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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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思想家一样，完全沉湎于对称与均衡，把各种道德行为硬比作音符与波长。总而言之，派遣僧徒到异域取经与大开门庭欢迎远方来访之沙门大师，其裨益远逾于“拯救灵魂”。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接触，其用途及于哲学、文学、教育、科学、音乐、雕刻、油画和建筑。有些学者尚指出，在翻译梵文经典时，中国学者自此掌握了音韵上的原则，有助于此后唐诗发扬光大。其影响之所及如此广泛，最近若干中国之刊物乃指出“佛教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学家雷海宗甚至提出：自公元383年亦即淝水之战后，中国文化便进入了“鞑靼佛教”的阶段。
佛教之于中国，无孔不入，影响到生活的各个层面，旅游者可以自云冈、龙门和敦煌各处石窟参观时得到这种印象。初看起来，这些窟洞在沙岩壁上以蜂窝式凿成，不容易令人产生好感，其感动观者之处尚待进入石窟之后。每处佛像之多，均以万计。其最高大者在云冈，耳长即9英尺；其小者全部身长则不逾1英寸。不大不小之间有如人身长短者亦不计其数。室内尚有壁画：彩色像画在石窟顶上、柱上之浮雕和壁穴的全身雕像。以上三处之经营，均开始于魏晋南北朝中国分裂之际。可是敦煌在丝绸之路上，在以后各代的继续发展较其他两处完整。观光者可以看出千多年来佛教美术的进展。龙门的经营有唐代的工程，即使是云冈初创于5世纪的云冈石窟，内中一项工程即前后经营达40年。宗教题材之外，也有通俗故事和历史故事。经过艺术家安排之后，出现而为脸上的狞笑、手指尖的战栗和紧张的筋肉。学历史者周游之后，可从此得知古代的衣饰、纺织品的设计、乐器式样，甚至人种学上的面目。龙门有一窟构成于公元575年，壁上有当日全部的草药单方。
可是这些石窟看似各随己意的构成，而无全面的设计，也缺乏统一的尺寸。虽说有些设计，有皇帝皇后的资助，以替父母祈福而替本身争光，然其构造却摆在风吹雨打的壁上，所以令人屏息的壮观同时也是满目疮扉的，有如梦吃。这和法国亚眠（Amiens）和沙特儿（Chartes）教堂门前“石刻圣经”之整饬成为一种尖刻的对照。虽然如此，露天博物馆也真能表现佛教的性格，此乃一种在野之人的宗教，不借宗派的力量而能及于细民。它的神学宗旨，不必有待于苦修，可以立即发生顿悟之功效。同时它也可以为知识分子作为形而上思考的一种题材。它之五花八门也确曾使中国历代帝王在长时间内感到棘手。他们都希望利用佛教对全民的吸引力作为自己行政之工具，又怕它针对于来生再世的重点，如果经过一度提倡，足为社会的纪律而成为儒教者的一种牵制。
失落的三个多世纪
这分裂的期间是否成了中国历史里“失落的三个多世纪”？其答案因各人观点而定。此时历史的成分，缺乏向心的综合，却向侧翼大幅度地进出。自公元220年后汉之覆亡至589年隋朝的统一，当中的史迹并未缺乏逻辑，其衍变也绝非少数人物的贤愚不肖，有如过去的历史家之尽情褒贬，以及戏剧家之将他们的面孔涂白敷黑等所能概括。
以上我们已将历史上之负面因素指出，下一章则讲到重新统一的过程。只是到此让我再提及公元280年晋朝之入南京，当时的统一，不过昙花一现，无乃一种幻觉。至9世纪刘禹锡所作的诗，提及此事，才能因为有了历史的纵深，将当日的情景看得更真切。刘诗抄录于次：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遍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第九章统一的途径
正当五胡乱华，中原鼎沸之际，鲜卑拓跋氏也乘机进入长城以南，建立农业基地。淝水战后，拓跋珪成立北魏政权，这一新兴王朝，利用作战所俘虏的人口，拓展农业基础；并解除胡汉豪族的威权，直接向农户征税，扭转后汉以来地方割据的趋势，而逐渐推广其统治权，开启了中国长期分裂后再统一的契机。
