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之新中华帝国-第6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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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神话发动了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似乎又确证了东方神话。当大中华帝国作为优异文明或现世乌托邦出现在启蒙文化中时，中西关系在观念心理层次上对西方文化的巨大的“现实价值与神话般的力量”就实现了。中华帝国在社会生活方面，它是时尚与趣味的乐园，在思想文化上，它是信仰自由与宽容的故乡，在政治制度上，它是开明君主制度甚至哲人王的楷模。东方产生优异的文明。东方神话在中华帝国形象中获得了某种新的、现实的解释。启蒙运动是文化大发现的时代。启蒙主义者相信，对广阔世界的了解、能够使他们更好地认识与改造自身的文化。在启蒙理性的背景上，有一种深厚的乌托邦冲动与浪漫主义精神。他们不仅仰慕中华帝国的文明，甚至以伊斯兰文明批判欧洲文明。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在政治经济层面上扩张征服外部世界的同时，在文化上却敬慕颂扬这个正不断被他们征服的世界。在东西关系上，现实层次与观念层次的倾向完全相反，但又相互促进。对东方的向往与仰慕促动政治经济扩张，扩张丰富的东方器物与知识，又在推动已有的东方热情。两种完全相反的倾向又相辅相成，这就构成一种历史张力。
1750年前后，西方的中国形象随着西方整个的东方主义话语的转变而转变，这里除了东西现实权力关系的变化外，西方现代性文化结构自身的变化，也不可忽视。西方现代性从早期开放的解码化的时代进入逐渐封闭的再符码化时代。明显的标志是：一、“古今之争”尘埃落定，明确现代胜于古代，今人胜于古人；二、地理大发现基本完成，世界上再也没有未发现的土地，而在已发现的土地上，还没有人间乐园；三、西方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西方摆脱中世纪以来那种对神圣、对古代、对异邦的外向型期望与崇拜。西方文化视野从古代异域转向现代西方，价值取向也向心化了。启蒙哲学家在理性启蒙框架内构筑的世界秩序观念，是欧洲中心的。首先是进步叙事确立了西方的现代位置与未来指向，所有的异域文明都停滞在历史的过去，只有西方文明进步到历史的最前线，并接触到光明的未来。然后是自由叙事确立了西方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与优越性，西方之外的国家，都沉沦在**暴政与野蛮奴役中，最后是理性叙事，启蒙精神使西方外在的世界与内在的心灵一片光明，而东方或者整个非西方，依旧在愚昧与迷信的黑暗中。在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价值秩序中，中国形象逐渐黯淡了，马可·：波罗时代以来５００年间西方美化的中国形象的时代也结束了。
尽管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生成与变化，与西方现代扩张过程中中西之间力量关系的结构变化相关联，但建构中国形象的意义系统，最终来自西方文化本身，来自于西方的现代性意识与无意识。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现代性是一个核心概念。一则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出现在西方现代历史上，并且与西方现代历史具有相同的起点15；二则是作为西方现代文化自我的投射，西方的中国形象只有在西方现代性叙事语境中，才能够得到系统深刻的解释。西方曾在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时代开放的现代性叙事中赞美中国，又在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自足的现代性叙事中批判中国。启蒙大叙事16构筑的世界观念秩序，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对立范畴上，诸如时间的现代与古代，空间的西方与东方。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以欧洲为中心、以进步与自由为价值尺度的世界秩序，是一种知识秩序，每一个民族都被归入东方或西方，停滞或进步、**或自由的范畴；也是一种价值等级秩序，每一种文明都根据其世界与历史中的地位，确定为文明或野蛮，优等或劣等，生活在东方、停滞在过去、沉沦在**中的民族，是野蛮或半野蛮的、劣等的民族；还是一种权力秩序，它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扩张准备了意识形态基础，野蛮入侵与劫掠就成为正义的进步与自由的工具……
西方现代性文化构筑中国形象，重要的是确立中国形象在西方的世界观念秩序中的位置以及中国形象与西方文化在西方自我认同过程中形成的差异对立、优劣等级的关系。中华帝国在精神上是愚昧的、道德上是堕落的、政治上是**的、历史上是停滞的，与西方的现代性价值，诸如理性、素朴、自由、进步等完全相反。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形象的功能不是某种程度上反映或认识中国的现实，而是作为“他者”帮助确认了西方有关地缘文明的观念秩序。
如果说1250年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起点，1750年则是其间最重要的转折点。否定的中国形象出现于1750年前后，标志性的时间或文本，是1742年英国海军上将安森的《环球旅行记》出版与1748年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出版。《环球旅行记》介绍的那个贫困堕落的中国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分析的那个靠恐怖的暴政统治的中国，逐渐改变着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印象。此后的一个世纪间，邪恶堕落的东方**帝国的中国形象，在西方不断被加强。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没有明显的经济与政治效果，文化作用却很大，使团带回的有关中国的各种报道，足以“令中国人名声扫地”。半野蛮的**帝国沉沦在“卑鄙的暴政下”，行将覆灭，那里“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则敲诈勒索他人钱财”。鸦片战争爆发，西方的中国形象终于走到另一个极端，封闭、停滞、邪恶、堕落的鸦片帝国，沉入西方想象的东方黑暗的中心。
