什么心思听。临近了中牟境，他心情更好，热情地介绍，哪里有鱼塘哪里有果树，他已经快成一个导游了。
随行的保安队长让小偷指出他的家在哪，小偷才又警觉了。小偷的家不仅是新的贴了磁片的小楼，平光光的院子里还停放着拖拉机摩托车。小偷的父亲不够友好地出来，责问这几个来人是干什么的，保安队长让小偷自己讲。这个时候的小偷又恢复了“小偷”的胆怯，声音很小话语很简单，他只说了五个字：我摸了他家。他的父亲立刻脱掉脚上的鞋，满院子追打儿子。
事情过去不到半年，又是这个小偷忽然打电话给房子的住户说，他缺钱花了，想向叔叔借点钱。被拒绝后，一个星期，他再次来到小区，这次是等在大门口，提出见那个好心的住户，保安们认出他是小偷，恶声说：你还敢来，再看见你，看打不死你。把这个十八岁的乡村年轻人吓退了。
显然，这个孩子不是因为贫困才做小偷，他内心里的最大动力是厌恶乡村，向往城市，但是，城市里没有他的落脚地，没有足够的钱，城市就不是他的。
2002年，河南的一份报纸上登载过这样的消息：一个人从1974年，他还年轻的时候开始了第一次偷牛，被判刑十年。出狱后一年，他再次偷牛，判刑五年。1994年，第三次偷牛，又判刑。1999年，他第四次偷牛，第四次入狱一年六个月。2000年冬天，他赶着第五次偷来的牛沿着京广线走，被发现抓住，被判刑两年。
我相信教化，也粗略了解沿黄河生存的古人有着最悠久漫长的文明教化的历史，先贤有关的言论典籍，历史上有太多的记录。但是，教化和人的本性是相悖的。对于生在了乡村就是乡村人，正像“法官的儿子就是法官”一样，一个不甘做“乡下土佬”的孩子，除拼命读书之外，他的出路实在太少，他的眼前只有一堵墙。而对于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的人，羞耻已经不算什么，没有羞耻感的人，妄谈人格、荣誉、尊严。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5期P24
被风偷走的帽子
刘川北
让人犯愁的冬季一个不少准时准晌地来了。我家的灶屋，黑锅底透着锈红的冰渣，水缸裂了缝，结了冰，取水时需用铁锤凿开冰层。做熟饭，母亲往灶灰里放一块红砖，过半个时辰，取出，让我们搂着那块砖头取暖。这个笨办法是母亲的创新发明。可是，这仍然解决不了大问题。我们冷啊！像树巅一片枯萎的黄叶瑟缩颤抖不已。我的手冻了，脚冻了，特别是耳朵，裂了口子，灼心般地疼。脚冻了，母亲给我们的鞋子里垫上温暖而舒适的干草；手冻了，母亲用拆解的旧衣服做护手的棉筒。耳朵怎么办呢？
母亲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给我买上一顶棉帽。母亲想要的是那种有耷耳、里子披绒的棉帽。那年冬天，母亲就无数次说过：“要是有一顶棉帽就好了。”一顶棉帽对于一个穷人的家庭是奢侈的，母亲没有钱去买一顶棉帽。这事就搁着，一直到与冬天的再一次重逢。其实，那顶帽子并没有因为随后春天的来临，把母亲的愿望打消掉，相反，却像一粒生命力极为顽强的种子，经春历夏，更加枝繁叶茂起来。
母亲把攒下的零零毛毛和借来的布票小心翼翼地用手帕包好，面带笑容，吩咐我说：“走，去买帽子。”到供销社有七八里地，母亲不空着手，背上竹筐，经过野地时，顺便拾些做饭的柴禾。我扯着母亲的衣角，高兴地随在后面。
母亲捧着棉帽走出来，瞅了瞅天边的阴云，愣了一下。她忽然觉察售货员似乎算错了账目，少找了钱。母亲迅速地把灰手帕盖在装满竹筐的柴禾上，棉帽轻轻放上去。母亲急转身，奔进了供销社。
母亲再次出来时，棉帽不翼而飞。
帽子的丢失让母亲大为震惊，喘着粗气大声斥责，帽子呢？咱们的帽子呢？你把它藏哪儿了？我胆怯地说不出话来。我一直蜷缩在竹筐旁边，我没有感觉到帽子是怎样长腿跑掉了，只知道一阵大风吹来，吹得脸麻麻的，我用衣襟护着自己的眼。
母亲喊我：“你撒尿去了？”我摇摇头。
“你一直在这？”我点点头。
“有人来过？”我不点头，也不摇头。我实在是记不起来了，疑惧地看着母亲扭曲变形的脸。
母亲疯了似的。
“谁拿了帽子……谁拿走我们的帽子……”
没有人应答。母亲见一个人问一个人，没有人知道那顶帽子的去处。母亲似乎觉察出什么——那顶帽子再也不会回来，帽子被人偷了。既然被人偷了，谁还肯拿出来归还它的主人呢？除非那人像母亲一样疯了。
母亲开始用最难听的话发泄自己的愤懑。字字句句都是投向空中的炸雷。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只有母亲一个人在挣扎，母亲的脸像是藏了一只受了惊吓的小兽，不住地颤抖。母亲的嗓子哑了，喊声弱下去，剩下哭泣声和寒风纠缠着，撕扯着。吹乱的头发上沾满了草屑，衣襟上的扣子掉了，花裤带蛇一样地垂下来。母亲的那个样子俨然是得理不要命的泼妇。母亲是一个矮小瘦弱的女人，向来是温顺的，连说话都是慢声细语、小声小气，母亲异常的举止让我想到隐藏着的人性的另一面。后来，母亲回忆起这件事，也总是说，怎么会那个样子？她不会轻易地提到这件事，母亲是要忘记这件事。不轻易地提及这件事，并不能说明她已经把这件事遗忘。
围拢的人多了。大家疑虑母亲精神有毛病，有人建议掐人中，有人嚷着扇耳光，还有人提出送镇卫生所。母亲反抗着每一双伸过来的手。
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有人喊，那不是帽子吗？