拓跋氏是一种鲜卑民族，他们在中国中世纪的统一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贡献。今日的学者尚不能完全确悉他们这一人种的源来。他们好像操初期的突厥语，可是其中也仍有初期的蒙文字语和初期的通古斯字语。有些中国历史家指出，他们在公元3世纪之末来到中国北边的时候，拓跋的部落才刚脱离原始的公社组织，他们仍旧没有居室，没有文字，没有法典，很可能在和中国商人接触之前，尚没有私人财产。
拓跋民族和其他民族在公元2世纪由今日之东北向西南移动。公元258年，结盟的各部落在今日绥远的和林格尔集会，拓跋氏至此号称统率三十六部。在4世纪初期，他们夸称马上控弦之土20万，可是看来全部人口只60万，而很难能超过百万。310年，他们和晋朝的一位将领刘琨有了协定，后者需要他们的助力驱逐其他的部落，于是拓跋民族才开始拥有农业基地。
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
这胡汉的合作并没有成果，拓跋氏也暂时不见于经传。4世纪末，是氐、羌族出头的日子，他们征服了其他少数民族，拓跋氏亦在内。直到383年前秦领袖南攻东晋失败（淝水之战），拓跋民族才卷土重来，表彰其独立地位。386年，他们的领袖拓跋珪自称代王，以后又改为魏。魏乃周前初期的国名，这样的国名千百年后还要被很多此起彼伏的朝代抄袭沿用，主要是他们之所在承袭着昔日国家的地盘。有些类似的朝代袭用同一国名尚且前后重复。照着传统中国历史家的办法，我们即称这魏朝为“北魏”或“拓跋魏”。公元399年拓跋珪又径自升级称帝。他所创造的帝国共有12帝而连亘148年，直到534年分裂为东西两部为止。在这长期纷乱的期间，其影响所及尚且打破纪录。在历史上，这北魏或拓跋魏也不算在五胡十六国的十六国内。
在初期建立帝国的时候，拓跋民族以其为少数民族而无悠长的文化传统，注重以俘获的人口加强其农业基础。公元391年，拓跋珪与匈奴一部作战大获全胜，北魏纪录称：获马30万匹，羊400万头。匈奴的领导人物及家属共5000人全部被处死，余剩的部落民众一律发配到黄河河曲今日之包头附近，强迫改作农民，土地和农具由国家配给。迄至5世纪，同样的办法也照样施于其他的部落。公元398年，拓跋氏又强迫迁徙高丽和慕容（也属鲜卑系）民众10万，以充实他们的京师（在今日山西大同），各人也配给耕牛农具。413年开拓大宁时，拓跋魏皇帝亲自督导。
在京师附近，拓跋魏的领导阶层分为八部监督农业，其农场由国家经营。404年的官方文件称：当时的八部已无原有种族的界限；而440年的诏令，更指定有耕牛之户口，须将牛供无牛之家户利用，政府尚且规定后者以劳力偿付前者的办法。由此看来，如果其耕田人首先以国家农奴身份开始，不久即可逐渐取得小自耕农的身份。有些拓跋领袖之可成为大地主，并非不可能；只是证据具在，他们没有将国家地产之大部据为己有，也未将大量人口擅自改作佃农。
事实上拓跋魏因能直接征税于农户，才逐渐将其统治权推及于一个广大的地区。最初其朝廷派遣军官登记归附的人口，暂时收取布匹以代替正规之赋税；至公元426年才通令所有赋税全由州县官经手，其他的经理人众一律撤回。若不是那些可能从中作梗的人物，例如汉人之家族缙绅的势力及少数民族间之王公大臣，均已被解除威权，此项直接征税办法不可能付之实施。北魏5世纪的帝纪也记载着归附的户口，三千一处，五千三处，前后不绝。很显然的，后汉末年以来地方分权的趋势至此已被扭转。凡北魏不能以武力征服之处则从外加压力，使之归化。拓跋朝廷又能外御其他游牧民族如蠕蠕（柔然）的侵犯，内具恤灾救荒的资源，凡此都增加其本身之威信。然而前后看来，他们最初的决策：制造一个供应之基地，直接控制农业的劳动力，既残酷却又特出心裁，是其转换点。
迄至它本身崩溃之日，北魏朝廷所登记的纳税人户达500万户，更有人口2500万，这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可算作绝大的成功。
