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6-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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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为时未晚。
接下来的4年，鲍勃·德诺特把自己的生活全部投了进去，全力以赴展开调查，他设法与联邦调查局的线人——德尔玛·戴维斯取得联系，此人曾与贝克维热交往甚密，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贝克维热曾当着他的面吹嘘自己逃脱了谋杀罪，德诺特说服他同意来出庭作证，不仅公众对此不解，检察官们也意见不一，大都持反对意见。对贝克维热两次审判均无结果，现在事隔30年，他已是一位步履蹒跚的七旬老人，而且重要证人、证据都已不在，重新审判不仅不会有结果，也没有任何意义，只会白白浪费纳税人的钱面对如此强烈的批评意见，德诺特并未退缩，他把这些“声音”记在笔记小上，既然公众这么想，那么陪审员中也一定会有人这么想 ——他们是从公众中挑选出来的，他要对此制定相应的辩护策略，以便在法庭上说服他们。同时这也让他更加意识到自已的困境——必须找出更多更有力的证据，才能将贝克维热送上审判席，才能在审判中取胜德诺特历尽艰辛，克服困难，先后从全国各地找到6位证人，证明贝克维热曾当着他们的面说过自己逃脱谋杀罪的话。他还从当年的报纸、旧资料中，找到贝克维热发表的宣扬种族主义、污辱黑人的恶毒言沦。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居然从他的前岳父——一位武器收藏专家——收藏的大量枪支中，找到了那枝用于谋杀的来复枪。这一戏剧性的发现，使得对贝克维热的第三次审判正式纳入法律轨道。
1994年1月25日——距谋杀发生已经相隔31年，拜伦·迪·拉·贝克维热第三次被送上审判席，从密西西比州各地区挑选出来的12名陪审员又一次坐在法庭上，倾听此案的审理。德诺特知道，这是寻求拖延已久的公正判决的最后机会。他也同样知道，时过境迁，现在的社会环境、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已与30年前大不相同，对这12名年龄和自己相仿的陪审员来说，那起发生在30年前的暗杀，就像莎士比亚戏剧一样，古老而遥远。怎么才能让他们认识到这场迟到的审判不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被告必须为他所犯下的罪行接受惩罚呢？
德诺特不愧为一名优秀的检察官。审判一开始，他就用富有感染力的声音，情真意切、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埃维斯中弹倒地，在鲜血中爬向自己家人，孩子们在一旁恸哭的凄惨场面，把他们的感情和思维都带到30年前，带到那起令人震惊的暗杀中。紧接着，他高声朗读贝克维热当年发表的演说词。在演说中，贝克维热声称美国的“黑鬼”就像棉花上的象鼻虫一样多，如果不清除掉，就会大口地吞噬棉花，造成大面积的破坏。然后，德诺特用时而平静、时而愤怒的语气，陈述犯罪事实，列举犯罪证据，以及给被害人一家造成的伤害。
陈述完毕，德诺特走到陪审团面前，针对他们心中的疑虑，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一个白人对黑人，而是…个人剥夺另一个人生命权的暗杀，是世界上最残忍、最卑鄙、最应受到谴责和惩罚的罪行。这种罪行是应该跨越种族的界限和时间的鸿沟的。难道因为他是一名白人，因为他已经70岁，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吗？难道仅仅因为这起谋杀发生在30年前，就可以不寻求公正，正义就得不到伸张了吗？不，不行！一个人必须为他所犯下的罪行受到惩罚！无论是谁，无论谋杀发生在现在还是过去，都给被害人的家庭和社会造成巨大的创伤，如果正义得不到伸张，伤口就得不到清洗。就会不断化脓溃烂。而正义的伸张、本案的公正就掌握在你们 12位陪审员手中！”
德诺特以饱含激情的演说、富于智慧的雄辩，征服了陪审员。经过10天的审判和5个小时的商议，1994年2月4日，陪审团作出一致裁决——被告拜伦·迪·拉·贝克维热谋杀罪名成立。这一次，他再也不能回家了。这是他为自己31年前犯下的罪行付出的代价。
摘自《读者》2006年第1期
大学学费：六十年间涨了多少
陈明远
近年以来，学费问题，特别是大学学费的问题，已经成了百姓家庭关注的焦点。本文考证了20世纪30年代我国大学学费的实际情况，并将历史和60多年后的现状做一比较分析。
虽然19世纪末年满清政府有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等设置，但实际上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我国才正式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20世纪20… 30年代，我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杭、广州和一些通商口岸等地区；大学制度和规模逐步走向现代化、正规化。此后20年间，我国各大学先后培养出了几十万名大专毕业的专门人才，成为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从此，进入大学校园读书，成了每一个平民子弟的梦想。
可怜天下父母心！有多少贫寒的家长，甚至是几代文盲的家长，为了让他们的孩子可以佩戴大学校徽而节衣缩食，含辛茹苦，作出令〃今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牺牲啊！一个催人泪下的典型，就是30年代阮玲玉主演的经典影片《神女》中那位〃她〃，为了培养儿子成为一个大学生，便以卖笑所得的钱，供儿子的学费。这部无声影片的解说字幕中写道：〃每当孩子回家向她讲述学校生活时，她的心灵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光彩。〃这是阮玲玉所创造的一个最灿烂的艺术形象；而《神女》也就成了中国电影史上流芳百世的杰作。
通常认为，在旧社会，上大学几乎是富家大户和贵裔子女的专利，一般劳动人民无力负担那样昂贵的学费，因而对于大学校门难以问津。
那么，20世纪30年代我国各类大学需要多少学费呢？当时一个普通家庭为了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负担多大的代价呢？恰好这就是我的研究项目，正可以用第一手史料准确地给出答案。