帽子静悄悄地躲在道坡子下面的灌木棵子旁边，无动于衷地仰着脸瞅着这一群人，也安然地瞅着母亲。母亲瘸着腿走出人群，下了道坡，拾起那顶帽子。母亲把帽子戴到我的头上，压了压帽顶，又正了正帽沿。背起竹筐，把我抱起来，谁也不理会，踏着人们的目光，渐渐走远。一路上，母亲搂着我，很紧很紧，仿佛我就是那顶容易被风偷走的帽子……
母亲没有陪伴我走完少年的时光，就急匆匆地一个人踏上了那条不归的旅程。有时候，我总是默默地想，如果母亲在，家会是别一番景象。但，那是怎样的景象，我又想像不出来。即使想了很多，即使梦了很多，都是徒劳，只是增加一份无奈的牵念。关于母亲的往事很多，独拿出这一件来，表达我对母亲的思念。清明节，在母亲坟旁，遍插柳枝，为母亲的坟培上新土，我还不会忘记折一顶纸帽，放在祭品边侧。我知道，母亲会在天堂惦念着儿女，她看到帽子，就收到了儿女们的来信，她就会放下悬着的一颗心，默默为儿女祈祷……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5期P38
不要等到……
阿德里安娜·贝略
不要等到想强坐优雅时才露出微笑
不要等到想要得到爱时才付出
不要等到孤单时才想起朋友
不要等到有了最好的职位时才去努力工作
不要等到失败时才记起他人的忠告
不要等到生病时才意识到生命的脆弱
不要等到完美的对象出现时才恋爱
不要等到要分离时才后悔没有珍惜感情
不要等到有人赞赏时才相信自己
不要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自己错了
不要等到腰缠万贯才准备帮助穷人
不要等到临死时才发现自己没有真正热爱过生活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5期P11
丑陋的声音
宋以民
一位日本女孩，自小就嗓音沙哑，同龄人都因她“丑陋的声音”而不愿与她交朋友。但这个女孩从未因此而郁郁寡欢，她一直积极而快乐地寻找着每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
终于有一天，她争取到了参加一个社团演出的机会。那次，日本著名的漫画家藤子不二雄恰好观看了这位女孩出演的话剧，女孩特异的声音立刻吸引了他。此时他正为筹拍中的卡通片《机器猫》中的主人公物色一名配音演员，而这位有着沙哑嗓音的女孩却让他如获至宝。女孩果然不负众望，她魅力无限的独特的声音伴着卡通片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世界各地。她成为了家喻户晓及孩童们争相模仿的天才配音演员。
这个女孩“丑陋的声音”不仅征服了世界，更让人看到了希望的力量。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没有永远被定格的“缺陷”。只要不放弃希望，就不会失去成为胜利者的机会。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5期P57
错过
争平
现在我仍然记得起那个得肺病的孩子，那个苍白瘦弱的初一同学。他坐在我的座位后面，那个位置使他的脚经常穿过课桌的空当踩到我。上课的时候，我听得最多的不是老师讲课的声音，而是他咳嗽的声音、吐痰的声音。因为他的肺病，班里的同学都拒绝跟他玩，拒绝和他讲话，所以我总记得他一个人坐在那个角落里，目光散漫而空洞。
但是他每天都要找我一起上学，他把我看成朋友。我们居住的地方实质上相距很远，但他总是绕道去我家喊我上学。他背着一个蓝花布制的书包，里面装着几本书，分量并不重，但他总是塌着腰，不住地咳嗽，一幅力不能支的样子。
人多的时候我就有点不喜欢他了，因为很多人都不喜欢他。我顺势而行，也故意和他拉开一点儿距离，他却不能察觉，依然热情地靠近我，执著地诉说着什么，但那时我已觉得烦躁了。
大家都觉得他脏，嫌恶地对待他，很少有人愿意接近他，他总是处于很孤独的境地。
一个群体对一个个体的疏远孤立是可怕的，它让人丧失正常的认知力和判断力。那时我很清楚地看到一个群体对个体拥有的那种权威优势和主宰力量，看到个体在这种群体力量的威压之下的胆怯和软弱、自卑和无助。在学校，他像一只幼鼠一样惶惶不可终日。
但他的功课却极好，各科均在前列，几何这门被我们认为最头痛的课程他学习起来却如鱼得水。数学老师每次发问，他总是率先举手，答案总令老师满意。他是试图以此建立自信，以此赢得他人的善意和友爱的。但这样做的结果使更多的同学敌视他，他发言完要坐下时，凳子就被人从后边抽去，结果他跌到地上，引来满堂的哄笑，笑声中充满报复的快感和阴谋得逞使得狂欢。
人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实际上我并不怎么反感他，但在人群中我对他的态度就变得暧昧不清。我虽然知道一个人在艰难时刻对友谊的渴盼，一份友谊对他是一种怎样的支持和温暖啊，但我就是不能当众给与他这一份友谊，我甚至当众也参与对他的起哄、攻击和伤害，参与拍手和哄笑。我冷漠甚至残忍地看着他受伤以后那种绝望的目光。
他是班里缺课最多的同学，有时上午的课还没结束，他就背上书包走了，下午就不来了，有时则是好几天不来。老师也很不满意，他来了就当这全班同学的面刻薄地指责他，对于这些他也不解释，垂着头发稀黄脸色苍白的脑袋，那细弱的脖子如同秋天枯萎的瓜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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