西方现代早期的那种外向超越、离心开放的价值取向，在启蒙运动中发生变化，18世纪后期出现的否定的中国形象，到19世纪达到**。这一阶段的中国形象特征，主要表现在东方**愚昧、停滞野蛮的中华帝国形象上。进步与自由又是西方现代性“大叙事”中的核心概念。中国形象作为“他者”，正好确定了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对立面：停滞与**。在西方现代文化构筑的世界观念秩序中，中国形象的意义就是表现差异，完成西方现代文明的自我认同。中国是进步秩序的他者——停滞的帝国；中国是自由秩序的他者——**的帝国。
文明停滞的中国形象出现于18世纪末，其出现的语境是启蒙主义以欧洲的进步为核心的世界史观。在这一语境中，他们确定中国文明停滞的形象，探讨停滞的原因，即可以证明西方文化的价值与优胜，又可以警戒西方文化不断进取，并为西方扩张与征服提供意识形态根据。西方曾经羡慕中国历史悠久，但很快发现，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同时也是一个停滞在历史的过去，正在堕入野蛮的国家。文明的悠久与停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当历史悠久同时意味着历史停滞时，荣耀也就变成了耻辱。孔多塞与马戛尔尼的中国观，出现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转折点上，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到的中国文明特征：停滞与衰败，以及停滞与衰败的原因：东方**主义的愚昧暴政。
第四章 一方诸侯 九章 删了，重新写的！转回视线（上）
黑龙小说网 更新时间：2009…8…1 10：09：07 本章字数：2247
ps：大家都不满意，那就重写一次，两章。→≈ 大伙也要照顾一下小弟的感受不是？写书不容易，有个想法出来了，不让写完是相当郁闷的。但小卒保证，自此一次，肯定吸收意见。
幸好现在不是1793年，马戛尔尼还没来得及去中国；幸好现在还不是1795年，孔多塞侯爵的影响世界二百年的巨著《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还没来得及出版，“人类不断进步”的历史观念仅仅是形成不久。一切都有的挽回。
1775年的欧洲，中国的形象正是处于一个历史的徘徊口，如同一架天平上，好与坏就是两个不相上下的砝码静静地放在秤盘中，或许“坏”的砝码已经稍微的重上了一些，当两者依旧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候，稍微的一点点分量就可以该变整个局况。
梁明的横空出世如同一股飓风，呼啸而来，不给人任何的准备，天平在飓风中上下颠晃着，但“好”的砝码却在大风中渐渐超过了对手。
用什么作为依据来衡量自己和对方的差距？不是高深的哲学，也不是古老的文明，是实力。战争是最好的衡量手段，只有胜利者才是值得学习的。这一点，从古到今一直是不变的真理。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梁明布下的两颗棋子从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克劳德？：卡尼基和肯尼兹？：森，作为亲身经历的二人他们的“见闻”为梁明做了做好的解释，至少将“东方撒旦”的帽子给摘掉了大半，剩下的一小半保留在西班牙人口中，当十月初五万西班牙人被杀的消息传回欧洲后，“东方撒旦”的绰号就永远停留在西班牙人的口中。
虽然成千上万的美洲土著居民倒在了欧洲人的枪口下，以百万计的黑人被其奴役致死，但白人被集体屠杀的事情还从未出现过，那可是高贵的白人啊！
梁明的凶狠报复给了欧洲人一记响亮的耳光，不过对于绝大多数的权贵们来说那不过是聚会中多出的一个百谈不厌的话题吧了，只有西班牙人。利益上和尊严上受到极大伤害的他们，在“中国潮”再次风靡欧洲大陆的时候，在无数场关于中国的辩论开展时，卡洛斯三世（1759年－1788年）发表了一道强硬的宣言，“为了西班牙的荣誉，他们要报复，严厉的惩罚那个邪恶的东方将军。”――三万陆军，四艘战列舰（一艘一级的，一艘二级的，两艘三级的），十艘护卫舰，将开赴东印度，到那里去挽回西班牙的荣誉。
这又是一件“趣事”，不是吗？两位勇敢的船长已经为欧洲带来了梁明准确的兵力，陆军不到三千人，海军实力低下，西班牙出动了三万陆军和一直巡防舰队，是重视？还是……
不过是再为欧洲诸国的权贵们添上一个可供谈论的话题吧了？而且是引不起太多注意的话题，因为现在他们中最好的话资是欧洲学者们的嘴仗，其中也少不了两位新晋的“明星”。
17、18世纪是欧洲崛起的世纪，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以欧洲为中心、以进步与自由为价值尺度的世界秩序，是一种知识秩序，每一个民族都被归入东方或西方，停滞或进步、**或自由的范畴；也是一种价值等级秩序。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扩张意识形态的基础，野蛮入侵与劫掠是为正义与自由的进步而做的必须准备，这一基调正在逐渐形成中。面对东方帝国的再次“强悍”出击，一场关于“中国印象”的论战是在所难免的。
孟德斯鸠是死了，但他的著作影响了太多的人；同样，伏尔泰也逝去多年，他的思想观念一样拥有无数的追捧者。“中国”的褒贬是否，再次牵扯紧了太多太多的学者。
克劳德？：卡尼基和肯尼兹？：森成为了夏秋两季最繁忙的人物，英法两国有太多的邀请等候着他们，有太多出名的学者需要询问他们，他们成为了两国上层社会的宠儿，或许授勋已经距他们不远了。
宗教之争、哲学与宗教之争、哲学与政治之争、政治之争，等等等等，克劳德？：卡尼基和肯尼兹？：森自然不会明白太多的深奥理论，双方邀请他们不过是需要他们口中的“实据”，但是连汉语都不会的两个商人又怎会有什么实据，就是有那也是梁明特意使人摆给他们的，于是真正的倾斜出现了。
三十年前（1745）的英国对中国无疑是极为崇拜的，如今取得了七年战争胜利后的英国同欧洲的其余国家一样开始了对东方的怀疑，现在肯尼兹？：森的到来使得众多学者有了“详实”的取证。
肯尼兹？：森对于中国的印象仅限于脑后的辫子，趾高气昂的官员和值钱的瓷器和茶叶，对于中国的实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