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分为三大类：国立大学、私立大学，还有教会大学。学费最便宜但是也最难考取的，是清华、北大、北师大、交通大学、中山大学这样一些主要由国家教育专款支撑的国立大学；而被称为〃贵族大学〃的协和、燕京、辅仁和上海圣约翰、沪江等等，这些具有西方（特别是美国）背景的非常洋气的教会大学，近乎为外国大学的分部，学费特别昂贵；另外一些借助捐赠和基金会补贴的私立大学，如天津南开大学、北平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上海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大学等，学费介于两者之间。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
我查阅了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其中第14条明文规定
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圆20圆，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第一期自9月至次年1月，交10圆；第二期自2月至6月交10圆。又，体育费每学期银圆1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年交费共22块银圆。宿费全免。
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一样。
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学费都是每学期10银圆，每年20银圆；但此外须交宿费12圆。
铁道部所属的交通大学（总部在上海、而在北平设有分部）的学费为每学期20银圆，每年40银圆。
又，1936年制订的《国立北平（北京）师范大学学则》规定：〃本大学不收学宿费〃，〃入学新生除办理注册手续外，须交纳保证金20圆〃，〃本大学学生所交纳之保证金于毕业（或病故）时发还，但自请退学或因故由学校令其退学者，已交纳之保证金概不退还。〃
全国各地的师范学校一律不收学宿费。
30年代教会大学的学费
我又查阅到1934年修订的《燕京大学本科教务通则》中关于纳费的规定：〃本大学学生，每学期须于注册时，依照下列费用表纳费：本科正式生学费55圆；特别生附习生学费每学分5圆（学生以学分为交学费标准者，每学期至少需交学费15圆）；宿舍费（电、炉、水等）20圆；医术费（药费另计）2圆；体育费2 圆；杂费2圆。这就是说，30年代燕京大学本科正式生的学费每学期银洋81圆，每年162圆。
此外一些著名的教会大学，如辅仁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以及广州岭南大学的学费，跟燕京基本上一样，每年大约160银圆。
30年代私立大学的学费
我还查阅到私立天津南开大学的学费。据吴大猷教授回忆：〃南开的经费，学宿费为一主要来源。学费每年60圆，宿费两学期30圆（每年共须交费90圆），这与国立大学（如北大）之学费每年约20圆钱，自是很高的；但与教会大学（如燕京、岭南等）比较，则是平民化的了。〃
北平市私立平民大学学费第一学期26银圆，第二学期25银圆，每年共51银圆；私立北平铁路大学（私立铁道学院）学费每学期29圆，每年58圆。
又，1934年制订的《私立中法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本科学生每年应该纳下列各费：（甲）学费全年30圆，分两学期交纳，每学期各15圆；（乙）实验费每学期5圆，不足补交，有余退还。此外，须交纳保证金10圆。〃这个学校是由留法预科改办的，不必住宿，所以学费比较低，合计大约45圆。
1934…1936年上海市最著名的四所私立大学，被公认为学费比较昂贵（因为当时上海市生活程度为全国最高）：复旦、光华、大同、大夏，所收学费如下
上海复旦大学每年学费100银圆；
上海光华大学每学期学费50银圆，每年100银圆；
上海大同大学每学期学费60银圆，每年120银圆；
上海大夏大学每学期学费45银圆，每年90银圆（以上如住校另收宿费）。
总之，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收费情况大致分为3种：国立大学每年约22…40银圆，师范类甚至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银圆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圆；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圆。
＇center＇30年代学费占平民家庭收入的份额 ＇/center＇
30年代我国民众各阶层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
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
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而私立大学或“贵族化”的教会大学，对于工农子弟来说确实是上不起的。特殊情况如清贫的青年周恩来能上天津南开大学，是因为减免学费的缘故。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三分之一；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怪不得当时有人说，教会学校是培养“高等华人”和“精神贵族”的温房；而北大、北师大则洋溢着“平民意识”。这是足以引发我们深思的。
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间阶层〃或者叫做白领劳动的〃中产阶级〃，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面就认为自己属于〃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参看《鲁迅全集》第4卷151页），他们正是劳动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时我国的大学生们多数来自这样的中间阶层。原因之一是这个阶层热爱知识，并且以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为社会服务；原因之二，是他们的劳动所得能够保障子女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一般说来，大学学费不高于他们一个月的薪金。他们中间，收入稍低的可以把子女送入国立大学，收入较高的可以把子女送入私立大学。我曾经统计分析了当时许多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本文因篇幅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