这异族入主的朝廷在5世纪末颁布了它最重要的法令。所有官僚的薪给数额公布于公元484年，这表示着在此以前北魏的财政仍脱离不了地方分权。同一通令也规定纳税以户计。每户按其家产及口数，分别列入三等九则之内。中等之户纳米20石，布2匹，附带生丝及丝织品。事实上这只是一般标准，实际征收数额有很大的出入，纳税之户也未必与分炊的户数全部符合。当日的文书即指出，有时50户登记为1户。中央政府只要求最上三则的户口之所纳缴送京师，其他的定额由大略的估计而得，执行时有待地方官之机动。这通令只表示从此以后管制加紧。
均田与府兵
一年之后，北魏又颁布其均田令。其原则乃所有的田土为皇帝所有，各人只因钦许而有使用权：每一男丁15岁以上受田40亩，妇人减半，奴婢及丁牛又有附加，以上系供耕种米麦之用，老免及身没归还政府。其他种植桑麻蔬果之田土另为一畴，可以继承且在限制之内得以买卖。
485年之均田令，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里程碑，以后只有详细数目字的出入，其原则经后继各朝代所抄袭，下及隋唐，施行迄至8世纪下半期，连亘约300年。同时北魏的民兵称为府兵制者，也成为以后各朝类似组织的初创规模。
不少读者看到上述诏令时通常会问起：以上的诏令所述，均田是一种限制还是一种保证？是一种希望之目标还是立即兑现的规则？其施行之程度如何？地方官是否动手分田，而将逾额数没收？即使是最具才能的历史家，也无法斩钉截铁毫无犹豫地回答。我们仅能从侧面的资料，再依据猜想，才能回答这一类的问题。基本上，任何有关全帝国之诏令只能广泛地措辞，当官僚将其在乡村间付诸实施的时候，文中一致的标准，通常要超过实际上能施行的程度。当然，对皇帝的诏令，所有从事者必须尽其全力照办。可是一项要求不能实际做到时，其数字可能遭到窜改，其条文可能因权宜解释而打折扣。换言之，全国一致的要求在下层组织必遇阻碍，即最有效的警察权亦对之无可如何。而运用金钱管制以保障政策执行的方法，又不能在这时代开始。一个具有同情心的读者，也可从此看出，这样的传统对现代中国的经理成为一种严重的负担。
根据前后事迹看来，5世纪以来的均田不能算作失败；因其目的在于创造一种基层组织，使大多数的小自耕农纳税当兵，从这方面看来，此设施尚且可以认为是绝大的成功。均田又不像王莽的纸上文章，其执行者为一个新兴的军事力量，其环境为长期战后之复原，各方面都视之为一种解脱。事实上公元485年的均田令，从未认为“应有”系保障其“必有”。令内指出，如果地域内土地不敷分配时，其亩数可能减缩，受田者也可请求离“狭乡”而去“宽乡”。所以耕地国有不过具备法律上的基础，授权于官僚组织，作为他们强迫实施政令的凭藉，至于详细的情形，则无法作全国一致的论断。土地之为国家所有，并不是立案的原始目的。
现存的文件证实了以上的推论。大地主在这时代仍存在着，不过那是例外，而不是一般的情形。逃避税役也仍无法严格地对付。例如赋税对独身者有利而对已婚者不利，则绝大多数纳税人全报未婚。可是这纪录却也表示一般增加纳税人登录的目的已达到。8世纪两个边防区域留下的文件，在本世纪后出土，其所载也与上述情形相符。
重建社会组织
拓跋魏在公元486年颁布的另一诏令，更有打破豪宗大姓之垄断，而构成本身所主持的地方组织的功效。这诏令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由地方官指派邻里党长，于是政府有其指挥系统可下达于细民。同时新税则也以一夫一妇为一“床”，而责成其出米2石，布1区。很显然的，上述地方组织，赋税和土地所有制都彼此联系。这些法规以一种人为的观念从下至上地将整个帝国组织起来。
传统中国作者在处理这节历史的时候，通常着重中国文化的功效，认为中国的文物终能感化异族，使他们效法华夏的长处。当然，以官僚组织治理农村大众是有其内在的沿革，不可能自游牧民族创始，这说明了何以拓跋民族要经这么长的期间，才能掌握当中的技术去治理一个华化的大帝国。
当486年的诏令生效之日，正是拓跋珪称代王后的100年，同时拓跋魏在大同设太学祭孔子